本讲的目的—1—5世纪的特征——国家和政府的日益集中化——第一，关于法国——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形成——路易十一的政府——第二，关于西班牙——第三，关于德国——第四，关于英国——第五，关于意大利——国家对外关系和外交的起源——宗教思想运动——贵族改革的尝试——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宗教会议——民众改革的尝试——约翰·胡斯——文学的复兴——对古代的仰慕——古典学派或自由思想者——一般活动——航海、发现、发明——结论

先生们，我们已经踏在现代史的门槛上——我们所属的这一社会的门槛上。这一社会的体制、想法和生活方式在40年前是法国的，现在仍是欧洲的，仍然在我们经历了革命引起的变化后对我们产生强大的影响。我曾提到，16世纪是现代社会真正的开始。在进入这一世纪前，我请诸位回忆一下我们已走过的路。我们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曾找到构成今日欧洲的全部主要因素。我们看到这些因素独立地为了各自的利益壮大起来，各显特色，扩充力量。在历史早期，它们一直处于分隔、孤立的状态，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它们刚刚到达这一境地——封建制度、市民、教士各自有了自己独特的形式和地位，我们就看到它们互相接近，汇合，走向一个共同的政府。为了这一目的，欧洲各国尝试了国内并存的各种制度，向神权制、贵族制、民主制、君王制求索政治和精神上的结合，社会统一的原则。这些尝试目前都失败了。还没有一种体制或势力能掌握全社会，从而保证一个真正的符合民意的命运。我们发现，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共同的利益和想法，一切依然太特殊，太个别，太地方性。必须长期致力于集中化才能使社会的发展和凝聚同时并举，成为一个既伟大又正规的社会——这是社会所企望的目标。这就是14世纪末欧洲的状况。

欧洲自身毫不了解我在前面向你们说明的这一处境。它不清楚究竟自己要什么，求索什么，然而它一直在探索，就好像它知道似的。14世纪结束了。欧洲自然而然地，又好像是本能地走上了集中化的道路。向着这一结局靠近就是15世纪的特征：不停地建立共同利益和想法，消除特殊性和地方性，联合起来提高生活和才智，总之，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创建国家和政府。这一创举的发生有待于16、17世纪。15世纪是准备阶段。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正是这一准备工作——在暗中默默进行的使社会关系和思想集中化的工作。它是未经筹划或设计的，事态的自然的发展进程。

于是，人类在执行一项他自己没有想到、也不一定懂的计划中前进。他是一个具有才智和自由意志的工匠，在制作一件不属于他的作品。他要在到达以后，当这件作品在现实中展现自己时，才会认出或了解它，也许到那时候还不完全了解。然而，这确实是他的作品，是他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自由而完成的。设想有一架很大的机器，只有一个人知道它的功用。机器的各部分交由不同的、分散的、互不相识的工人操作。每个人并不知道整体的工作是什么，会取得什么具体的总的成果，然而每个人都施展了才智和自由，以合理和自愿的行动去做他担负的一份工作。上天为世界设下的、由人自己来实施的计划正是这样的。两个事实就这样共存于人类文明史中：一方面是天数，非科学和人类意志所能掌握的；另一方面是人的才智和自由所产生的作用，是他出于自愿，随从自己的思想和倾向而取得的结果。

为了正确理解15世纪——对这一现代社会的序曲有一个清晰精确的了解，我们要把事实分类。首先探讨的是政治事实，即导致国家和政府形成的变革。然后再来看看精神方面的事实，观察思想和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从中推断出人心的归向。关于政治事实方面，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将逐一检查欧洲各大国，以便看到它们在15世纪始末的不同情况，在这一世纪中的经历。

先从法国开始。14世纪后半至15世纪前半是你们都知道的与英国人交战的民族战争时期。这是法国反对外国统治、谋求民族独立和法兰西称号的年代。快速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到，尽管有分歧和通敌行为，法国社会各阶级如何同心协力参加到斗争中去，封建贵族、市民、甚至农民的爱国热情何等高昂。这一事件深得民心的特征，即使别无其它事例作证，单单由贞德的历史来说明，就绰绰有余了。贞德来自人民，鼓舞和支持她的是人民的情感、信仰和热情。她受到宫廷和军队头目的怀疑、轻蔑、甚至敌视，但她得到士兵和人民的拥护。派遣她去救援奥尔良市的是洛林的农民。没有其它事件更能说明这一战争的人民性和全国的态度。

法兰西民族性的形成就这样开始了。在瓦卢瓦家族统治开始之前，法国是封建性质为主的国家，不存在法兰西民族，法兰西思想和法兰西爱国主义。 自瓦卢瓦起开始了真正的法国。通过瓦卢瓦国王们的战争，他们命运的各个阶段，贵族、市民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由一种精神纽带联合起来了——共同的名称、共同的荣誉、克敌制胜的共同愿望。但不要以为可以从中找到真正的政治精神，或在政府和体制中找到我们今天思想认识中的那种体现统一的目的。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所谓统一只在于国家名称、民族荣誉以及国家有自己的王室，即不论谁当国王，只要不是外国人就行。与英国的斗争就是以这一方式促进了法兰西国家的形成，推进了它的统一。在精神上创建国家，发展民族精神的同时，法国也可以说在物质上建立起来，那就是它调整、扩张、加强管理它的领土。法国版图上的大部分省份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合并进来的。在查理七世治下，并入了被英国人占领过的诺曼底、昂古穆瓦、图赖讷、普瓦都、圣通日等省。路易十一世时期，并入10个省，其中3个后来失而复得，计有鲁西永和塞尔达尼、勃艮第、弗朗什-孔泰、皮卡迪、阿图瓦、普罗旺斯、曼恩、安茹及佩尔什。在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世统治期间，安妮先后和这两个国王的婚姻为我们带来了布列塔尼。于是，在同一时期内，同一事态的进程中，国家领土和民族精神的建立并驾齐驱。法国在精神和物质上共同扩大和统一起来。

再说说政府的情况。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实和趋势。法国政府的缺乏统一、联系和力量莫过于查理六世和查理七世初期的时代。在后者统治末期，一切大为改观。可以明显看出政权有所加强、扩大、更有条理，一切治国的重要手段——税收、军备、法律——都有大规模的建树，而且大体上保持一致。这是建立常备军的时代，成立了以职业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和弓箭步兵队。查理七世利用这支军队在那些战后仍遭乱兵破坏掠夺的省份里恢复秩序。当时的历史学家都对这些军队起的奇妙作用感到惊奇。同时，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人头税，变成了永久性的税项。这对人民的自由是严重打击，但大大有助于政府的正规化和增强力量。同时，政权的一大工具，司法管理，也有所扩大和建树。议会的数目增加了，在很短时期内组成五个新议会。路易十一世期间成立的有：格勒诺布尔（1451年），波尔多（1462年），第戎（1477年），以及路易十二时期的鲁昂（1499年）和埃克斯（1501年）。巴黎的议会在司法管理及其政策的制订方面也大大加强了重要性和坚定性。

就这样，在构成政府实质的军事、税务和司法方面，15世纪的法国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长久和正规的性质。公权肯定无疑地取代了封建权力。

同一时期内，另一个极为不同的变化也在发生，不那么显而易见，历史学家们也更少重视，然而其意义也许更为重大。这就是路易十一在治理国家的方式上引入的变化。

关于路易十一与国内高层贵族之间的斗争，他对贵族的贬抑，对市民和下层阶级的青睐，有过不少记述。其中不乏真实性，但一大部分是夸大其词的。同样真实的是，路易十一对各阶级的不同对待往往对国家有损无益。但他做了更重要的事。在他以前，政权的行使几乎完全靠武力和物质手段。说服、谈话、引导思想，一言以蔽之，谋略，一向不为人所重视。谋略固然含有虚伪和欺骗，但也有驾驭人心、深谋远虑之妙。路易十一在他的治国方法中用智力代替物质手段，机智代替武力，意大利式的谋略代替封建方法。让我们看看这一时期我国历史上两个一直在较量的人物：莽汉查理和路易十一。查理是旧统治方法的代表，一味暴力从事，动辄兵戎相见，不知忍耐，攻心为上，以使人为自己所利用。而路易十一正相反，他乐于避免用武，以说服为能事，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乘虚而入。他既不增减机构，也不修改制度，只是采取隐蔽的方法，权势的策略。更大的变革还有待于现代政治来试验，那就是要把公正引进政治手段中，也引进政治目的中去，以公正代替自私，以宣传代替蒙骗。然而，放弃经常动用武力，发挥智力优势，以心服人，避免生灵涂炭，这是进步的迹象，无可置疑。路易十一以他过人的智力是首先使用这一方法的人，虽然他犯下不少罪行和错误，并非一个善良的人。

说过法国，再说西班牙。那里的事态发展具有同一性质。15世纪也是西班牙民族统一形成的时代。格勒纳达王国的覆灭结束了基督徒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长期斗争。而且，由于天主教徒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联姻，使两个主要王国，卡斯蒂尔和阿拉贡联合在同一统治之下，国家更集中化了。同法国一样，王权有所扩大和加强。王权的支点不是议会，而是一个更为严酷的机构，有一个更惨痛的名字，那就是宗教法庭。这个机构开始时不是它成熟后变成的样子，但已伏下了祸根。起先它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为了维持秩序而不是保卫信仰。西班牙与法国可比的地方不仅在制度方面，也在人的方面。天主教徒费迪南的个人和他的统治与路易十一相似，只是少一点谋划心计和忙碌而已。我不屑做牵强附会的比较，但这里做的对比，在一般事实和细节上，都是很贴切的。

德国的情形也一样。到15世纪中叶，1438年，奥地利王室重返神圣罗马帝国，于是帝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久性。后来的选举只不过起了批准这位世袭继承人的作用。到15世纪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重振家势，正常发挥中央权威。查理七世首先在法国建立常规军队，马克西米利安在他的国家内依法炮制。路易十一在法国创设邮政，马克西米利安把它引进德国。文明进步的产物同样在各国兴起以巩固中央政权。

15世纪的英国历史由两大事件构成：在国外是与法国的抗争，在国内是玫瑰战争。如此不同的两场战争导致同一结果。对法战争得到英国人民的热情支持，而这一支持只对王权有利。早已善于限制国王军力和供应的英国人在这一时期中却毫无预见向国王敞开供应。一项重要的税收，关税，从亨利五世登位之日起就交给了他使用，一直到他去世。在国外战争结束时，或快结束时，一场内战，其衅端与外战有关，继续进行。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争夺王位。这场血腥的战争结束时，英国的高层贵族已经精疲力尽，无法维持昔日的权力。大贵族们的联合不复能左右王位的归属。都铎家族的亨利七世于1485年登上宝座，于是开始了政治集中、王权胜利的时代。

意大利没有建立君王制，至少名义上没有，但从结局来看，有没有无关紧要。到15世纪，一些共和国纷纷覆亡，即使有的仍保有此名义，大权已落到一两个大家族手中，共和生活灭绝了。在意大利北部，所有的伦巴第共和国都并入了米兰公国。佛罗伦萨于1434年落入了梅迪奇家族的手中。热那亚于1464年沦为米兰的属国。大部分共和国或大或小，都由一些显贵家族执政。不久，外国的帝王又染指意大利，在北部控制了米兰人，在南部攫取了那不勒斯王国。

不论我们将视线移到哪一个欧洲国家，注视它的历史的哪一部分，是关于国民的，政府的，制度的或整个国家的，我们都会看到旧的社会因素和形式行将消失，传统的自由权利在消亡，新的、更为集中的、更正规的权力在兴起。旧欧洲的自由权利的衰亡令人深为悲哀，同时也引起一些人的痛心疾首。在法国、德国，尤其是意大利，15世纪的爱国者面对这场可能带来全面专制暴政的革命表示深恶痛绝，强烈反对。对他们的勇敢不能不表示钦佩，对他们的悲哀，不能不表示同情。但必须了解，这场革命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有益的。原始欧洲的制度、旧的封建和地方性自由权利不能维系社会。社会生活的关键在于安全和进步。任何制度若不能在当前维持秩序，在将来取得进步，那就是坏的，不能长久。这就是15世纪的旧政治形式、旧欧洲自由权利的命运。它们不可能为社会提供安全或进步，必须求助于其它原则，其它手段，才能取得。这就是我刚向你们展示的这些事实的意义。

另一个事实也发源于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政治史中具有重要地位。从15世纪开始，各国政府间开始建立起经常的，正规的，永久性的关系。一些重大的联盟第一次在欧洲形成，无论是为了战争还是和平，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均势体系。15世纪是欧洲外交的开始。到世纪末，可以看到欧洲大陆上的大国、教皇、米兰的公爵、威尼斯人、德国的皇帝以及西班牙和法国的国王都在联络、谈判、联合与相互抗衡。当查理七世发动远征军去征服那不勒斯王国时，西班牙、教皇和威尼斯人缔结联盟与之对抗。几年后，1508年，成立了对抗威尼斯人的坎布雷联盟，继此又有1511年针对路易十二的神圣同盟。所有这些盟约都起源于意大利人的权术、君王们霸占意大利的愿望以及唯恐别人称霸的恐惧。这一新事物对王权的发展非常有利。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外关系的性质，建立这种关系只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性。另一方面，普通人民缺乏预见，这一类联盟造成的后果非他们所能了解，引不起他们的关心，于是听任中央政权去裁夺。所以，从一开始起，外交事务就由君王执掌，而且外交是君王的专权，国民无需过问的想法——尽管作为自由民，他们有权参与制订税赋并干预其它事务，这种想法如同一项既定原则，一条不成文法，几乎在所有欧洲人的头脑里扎下了根。翻开英国历史到16、17世纪的篇章，可以看到这一想法所起的作用。在伊丽莎白、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这种想法使英国人的自由权利遇到多少障碍。正是以这一原则的名义，宣战议和、商务关系及其它外交事务都成了君王的特权，独裁权力以此为辩解而不顾国民的利益。国民一直不敢对此特权提出异议，因而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因为从我们现在讨论的时代即16世纪起，欧洲的历史基本上是外交的历史。将近三个世纪以来，对外关系一直是历史上的重要事实。大陆上各国已有章法可循，国内政治至少不再引起暴力动乱，也不再吸引公众的活动。引人注意、充斥史书的是对外关系、战事、谈判、盟约。于是，国家的命运一大部分都委于君王特权和中央权力了。

然而，事情也不得不如此。若要公众有效地参与这类事务，文明还需迈出一大步，智力和政治技巧还需更大的发展。16至18世纪内的民众还不具备必要条件，只要看看17世纪初发生在詹姆士一世统治下英国的情况就知道了。詹姆士的女婿，一位选侯，当选为波希米亚国王，失去了王冠，甚至他的世袭侯国也被剥夺。整个新教世界关注他的处境，因此英国也表示了强烈关注。英国舆论大譁，逼迫国王詹姆士支援他的女婿复国。国会大嚷要开战，答应筹措军费。詹姆士不愿出兵。他回避这件事，做了一些谈判的尝试，派往德国一些军队，然后回来告诉国会需要90万英镑，此举才有可能奏效。没有人说国王夸大了估计，看来事实也并非如此。可是国会对此巨额费用惊恐退缩，很不情愿地批准了7万英镑来为一个千里以外的君主复国复位。公众在这类事情上表现的政治无知和无能于此可见。那时候，他们还不具备经常或有效地进行干预的条件。这就是外交大权集中于中央的主要原因，只有中央政权才有此条件。当然，我不是说他们处理外交总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远非如此，不过多少有些连续性并切合实际一些。

不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观察这一时期的欧洲政治历史，内政、外交、战争、司法、税务等等，我们都发现同一特征，即趋于集中、统一、有组织性、以公利和公权为主的倾向。这就是15世纪在默默做的工作。还没有显著的成果，也没有使社会发生真正的革命，可是正在为此铺平道路。我现在要向你们展示另一性质的事实，一些与人的思想、共同认识的发展有关的精神领域内的事实。我们会看到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结局。

先从我们常在讲的一类事实说起。这类事实以不同的方式在欧洲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即与教会有关的事实。一直到15世纪，我们还从未见到在欧洲除宗教思想外有过真正能影响人民大众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我们看到只有教会才有权支配、传播、规定这样的思想。确实，常有闹独立，甚至搞分离的尝试，教会要费不少力去克服。到目前来说，教会还是把它们压倒了。教会所排斥的思想未能在人们头脑中普遍和长久地扎下根来。阿尔比教派遭到粉碎即是一例。在教会内部，分歧和争执也经常不断，不过未造成有决定意义或重大的后果。到15世纪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事，新的思想，公开要求改革的呼声，震撼了教会。14世纪末，15世纪初是西方教会大分裂的年代。结果教廷迁移到阿维尼翁，又出现了两个教皇，一个驻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两个教皇之争即是所谓的西方大分裂。它开始于1378年。1409年在比萨召开的宗教会议意欲结束这一局面，同时废黜两个教皇，另举第三个，亚历山大五世。大分裂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升温了，两个教皇变成三个，混乱和腐败继续增长。1414年在西吉斯蒙德皇帝号召下召开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会议并非要选出新教皇，而是要改革教会，并首次宣布全体代表会议具有不可解散的性质，其权力高于教皇。会议着手在教会中牢固树立起这些原则，革除教会中的腐败，尤其要改革供养罗马教廷用的贡赋。为此目的，会议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称的调查委员会，也就是改革团，由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改革团负责调查有哪些腐败行为玷污了教会，如何纠正，要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再由会议讨论实施办法。正当会议忙于此事时，又出现了争论不休的问题：会议是否可以在没有教会领袖出席、没有教皇支持的情况下进行整治腐败的改革。答案是否定的，这一决议是在罗马派的影响下通过，受到诚实而胆小的人的支持。会议于1417年选出了新教皇，马丁五世，要求他提出一份改革计划。计划没有通过，会议就此解散。1413年为了同样目的在巴塞尔召开新的宗教会议，继续康斯坦茨会议的改革工作。同样失败了。会议内部就像基督教一样发生了分裂。教皇把会议迁到费拉拉，后来又迁到佛罗伦萨。一部分高级教士拒不服从，留在巴塞尔。就像以前有过两个教皇一样，现在又有了两个宗教会议。在巴塞尔的会议继续改革计划并选出自己的教皇菲利克斯五世。过了一段时间，会议自行迁到洛桑，1449年解散，一事无成。

就这样，教皇打了胜仗，把握住了战场和教会的统治权。宗教会议没有完成它要做的，可是却做了它没想要做的，而且留下了效果。在巴塞尔会议改革尝试失败的时候，君王们抓住了会议宣布的思想和提出的制度。法国的查理五世根据巴塞尔会议的法令拟定国务诏书，于1438年在布尔日公布。诏书宣告：主教必须由选举产生，废除“初果税”，革除教会内的积弊陋习。国务诏书被宣布为法国的国家法律。在德国，美因兹的议会于1439年采纳诏书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项法律。于是，宗教权威的不成功尝试由世俗权威完成了。

可是改革计划又遇上了新的挫折。国务诏书就像宗教会议一样终告失败。它在德国突然夭折，议会于1448年，经过与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谈判，废弃这一法令。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也放弃了它，代之以他与教皇利奥十世的协定。君王们的改革不比教士的更为成功。但千万不要以为它完全消亡了。就像宗教会议留下了影响，国务诏书也留下了它的效果，在现代历史中发挥重大作用。巴塞尔宗教会议定下的原则是强劲而有生命力的。才识卓越的人、思想活跃的人采纳并支持这些原则。15世纪一些杰出的人士，如巴黎的约翰、达伊、热尔松等竭力维护它们。宗教会议无妨解散，国务诏书无妨废弃，它们所订的教会管理的总原则以及必须进行的改革在法国扎下了根，绵延不绝，并进入了议会，成为强大呼声。在它们的影响下，首先产生了詹森教派，后来又有了高卢教派。这一系列旨在改革教会的准则和努力，由康斯坦茨会议发起，以博叙埃主教的四点主张结束，都出自同一源泉，奔向同一目的，是同一事实的相继演变。15世纪的合法改革的尝试尽管失败了，它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它的巨大的间接影响，未尝稍减。

宗教会议寻求合法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阻止一场革命。差不多在比萨会议试图结束大分裂和康斯坦茨会议进行教会改革的时候，民众的宗教改革运动首次在波希米亚猛烈爆发。约翰·胡斯的预言和历程始发于1404年他在布拉格传教的时候。在这里，两个改革运动并驾齐驱。一个来自教会内部由教会权贵进行的，一个明智而又羞羞答答、胆怯的改革。另一个发自教会以外，反对教会的、凶猛而热烈的改革。这两股力量和两种意图进行了较量。宗教会议把约翰·胡斯及布拉格的哲罗姆传到康斯坦茨，宣布他们为异端和革命者。这样的事我们今天完全能够理解——两个同时发生的改革运动，一个来自政府，一个来自民间，相互对立，却有共同渊源，同样目的，一句话，殊途同归。这正是15世纪发生的事。约翰·胡斯的民众改革运动暂时遭到窒息。他死后三、四年就爆发了胡斯信徒的战争。战争持久而剧烈，可是帝国最后还是赢了。但是只要宗教会议的改革未获成功，它追求的目的未能达到，来自民间的改革就酝酿不息，伺机而动。这一机会于16世纪初出现了。假如宗教会议进行的改革得以实现，那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也许就不会发生。但两者中必有其一会成功，它们的同时发生说明这一必然性。

这就是15世纪末欧洲有关宗教的情况——宗教权贵尝试改革未获成功，民间改革开始、受挫、伺机再起。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骚动，不仅限于宗教信仰领域。你们都知道，在14世纪期间，希腊和罗马的古代遗产在欧洲可以说是复活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他们的同时代人是如何急切地搜寻希腊和罗马的文稿来印发传播；这一类的小小发现又会引起多大的轰动和喜悦。

在这样激动的气氛中，欧洲产生了一种学派，对人类思想的发展具有一般人未予充分估价的重要性。这就是古典学派。让我事先告诉你们，不要把我们今天赋予这一词的意义加在它身上。它不是一种文学系统或论点。那时候的古典学派不仅对古人如维吉尔和荷马的著作，而且对整个古代社会，它的制度、见解、哲学和文学都怀有热烈的仰慕之情。必须承认，古代在政治、哲学和文学方面比14、15世纪的欧洲要优越得多。因此，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使众多思想高尚脱俗、有所追求的人，由于厌恶本时代的粗野习俗、混乱思想和野蛮方式而致力于研究甚至崇拜一个正常而发达的社会，这是不足为怪的。于是15世纪初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批自由思想者，其中包括高级教士、法学家和学者。

这期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东罗马帝国覆灭。希腊难民逃往意大利，带来了更高深的古文化知识、大量文稿和无数研究古文明的新方法。可以想像，这使古典派人士对古代的景仰热情倍增。这是高层教士飞黄腾达的时代，尤其在意大利，倒不是说他们的政治权力，而是说他们的奢华和财富。他们洋洋得意，沉湎于骄奢淫逸的文明所提供的乐趣之中——喜爱文学和艺术，热中于社交和物质享受。看看这个时代在政治和文学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例如红衣主教班博。令人惊讶的是穷奢极侈与才智发展并举，娇弱与胆识兼有。回顾这一时代，察看它的思想和精神状态，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18世纪的法国，同一种对新知识、新思想刺激的追求，同一种对轻松愉快的生活的喜爱，同一种娇弱淫逸的风气，同一种政治魄力和道德信念的贫乏，而思想却又出奇的坦诚和活跃。15世纪的文人学士与教会高层人士的关系一如18世纪的文人和哲学家与大贵族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见解和生活方式，和谐相处，对周围正在酝酿中的动荡置身事外。15世纪的教会显贵，自红衣主教班博开始，肯定不曾预见马丁·路德和卡尔文会出现，就像宫廷中人想不到会发生法国大革命。情况何其相似。

概括说来，15世纪在精神领域有三大事实：一，教会本身发起的改革教会的尝试；二，民间发起的宗教改革；三，学术界的变革，产生了自由思想者学派。这些转变发生的大背景就是欧洲最重大的政治变革，即人民与政府的集中化。

然而，远不仅此而已。这是人类最重大的外向活动的时期，是航海、冒险、发现和各种各样发明的时期。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的远航，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好望角航线，哥仑布发现美洲，欧洲商业的发展，都发生在同一时期。还有许许多多新发明问世，有些本来只在小范围内为人所知的发明现在推广通用了。火药改变了战术，指南针改变了航海技术，油画技巧的发展使欧洲布满杰作，而1460年发明的铜版雕刻复制和传布了这些杰作，亚麻纸成了普通物品，最后，印刷术于1436年至1452年间发明。印刷术，这一多少华采辞章和老生常谈的题目，它的好处再多的辞章和常谈也是道不完的。

你们看到了15世纪的重要性和它的活动——其重要性仅部分可见，而活动的效果尚未充分发展。暴力的改革运动似乎未能成功。政府加强了力量，人民趋于平息。可以认为社会将享有更好的秩序，取得更快的进步。但是，16世纪的强大革命已迫在眉睫。15世纪是它的准备阶段。这些革命将是下一讲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