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的目的——纵观欧洲文明史——它的独特的基本的性质——此种性质开始出现的时代—1—2世纪至16世纪欧洲状况——十字军运动的性质——它们的精神和社会原因——到13世纪末这些原因不复存在——十字军运动对文明的影响

先生们，我尚未向你们解释过我的课程的完整计划。我在一开始曾提出课程的目的，然后回顾了一下欧洲文明，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没有同时向你们指明出发点、行程路线和港口，即起始、中程和终点。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一个时代，在这时作一次全面观察，把我们研究的领域作一次总的描绘，已是十分必要。我们在此以前讲过的那些时代在某种程度上都能自己说明自己，或者有紧随和明显的结果提供解释。我们即将讲到的那些时代却不容易理解，甚至引不起浓厚的兴趣，除非把它们和它们最间接和遥远的后果连接起来考察。

在这样一个包含广泛的研究中，有时候我们会不愿意再向前探索，因为前面是一片茫茫和黑暗。我们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到了什么地方，向何处去。这正是我们现在的感觉。我们正在接近的时代是不可理解的，它的重要性也无法体会，除非把它和现在联系起来。它的真实意义只有到后来才显露出来。

我们已掌握几乎全部欧洲文明的主要因素。我说几乎，因为到目前，我还没有向你们讲过君权。君权发展的关键时刻在12世纪，甚至13世纪中才到来，君权的体制到那时才真正建立起来并开始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它的地位。所以在此以前没有讲到它，但它是我下一讲的题目。除此以外，我必须重复一下，我们已经浏览了欧洲文明中所有的重大因素：你们看到了封建贵族、教会和自治市镇的诞生；看到了与这些事实相应的体制；不仅体制，还有这些事实在人们头脑中唤起的思想和原则。因此，在讨论封建制度时，你们正置身于现代家庭的摇篮边，家庭生活的火炉旁，你们懂得了个人独立的强烈情感和它在我们文明中所占的地位。关于教会，你们看到了纯宗教社会的兴起，它与世俗社会的关系，神权政治的原则，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宗教迫害的起始，要求信仰自由的先声。市镇的兴起使你们看到了不同于封建制度和教会的另一种社会结合的原则，各社会阶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斗争，现代市民最初的也是深刻的特征——胆小怕事和生气勃勃的精神共存，煽动蛊惑和遵守法制的精神并行。总而言之，一切有助于形成欧洲社会的因素，社会迄今的情况和它蕴藏的可能性都已呈现在你们眼前。

现在让我们去到现代欧洲的心脏部位，我不是指我们见到的经过了巨大变化的当今欧洲，而是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要问，你们能认出刚看到的那个12世纪的社会吗？多么奇妙的差别啊！我已经讲过了两个时代的城市间的差别，继而我试图使你们认识到18世纪的第三等级是多么不同于12世纪的市民阶级。我们若在封建制度和教会方面做同样的比较，我们也会感到同样大的变化。在路易十五的宫廷贵族与封建贵族之间，或在德贝尼斯红衣主教与絮热方丈的教会之间存在的差别不亚于18世纪的第三等级与12世纪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别。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虽然各自都具备所有的社会因素，社会已完全改观了。

我愿意明白地确定这一改变具有的一般的和主要的性质。在5至12世纪之间，社会已具备我所描述过的一切。它拥有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动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权力——一言以蔽之，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一切必要因素。然而那时候既没有政府，也没有国家。在这个时期内，不存在相似于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或名符其实的政府。我们所遇到的仅是众多的独特的力量，各种特殊事实和地方性的制度，不具有广泛性和公共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政策，没有真正的民族性。

反过来，看看17和18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在世界大舞台上到处见到两大角色，政府与人民。一个普及各地的政权施政于全国，而全国也对统管国家的政权施加影响。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两大力量的关系，它们的联合或斗争，这就是历史所发现并叙述的内容。贵族、教士、市民，所有这些独特的阶级和力量现在都退居第二位，淹没在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两大实体的影子里。

这就是使现代欧洲区别于原始欧洲的主要特征，也就是13世纪到16世纪内完成的变化。

这样说来，我们必须在13到16世纪，也就是我们的讨论即将进入的这时期内，去寻找这一变化的奥秘。这一时期突出的性质就在于它是原始欧洲转化为现代欧洲的过程，故而有它的历史重要性和吸引力。若不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去仔细探索这个时期产生的一切，不仅我们不会理解它，而且会很快感到厌倦和烦恼。的确，若只看它本身，而不看它产生的结果，那么这个时期是毫无特色的，是一个混乱继续增长而我们不知其所以然的时期，一个好像无的之矢，徒劳而无功的时期。君王、贵族、教士、中产阶级等社会各阶级都在绕圈圈，既不前进，也不停顿。他们做了各种尝试，都不成功。他们企图重整政府，建立大众的自由权利，甚至进行宗教改革，可是鲜有成果，没有一件事做得圆满的。倘若人类注定的命运是动而不进，劳而无功的话，那么13至15世纪的时期是这一情况、这一历史的写照。

我只知道一本书记载了这一如实的写照：德巴朗特先生的《布戈湼公爵家史》。我说的还不是在民俗的描写或事实的细节中闪烁出的真实的光采，而是那通篇的真实性，使全书成为这一时期的维妙维肖的写真，一面真诚的镜子，因为它同时记载了行动和单调两个方面。

把这一时期放到它与随后时期的关系中来考察，作为原始欧洲进入现代欧洲的过渡时期来看，那么这个时期就熠熠生辉，富于生气了。我们从中发现一种统一性、一个方向和一次进步。它的统一性和重要性就在于这一期间所完成的缓慢而不易觉察的演变。

欧洲文明的历史于是可以概括为三大时期：一，我称之为初创或形成阶段——本时期中，我们社会的各种因素从混乱中解脱、诞生，以它们的原始形式呈现，具有自己的活动原理；二，第二阶段是试验、探索时期，社会各因素互相靠拢、混合，犹如互相试探，而无力形成任何普遍的、正规的、持续的东西。这一状态，严格说，要到16世纪才终止；三，应该称为发展阶段，期间欧洲社会具有了一定的形式，遵循一个既定的方向，快速而普遍地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前进。这一进程开始于16世纪，现在仍在继续中。

这就是我对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看法，也是我要提供给你们的看法。我们的讨论就要进入第二阶段。必须从中找出这一时期所造成的社会变革的重大转折点和决定性原因。

十字军运动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它揭开了这一时期的序幕。它始于11世纪，持续到12和13世纪。十分肯定，这是重大事件，因为自它结束以来，历史学家们从未停止研究这一课题。即使在阅读关于十字军运动的记述之前，大家已预知这是改变人们生活状态的事件之一，绝对需要加以研究才能理解历史事实的全过程。

十字军运动的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广泛性；整个欧洲都参加了。这是第一次全欧性事件。十字军运动之前，欧洲从未被同一情感所激动，或为同一事业而行动；这是不成其为欧洲的欧洲。十字军展示了基督教欧洲。法国人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先锋队。当然也有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再看看第二次、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所有基督教国家都参加了。这样的事前所未有。

不仅如此，正如十字军成了全欧事件，在各个国家内它就成了全国性事件。所有阶级都为同一种感受而鼓舞，听从同一个思想，为同一行动而舍生忘死。国王、贵族、教士、市民、农民都以同样兴趣加入十字军，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团结——一个如同欧洲团结同样新奇的事实。

当这样的事件在一个民族的幼年期发生，那时人们的行动是自由和自发的，没有事先策划，没有政治企图或政治组合。人们从中看到了历史上所谓的英雄事件——这是民族的英雄时代。事实上，十字军运动构成了现代欧洲的英雄事件——这个运动既是从个人出发的，也是广泛参与的，是全国性的，然而不受规则约束的。

十字军的这一原始性质为一切文献所证实，一切事实所证明。谁是这些自发的十字军的首创者？是平民群众，他们在隐士彼得的领导下出发，没经过准备，没有响导，没有领袖，有一些不知名的骑士跟随而不是响导。他们穿越德国、希腊帝国，疏散并消亡在小亚细亚。

然后轮到上层阶级封建贵族对十字军事业热衷起来了。在戈德弗鲁瓦·德·布永的指挥下，贵族和他们的跟随者满怀热情出发了。他们穿过小亚细亚之后，一股突如其来的冷漠和疲倦心情揪住了十字军领袖们。他们不愿再往前走，于是合兵一起征服当地人，为自己建功立业。军队里的普通人起来反叛，他们要去耶路撤冷——解救耶路撤冷是十字军的宗旨，而不是去为雷蒙·德·图卢兹或博厄蒙德建立领地的。大众的、民族的和欧洲的冲动高于一切个人的愿望；领袖们的崇高地位不足以使士兵群众就范来为他们的利益卖命。后来，置身于第一次十字军之外的君主们也像民众一样陶醉于这个运动了。12世纪的几次大规模东征是由国王们指挥的。

我一下子谈到了13世纪末。欧洲人还在谈论十字军运动，甚至热情宣扬。教皇们鼓励君主和民众，召开宗教会议，赞颂圣地。可是没有人去了；人们不再关心此事。欧洲精神和欧洲社会受到某种因素的侵入，因而中止了十字军东征。私人组织的远征还是有一些的。少数贵族和小股人马依旧向耶路撒冷进发，可是作为广泛的运动，显然已停止。然而，继续组织十字军的必要性和便利并不见得已消失。回教徒在亚洲节节胜利。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基督教王国落入了他们手中，有必要去收复，而且现在较之十字军运动开始时，取胜的办法也多了。众多的基督教徒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有了自己的地盘，依然很有势力，他们熟悉当地的交通工具和行动方法。然而，十字军的东山再起终归无望。很明显，社会的两大力量——一方面是君主，一方面是人民，不赞成它。

常有人说这是由于厌倦情绪——欧洲已经倦于进攻亚洲。我们必须对“厌倦”一词有共同的理解，这个词常用于相似的场合而用得如此的不确切。一代人是不可能对他们从未参加过的事情感到厌倦的，不可能对先辈的劳累感到厌倦的。13世纪没有因为12世纪的十字军而感到疲劳，而是他们受到了另一个原因的影响。那就是思想、感情和社会情况发生了大改变，需求和欲望换了样了。他们想的和要的不是同样的事情了。正是这些政治和精神上的变化，而非厌倦，才能解释相继的几代人的不同行为。妄称他们厌倦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比喻。

两大原因，一种是精神的，另一种是社会的，促使欧洲投身于十字军运动。精神原因是你们所知道的宗教感情和信仰的冲动。自7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在与伊斯兰教斗争。在严重的威胁之下，基督教在欧洲获得胜利，把回教徒遏制在西班牙，并在以后一直致力于把他们逐出境外。有人把十字军说成是一种偶然事件，出乎预见和前所未闻，仅仅由于耶路撒冷归来的朝圣者的叙述及隐士彼得的鼓吹而引起。绝非如此。十字军是四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的继续和高峰。有些人喜欢，不论适当与否，把历史事实强作比较和类比。我若认为这种做法有任何价值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们，基督教在亚洲的遭遇和命运如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一模一样。耶路撤冷王国跟格勒纳达王国相互对应。可是此类相似之处并不重要。重要的事实是两个社会和宗教系统之间的斗争，而十字军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这才是十字军的历史性特质，它是连接事实整体的一个环节。

另一个引起十字军运动的原因就是11世纪欧洲的社会状况。我曾特意解释为什么欧洲在5至11世纪间未能建立起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曾努力说明一切都是地方性的；国家、生活和思想都局限于狭窄的天地里。封建制度的盛行必然如此。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狭窄的天地不能使人满足，人的思想和活动都要求超越这种限制。游动的生活已成往事，但对这种生活所带来的刺激和惊险的爱好依然存在。人们奔向十字军犹如奔向一种更为开阔的多变化的新生活，其中既有对往昔自由的蛮族生活的回忆，也向人们开启了一个广阔前景的未来。

我相信这就是12世纪十字军运动的两个决定性原因。到13世纪末，那些原因都不复存在。人和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致促使欧洲攻打亚洲的精神冲动和社会需要已不再能感觉到。不知道你们中是否有许多人读过十字军战士所写的历史著作，或者有人想到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同时代的历史著述同12世纪和13世纪的作一番比较。例如，把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阿尔贝·戴克斯、修道士罗伯特、雷蒙·达吉尔作为一类与泰厄尔的威廉和詹姆士·德·维特里作为另一类著述，将两类加以比较就不可能不看到它们之间的差距。第一类是生动的记述者，富于想象力，热情地叙述了十字军的经历。可是他们也是头脑狭窄的人，对他们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一无所知，对科学一窍不通，充满了偏见，对周围的事情及自己叙述的事不能有所判断。相反地，只要翻开泰厄尔的威廉所写的十字军运动史，你会惊奇地发现一位近乎现代的历史学家，有一副开展的、宽阔的、自由的头脑，不多见的政治理解力，合理的见解和根据因果关系得出的判断。詹姆士·德·维特里则是另一种发展的例子。他是一名学者，不但关注与十字军有关的事，而且从事习俗、地理、民族学、自然史的记录。他观察和描写了整个地域。总之，第一次十字军的记述者和最后一次的历史学家之间存在巨大的间隔，说明经过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

这一革命尤其在他们对伊斯兰教徒的说法上表现出来。对第一类记述者来说，也就是对他们作为其代言人的第一批十字军战士来说，伊斯兰教徒只是痛恨的对象。很明显，他们对后者一无所知，除了以宗教敌对的观点来看待他们之外，对他们是一概不予重视，不予考虑的。我们从记述中看不出两方之间有任何社会关系存在的迹象，只有憎恨和讨伐，如此而已。泰厄尔的威廉、詹姆士·德·维特里和司库伯纳德对穆斯林的说法就不一样。可以感觉到，这些人虽然在跟他们打仗，却不把他们看成妖魔鬼怪，在某种程度上，还进入了他们的思想中去，似乎曾跟他们一起生活而产生了某种关系，建立了某种同情心。泰厄尔的威廉热烈颂扬了努尔丁，而司库伯纳德赞美了萨拉丁。他们甚至把穆斯林和基督徒在习俗和行为方面进行比较。他们利用穆斯林来讽刺基督徒，就像塔西佗描写日耳曼人的习俗来和罗马人作对比一样。可以看出两个时期间发生的变化是多么的大，当你发现后一个时期中人们以这种自由和公平的精神来对待基督徒的这些敌人，十字军征伐的对象，而这种态度一定会使第一次十字军参加者感到惊骇和愤怒的。

这就是十字军运动的第一个主要的后果：向思想自主，向更为开阔和自由的思想迈出了一大步。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和影响发动的十字军运动，背离了宗教思想，我不愿说它们的合理影响，而是要说人的头脑中占有的排它性和专制垄断。这一完全预见不到的后果有许多原因。首先，显然是十字军战士亲眼目睹了新奇的、干姿百态的景象，就像一切旅行者那样。俗话说旅行开拓人的头脑，常常见识到异国异俗，听到不同想法，可以使思想开阔，摆脱偏见。这些叫做十字军的各国旅行者也正是如此。他们见到了众多的异域事物和他乡习俗，于是头脑开了窍，提高了境界。他们发现自己身旁还有两种文明，不仅与自己的不同，而且更为先进，一个是希腊文明，另一个是穆斯林文明。希腊社会虽然已经衰弱、变质，正在败落，对十字军来说，仍比他们自己的社会更为先进、优美和开明。穆斯林社会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属于同一性质。在这些古老的著述中，谈到十字军给穆斯林教徒留下的印象，令人惊讶。起初，他们被认为是蛮夷，是最无礼、最凶恶、最愚蠢的一类人，而十字军见到穆斯林的财富和雍容举止却十分欣赏。这最初的印象之后，双方之间常有来往。不仅在东方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有了经常的联系，而且整个西方和东方成了相识，互相访问交往。不久前，一位备受欧洲人尊敬的法国学者，阿贝尔·雷米萨先生^[1]发现了蒙古皇帝与基督教国王之间建立的关系。蒙古的外交使节前来法兰克国王宫廷，其中包括国王圣路易，商讨订立同盟，以便为了蒙古人和基督徒的共同利益重振十字军，夹攻土耳其人。不仅双方君主之间建立了外交和正式关系，两国民间也经常有各种交往。我在此引述阿贝尔·雷米萨的话：

“许多意大利、法国和佛兰芒的修道士受命前往大汗宫廷执行外交任务。蒙古显贵来到罗马、巴塞罗那、巴伦西亚、里昂、巴黎、伦敦、北安普顿。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位方济各会修士成了北京的大主教。他的继任者是一位巴黎的神学教授。然而，还不知有多多少少鲜为人知的人随他们之后去往无人熟悉的地方，有的掳去当奴隶，有的为利欲所驱，有的出于好奇心。一些名字还幸存下来。第一个来访匈牙利国王的是一位受鞑靼人派遣的英国人，他在本国犯了罪无处安身，来到亚洲流浪，最后在蒙古朝廷供职。一位佛兰芒鞋匠在鞑靼国腹地遇到一个来自梅斯名叫帕凯特的妇女，她是在匈牙利被带走的。还有一位巴黎金匠，他有个兄弟在巴黎大桥开设店铺的。还有一个老家在鲁昂附近的青年，他曾亲身经历贝尔格莱德的陷落，他在东方见到俄罗斯人、匈牙利人和佛兰芒人。一个名叫罗贝尔的唱诗班领唱人在东亚旅行过后回来终老于沙特尔的天主教堂。一个鞑靼人曾为国王美男子腓力的军队承办供应头盔。普朗卡朋的约翰在盖约附近遇见一位俄罗斯绅士，名叫特墨，那时正在当一名翻译。许多布雷斯劳、波兰和奥地利商人跟随他去了鞑靼国。另有些人跟随他经过俄国回来，其中有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威尼斯人。有两个商人，当时正巧在布哈拉，跟随旭烈兀派遣的一个使者去见忽必烈。两人在中国和鞑靼周游，历时多年，带着大汗致教皇的信回来。后来两人带着其中一人的儿子，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又回到大汗那里，最后辞别忽必烈朝廷回归威尼斯。此类的旅行在下一个世纪并不稍减，其中有英国医生约翰·曼德维尔爵士、弗留利的奥德立克、佩哥莱蒂、布德赛尔的威廉及其他多人。我们可以认为，那些写了游记保存下来的只占旅行者的极小部分，这一时期中能够作长途旅行的人多于能够写下见闻的人。不少旅行者客死他乡。另一些人回国后依旧默默无闻，然而头脑里充满了所见所闻，向家人讲述，当然会有些夸张，可是在荒诞的故事中仍留下了有用的记忆和结出硕果的传说。于是，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寺院里，领主的城堡里，甚至社会最低层的民众间都撒下了不久必将萌芽的种子。所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旅行者带着他们本土的技艺远游异国，带回来了同样宝贵的知识。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种交换带来的利益超过了商业贸易。通过这些途径，不仅丝绸、瓷器和印度货物的贸易有了扩展和便利，开辟了新的商业路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异域习俗、前所未闻的国家、稀奇的物产对着这些自罗马帝国覆亡后困守一隅的欧洲人汹涌袭来。他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上最美的、人丁最兴旺的、文明最悠久的国家的价值。他们开始学习当地人的艺术、信仰和语言。在巴黎大学甚至有设立鞑靼语教席的一说。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经过讨论和调查后，变得更合理更丰富多采，向四面八方传播。世界似乎在东边开着口，地理知识跨出了一大步。发现新事物的欲望给欧洲人的探险精神披上了新外衣。对自己所在的半球了解更多以后，另一个半球的存在不再是无稽之谈。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正是因为他想找到马可·波罗所说的‘捷潘格里’”。

你们从导致十字军运动的历史事实中了解到13和14世纪期间向欧洲人的心灵敞开着大门的广大新世界具有何等意义。毫无疑问，这是在这一事件结束时所见到的发展和心灵自由的最有力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考察。一直到十字军运动时期，罗马教廷作为教会的中枢，从来不与普通信徒直接联系，而要通过神职人员作为中介，无论是罗马教廷的特使、主教或全体教士。有一些普通教徒与罗马有直接联系，但总的来说，教廷只通过教士与教徒联系。在十字军时期，罗马成了大部分十字军出征和归国的必经之地。许多教众目睹了教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于是了解在宗教争议中私人利益起着多么大的作用。无疑的，这一了解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促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

在考察十字军运动末期人们总的思想状态时，尤其关于教会事务方面，有一个独特的事实不能不引人注意：宗教思想并无改变，没有被相反的或不同的思想所代替，然而人们的思想较以前已自由得多。宗教信仰已不再是思想活动的唯一领域，思想虽没有抛弃信仰，却开始疏远而另有所钟。因此，到13世纪末，决定发动十字军的精神原因，至少也是十字军运动最强大的原动力，已不复存在。欧洲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状态也经历了相同的变迁。十字军运动在这方面的影响已有过大量调查研究，说明封建领主为了筹措加入十字军所需的资金，不得不把领地卖给国王，或把自治特许证卖给市镇。许多领主离家远征，从而丧失了大部分权势。我们可以不对细节详加讨论，而把十字军对社会状态的影响归纳为几个总的事实。

十字军运动大大减少了小封地、小领地、小领主的数量，而把权势集中到较少的人手中。只有随着十字军运动的开始，我们才见到大采邑和大的封建实体的形成和扩大。

法国有标明省、县、乡、教区范围的行政划分地图。可惜就是没有一张类似的采邑划分的地图，标出所有采邑的范围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演变。假如有这样一张地图并利用它来比较法国在十字军运动以前和以后的状况，我们会发现有许多采邑消失了，而大、中采邑又增加了多少。这是十字军运动所造成的最重要的事实。

即使有的小领主保全了他们的领地，他们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政。大领主们成了中心，围绕着许多小领主。在十字军运动期间，小领主必须随从最富和最强的领主以便得到他的救援。他们跟他一起生活，荣辱与共，同闯险阻。十字军战士归国后，这种社交活动、靠近高级领主生活的习惯，保留下来成为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十字军运动后，我们见到大采邑的扩大，同时也看到大领主的城堡宫廷里有了更多的扈从。这些人就是仍旧拥有小片领地而不再自我封闭的小领主。

大采邑的扩大以及社会中心的产生，以取代以前的分散局面，是十字军运动在封建制度内部造成的两个主要效果。

至于自由民方面，同一性质的效果也是明显的。十字军运动造就了大的自治市。小规模工商业不足以造就像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那种自治市。只有大规模商业，海外贸易，尤其东方贸易才能做到，而十字军运动为海外贸易提供了最有力的推动作用。

总而言之，当我们观察十字军运动末期的社会状态，就会发现在此以前的那种各据一隅、各自为政的姑且称之为“普遍的地方性”的趋势已经中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方向正相反的趋势，集中化的趋势。一切都在接近靠拢。小的实体被大的吸收，或簇拥在大实体周围。社会正朝着这一方向前进，取得它的一切进步。

现在你们明白了为什么在13世纪结尾和14世纪中，人民也好，君主也好，都不再热衷于十字军运动了。他们既无此需要，也无此欲望。当初他们出于宗教热情而投身于此，那时宗教思想统治着整个生活，而这种统治已失去活力。他们也曾想在十字军运动中找到一种更开阔、多样化的生活；现在他们就在欧洲可以找到，在社会关系的进展中找到。正是这个时期为国王们敞开了政治扩张的大门；既然在自家门口有可供征服的王国，何必还去亚洲寻求。腓力·奥古斯都参加十字军运动是不得已的，这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因为他要使自己成为法国的国王。人民方面也是如此，发财致富之路敞开在他们面前；他们抛弃了冒险活动而选择工作。对君主们来说，冒险活动的位置被政治策划占据了；对人民来说，被大规模的工作所代替。只有一个阶层仍然对冒险活动感兴趣，那就是封建贵族。他们既不必要考虑政治扩张，也不喜欢工作，仍保持旧有的情况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继续奔赴十字军，企图重振旗鼓。

这些，依我看，就是十字军运动的重大和真实的后果：一方面，思想的开扩，头脑的自由；另一方面，生活的扩展，各种活动有了更大的施展领域。十字军运动带来了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政治统一。它有助于人的独立和社会的集中。关于导致文明的工具——十字军运动直接从东方引进的，这一问题已有不少讨论。有人指出，引发欧洲文明在14、15世纪中的发展的一些重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是东方早有的，可能是十字军战士从那里带回来的。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有些说法还是可商榷的。而不容商榷的是十字军运动对人的思想和社会所产生的总的影响。它使欧洲社会脱离了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路而踏上康庄大道，它开始了一个把社会各因素转变成具有现代文明特性的政府和人民的过程。在这同时，大力促进这一过程的制度，君主制，发展起来了。它的历史，从现代国家的诞生一直到13世纪，将是我下一讲的主题。

【注释】

[1]Mémoires sur les Relations Politique des Princes Chrétiens avec les Empereurs Mongols. Deuxième Mémoire， pp. 154—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