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的目的——古代文明的单一性——近代文明的多样性——它的优越性——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的状况——城市的优势——皇帝们试图改革政治——洪诺留和狄奥多西的诏书——帝国的名称所具有的威力——基督教教会——它在5世纪时经过的各个不同的时期——行使市政职权的教士——教会的好的和坏的影响——蛮族人——他们将个人独立观念和人对人的忠诚引进了近代世界——概述5世纪初文明的诸不同因素

先生们，在考虑我要对你们讲的本课程的计划时，我唯恐我的讲课会有双重困难，一方面由于必须将许多事情压缩进短短的篇幅而结果使课程太长，另一方面又怕讲得过于简略。

我还怕另一种由同一原因产生的困难：即有时必须作一些不加证明的断言，这也是由于我觉得被局限于小篇幅里的缘故。将会出现一些必须暂缓加以确证的观念和断言。希望你们恕我有时使你们不得不仅凭我一句话而相信我。甚至现在我还要将这种必要性强加于你们。

我在前一讲中已努力说明一般的文明的事实，没有说到某个特殊的文明，没有注意时间和地点的环境，只根据一种纯粹的哲学观点考虑事实本身。今天我要来讲欧洲文明的历史。但在开始讲这故事本身之前，我要让你们一般地了解这个文明的独特的面貌。我希望能将它的特色向你们描述得如此清楚，以致你们觉得它完全不同于所有在世界上发展的其他文明。我即将作此尝试，我不敢说超过这一点的话了。但我能肯定的仅此而已，除非我能成功地描述欧洲社会，描述得如此真实，竟能使你们立刻把它认作一幅画像。但我不敢妄称能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注视那些出现在近代欧洲文明之前的文明时，不论它们是亚洲的还是其他地方的，甚至包括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我们对于它们普遍具有的那种单一性不能不感到吃惊。它们似乎都是从一个单一的事实、从一个单一的概念产生出来的。人们可以说，社会已经依附在某一个单独的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上了，这个原则决定了它的各种制度、它的习俗、它的信条，总之，它的一切发展。

例如，在埃及，整个社会所奉行的是神权政治的原则，它一再出现在它的习俗、它的各种纪念物和埃及文明的一切遗迹中。在印度，你会发现这同样的事实，神权政治的原则在那里仍占着几乎独占的地位。在另一处，你们会遇到另一种组织原则——一切由一个战胜的社会阶级支配；在这里，支配社会的只有武力的原则，它可以把它的法律和它的性格强加于社会。在另一处，社会会成为民主原则的表达场所。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滨海的、爱奥尼亚的、腓尼基的各商业共和国的情况便是如此。总之，当我们注视古代文明时，我们会发现，在它们的种种制度、设施、它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打有单一性的烙印；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原则的单一性在这些国家的文明中始终占着统治地位。当我们回顾它们的早期历史时，我们会看到这些在某一个社会内部逐渐发展的各不相同的势力往往都在为赢得统治权而竟争。例如，在埃及人、埃特鲁斯坎人、希腊人等中，战士阶层一直是和教士阶层斗争的；在另一处，宗族观念一直是和自由联合的观念相斗争的，贵族政治制度总是和平民政治制度相斗争的。但是，这样的斗争一般都是在史前时代发生的，因此，它们只给我们留下一个模糊的回忆。

在各民族生存的过程中，这种斗争有时会重复发生，但它几乎总是很快就结束。角逐统治权的列强之一不久就取得它，并独占了全社会。战争总是，如果不是完全，至少是绝大部分，以某一特殊原则的统治告终。在这些民族的历史中，各种原则的并存和斗争，从来只是一种短暂的危机，一种偶然事件。

这种情况的结果，在大多数古代文明中是一种显著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后果。有时候，例如在希腊，社会原则的单一性导致了一种惊人迅速的发展。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在如此短促的时期里带来如此辉煌的成果。但在这惊人的腾飞之后，希腊似乎突然耗竭了。它的衰落，如果不是像它的升起那样快的话，也是异乎寻常地迅速的。看来，希腊文明的原则的创造力已经耗竭，再也没有其他力量来恢复它了。

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埃及和印度，文明原则的单一性有一不同的效果：社会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单一性带来了单调。国家并没有被毁灭，社会继续存在，但一动也不动，仿佛冻僵了。

在一切古代文明中以原则的名义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暴虐这种性质，我们必须归之于这同一种原因。属于一个专制势力的社会决不允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一切不同的倾向都会被排斥和追杀。占统治地位的原则从来不允许一种不同的原则在它的旁边显露和起作用。

文明的这种单一性在文学和思想著作上同样打有烙印。谁不知道最近传播到全欧洲的印度文学的不朽巨著？我们不可能看不出它们是在同一副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它们似乎全都是这种事实、这种思想表达的结果。宗教或道德的著作、历史的传说、戏剧和史诗，到处都打有这种特性的烙印。各种精神产品都有这种在事件和制度习俗中显示出来的纯朴和单调的特征。甚至在希腊，在人类知识财富的中心，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流行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单一性。

近代欧洲的文明就完全不是这样。无需考虑细节，只需面向它，把你的回忆收集拢来，你立刻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混乱的、狂风暴雨般的景象。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一切原则都在其中并存着；宗教的和世俗的势力；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成分；各行各业，各式人等互相混合、互相挤压；存在着无数程度不等的自由、财富和势力。这些各色各样的势力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古时候，在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切社会似乎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在那里盛行的，有时是纯粹的君主政治，有时是神权政治或民主政治，但每一种政体都轮流占绝对优势。近代欧洲给了我们一切政体、一切社会组织实验的样本。纯粹的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或多或少的贵族政治政体，曾这样同时繁荣昌盛地存在着。虽然它们多种多样，但它们都有某种相似之处，某种不可能弄错的同一家族的相似之处。

在欧洲的思想感情方面存在着同样的这种多样性和这种斗争。神权政治的、君主政治的、贵族政治的和平民政治的信条互相阻挠、斗争、限制和修改。打开中世纪那些最大胆的著作看看，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贯彻到它的最后结果的。绝对权力的拥护者在他们的主张取得结果之前突然不知不觉地退却了；他们看出在他们周围有些思想和势力正阻止他们不让他们趋于极端。民主党人也服从这条规律。任何一方都不存在古代文明中显出的那种毫不动摇的胆量、那种不顾一切的决心。这种差别、这种多样性同样呈现在思想感情上：热爱独立，同时又极易屈服；人对人非常忠实，同时又怀有发挥自由意志摆脱一切羁绊、不顾他人而为自己活着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人们的灵魂像社会一样是各不相同的、是激动而不安定的。

在近代文学中，也有这种特性。我们不得不同意，在艺术形式和美的方面，它们比古代文学差很多，但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它们远更丰富而有力。我们看到人类的灵魂在更多方面被更深地感动了。形式的不完善就是这种原因造成的。材料越多越丰富，就越难使它们变成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形式。构成一篇文章的美，构成艺术作品中我们称之为形式的美的技巧因素，是清晰、纯朴、及象征的统一性。由于欧洲文明中的思想感情非常多种多样，更难以达到这种纯朴性和清晰性。

因此，近代文明的这个主要特性在一切方面显露出来。毫无疑问，它具有这个不利条件，即当我们各别地考虑人类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在它能前进的一切方面的某种特殊的发展时，我们通常看到它比古代文明中的相应的发展要差些。但另一方面，当我们汇总起来看它时，欧洲文明就显得无与伦比地丰富，它在同一个时期里显示出还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因此，你觉得它虽已存在了15个世纪而现在还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它并没有进展得像希腊文明那样快，但它的发展从未停止过。它看到了眼前展现的远大前程，日复一日地加速前进，因为它的活动越来越自由了。然而在其他文明中，单一原则、单一形式的独占性的、或者至少是过于占优势的控制一直是暴政的原因。在近代欧洲，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互相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

这构成了一种真实而巨大的优越性。如果我们探索得更远些，如果我们透过外部事实而探索到事物的本质时，我们将发现，这个优越性是合法的，既是理性所承认的，也是事实所公布的。暂且不谈欧洲文明，让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整个世界上来，转到尘世事物的进程上来。我们看到的是何种特性？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它恰恰是依靠这种成分的多样性运转的，它是我们在欧洲文明中看到的那种不断斗争的猎物。十分明显，任何一个原则，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思想或任何一个特殊势力，从来都不许可独占世界、一劳永逸地塑造世界、消灭一切其他势力而在那里称王称霸。

各色各样势力、原则和制度总是互相混杂、限制和无休无止地斗争，依次操权或失势，但从未完全被征服或完全取得胜利。各色各样的体制、思想、原则都奋力争取某种统一性、某种理想，这种统一性和理想也许永远不能达到，但人类靠着自由和工作而向它靠近，这些便是世界总的状况。因此，欧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实的映象：正像世上一切事物的进展那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我相信，特殊这个特性第一次从文明中消失了；文明第一次像宇宙的大戏剧那样丰富多彩地、艰难地开展起来。

可以说，欧洲文明已经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这是理性对它的优越性作出的解释。

我渴望欧洲文明的这个基本的可资辨别的特性在你们的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现在，我只能作这样的断言：种种事实的发展定能提出证据。虽然如此，如果我们，甚至在我们文明的初始时期中，能找出我刚才归诸文明的这个特性的原因和因素，如果在它诞生的时候，在罗马帝国覆亡的时刻，我们在世界的状况中，在那些从最早的时代起共同形成欧洲文明的那些事实中，辨认出这个激动的但富有成果的多样性原则的话，那将是一个对我的主张的强有力的证明。我即将尝试这项调查研究工作。我将考察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的状况并设法从种种制度、信条、思想感情中揭示出古代世界遗赠给近代世界的种种要素是些什么东西。如果发现这些要素早已打上了我刚才叙述的那种特性的烙印，那末你们会认识到从这时起它就具备了如此发展的高度可能性。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罗马帝国的性质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

罗马原来只是一个城市、一个社团。罗马的政府纯粹是那些只适合于一个城墙之内的居民的机构的集合体，都是些市政机构——那是它们的可资辨别的特性。

并非仅仅罗马的情况是如此。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意大利去，在这个时期，我们在罗马四周看到的除了一些城市就没有别的。当时称为民族的只是诸城市的一个联盟。拉丁民族便是拉丁诸城市的一个联盟。埃特鲁斯坎人、萨谟奈人、萨宾人、大希腊人，全都可以用同样的话来描述。

在这个时候，乡下是没有的——也就是说，乡下完全不像现在这样的。必要的时候，有人在那里耕种，但没有人居住。土地的业主是城市里的居民，他们前往乡下管理财产时往往带着若干个奴隶。但是我们今天称为乡下的那个地方，那片到处散布着稀疏的居民的土地，有时独家居住，有时群居在村庄里，在古代意大利是一件几乎不存在的事。

当罗马扩张时，她做了什么事呢？追究历史，你们会看到，她征服或创立的是城市，她讨伐的是城市，和她订立同盟的是城市，她送移民去的地方也是城市。罗马征服世界的历史是征服和建立大量城市的历史。在东方，罗马版图的扩张并没有把这个方面一起带来：那边的人口并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分布的——它很少集中在城市里。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欧洲的人口，在东方发生的事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

把研究范围局限于西方，我们到处可以发现我引导你们注意的那个事实。在高卢，在西班牙，你们遇到的只有城市。离城市稍远的地方，土地都被沼泽和森林占了。我们来考察一下罗马的不朽建筑和罗马的道路的特征。你们可以看到那些从一个城市伸展到另一个城市的大道，而现在四面八方越过乡间的无数条小路，在那个时候是谁也不知道的。任何像中世纪后散布在乡间的无数村庄、乡间别墅和教堂那样的建筑物，你们是看不到的。除了那些具有城市风格、供当地众多居民聚会用的巨大的不朽建筑之外，罗马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不论以什么观点来考察罗马世界，你们会看到这种城市占绝对优势而不存在任何乡村社会的情况。

罗马的这种城市性质显然使她极难建立和维持一个大国的统一和社会结合。一个像罗马这样的自治市能够征服世界，但要管理和组织这个世界就不那么容易了。因此，当征服似乎已经完成时，当整个西方和大部东方已沦于罗马统治之下时，你们看到许许多多天生孤单和独立的城市和小邦便散伙分离，可以说，向四面八方逃逸了。这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帝国体制的原因之一，必须有一种更集中更能使凝聚力薄弱的各成分团结起来的一种统治方式。帝国力图将统一和联合引进这个离散的社会。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功了。在奥古斯都和戴克里先统治期间，在发展民法立法的同时，渐渐建立起了庞大的专制政治的管理体制。它使整个罗马世界盖上了一张在其内部和与帝国朝廷之间都有通畅联系的等级森严的官吏网，专用于使当权者的意志在社会上生效、并将社会的种种贡物和力量输送给当权者。

这个体制不但成功地使罗马世界的各成分聚集到一起，而且使专制政治和中央集权的思想非常方便地深入人心。我们吃惊地看到对威严和神圣的皇帝陛下一个人的顶礼膜拜在这个由许多小共和国和城市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中迅速盛行起来。在罗马世界的各部分之间建立某种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是非常的迫切，才会使人们的头脑那么容易地接受对专制政治的信仰和感情。

罗马帝国就是凭着这些信仰、凭着这种行政机构以及与之联结在一起的军事机构来同内部的分崩离析和来自外部的蛮族入侵相斗争的。它在不断地衰颓的状态中斗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始终保住了自己。最后，解体的时刻到了；专制政治的技巧和被奴役者的麻木不仁都不足以维持这个庞大的躯体了。在第四世纪里，到处在分裂和解体；蛮族从各方面侵入进来，各行省不再抵抗、不再费力去关心总体的命运。这时，有几个皇帝想到了一个奇妙的念头：他们想试验一下对普遍自由的希望、一种联邦制——类似今天我们称为代议政治的制度——是否比专制的行政管理能更好地保住罗马帝国的统一。这里有一件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于418年写给高卢行政长官的诏书，其唯一目的是想在南部高卢建立一种代议政治并借助它来维持帝国的统一。

“皇帝洪诺留和小狄奥多西于418年致驻于阿尔勒市的高卢行政长官的诏书。

“奥古斯都洪诺留和狄奥多西致高卢行政长官阿格里科拉：

“在一些显然有利于国家的情报中间，看到了阁下写给我们的令人快慰的报告后，我们决定颁布永远实施的下列法令，我们七个行省的居民会服从这些法令，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渴望和需要这些法令。鉴于一些公职人员或特派代表往往出于公众利益或私人利益的动机，不但从每个行省、而且从每个城市，来到阁下面前，或是呈递报告或是论述一些有关业主利益的事情，我们认为，从今年起每年在一固定时间在大都会——即在阿尔勒市为七个行省的居民举行一次大会，是一件适时而有利的事情。通过这种措施，我们可望同等地既满足公众利益的需要也满足个别人的利益的需要。首先，通过居民中最著名人士在行政长官的光临下（如果他没有因公务而去了外地的话）举行的大会，可以得到关于审议中的每个问题的最翔实的情报。凡是经过成熟的考虑已经讨论和决定的事情，任何一个行省都不会不知道，而那些没有出席大会的人必然会遵守这种公平的规定。此外，在规定每年在君士坦丁城举行大会这件事上^[1]，我们相信我们做了一件不但有利于公众福利而且也适合于增进社会关系的好事。诚然，这座城市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有大量的外地人来到，它与外界有十分广泛的交往，其他地方出产或制造的一切东西都可以运来。富饶的东方、芬芳的阿拉伯、精美的亚述、肥沃的非洲、美丽的西班牙、勇敢的高卢所生产的一切令人赞赏的东西在那里如此之多，以致在世界各地视为高贵华丽的珍品，在这里却似乎是泥土的产品。此外，罗纳河和托斯卡纳海的连接使罗纳河所流经的和濒临托斯卡纳海的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使它们几乎成为比邻。因此，既然整个世界将其最有价值的东西送来为此城市服务——各国的特产，通过海陆运输、经由江河、借助帆桨和车辆运到这里——我们高卢人怎能不看到我们颁发的在一个仿佛由于上帝的恩赐而集中着一切生活享受和一切交通便利的城市里举行一次公众大会的命令的好处呢？

“显赫的行政长官佩特罗尼乌斯^[2]，出于一个可嘉的合理的动机，以前曾下令遵行这个习俗，但由于它的施行已为当时局势的混乱和篡权者的当政所中断，我们现在决定靠着我们智慧的权威使它恢复法律效力。因此，亲爱的表兄弟阿格里科拉阁下，您要使自己符合于我们这项敕令和您前人所制定的惯例，就得使下列规则在各行省普遍遵行：

“‘让一切荣任公职者或领地业主和各行省的法官们知悉，他们每年应在8月13日和9月13日之间，在阿尔勒市集合起来举行会议，具体开会日期及会期长短由他们自行决定。

“‘诺维姆·波普利尼亚和第二阿基坦是最远的行省，他们的法官们如果因工作关系不能前往参加会议，可按惯例派代表代替。

“‘无故不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会议者应付罚金，法官罚付5个金镑，市政机关^[3]官员及其他高位者罚付3个金镑。’

“我们打算，通过这个方法，授予我们各行省的居民以巨大的利益和恩惠。我们也深信，此举将使阿尔勒增光，使它更加对我们忠诚（我们对它的忠诚一向是深为感激的），也深信此举是符合我们的兄弟和贵族^[4]的心意的。

“颁发于5月15日；6月10日在阿尔勒收到。”

各行省和各城市都拒绝这份恩典；没有一个委派代表，也没有一个人愿去阿尔勒。中央集权和统一是违反那个社会的本性的；到处都重现地方为主的和宽厚待人的精神。很明显，重新组成一个一统天下的社会或国家是不可能的了。各城市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城墙和自己的事务之中。帝国败落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愿意成为帝国的一员，因为公民们都只愿意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因此，我们在罗马帝国覆亡时再次发现我们在罗马的幼婴时期已经发现过的同一事实，即地方自治的形式和精神占着主导地位。罗马世界已返回到它的最初的状况。各城市组建了它；它解体了；而各城市仍然存在。

在地方自治这个制度中，我们看到了古罗马文明留给近代欧洲的遗产。当时这个制度是非常不正规的，它被大大地削弱了，毫无疑义，比起它早先时期来荏弱得多了。但虽然如此，它是罗马世界一切要素中还残存着的唯一真实、唯一法定的制度。

当我说唯一时，我犯了一个错误。另一个事实，另一个观念同样残存着：帝国的观念、皇帝的名称、帝王威仪的观念，附着于皇帝这个名称上的绝对的和神圣的权力的观念。这些都是罗马遗传给欧洲文明的要素：一方面，地方自治的制度，它的习惯、规章、先例，自由的原则；另一方面，一套广泛而一律的民法法规，绝对权力的观念，神圣的最高权力的观念，皇帝的观念，秩序与臣服的原则。

但与此同时，在罗马社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建立在不同原则上，由不同的思想感情推动的、性质非常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把特性完全不同的要素输入近代欧洲社会中去。我说的是基督教教会，是基督教教会而不是基督教。在4世纪末和5世纪初，基督教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的信仰，它已是一种机构，它是有组织的。它有它的政府，即一批准备去执行各种职务的不同等级的教士，它有财政收入，有独立行动的手段，有一个大社会团体所需的集会点，即各省的、全国的和全教会的会议，还有就社会事务共同讨论的习惯。总之，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教会团体。

如果它不是一个教会团体，在罗马帝国覆亡之际它会是个什么情形，就很难说了。我使我自己仅限于从人性出发的考虑，把不合乎自然事实的自然结果的一切因素抛开：如果基督教像在早期那样，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思想感情、一种个人的信念，我们可以相信，它会在帝国解体和蛮族入侵之际没落。后来，在亚洲、在整个北非，它在一种同样性质的入侵，即回教蛮族的入侵下沉没了。它那时沉没了，虽然它以一种机构或教会组织的形式存在着。在罗马帝国覆亡时，就更有多得多的理由发生这种情况了。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现今的精神势力所有的、可以不靠机构组织而自立门户或进行抵抗的那些手段；完全没有使一个纯粹的真理、一个纯粹的观念在精神世界中主宰人的思想、控制行为和决定重大事件的那些手段。在4世纪时不存在那种东西可以使思想和个人的看法获得那样的权威。十分明白，要同这样一种灾难搏斗，要从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取得胜利，一个有坚强组织和管理的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我断言在4世纪末5世纪初，基督教教会拯救了基督教这话并没有言过其实。正是教会团体以其机构、官员与力量有力地抵抗了帝国的内部崩溃和蛮族风尚，征服了蛮族而成为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媒介和文明的原则。因此，为了发现从那时起基督教为近代文明添增了什么，引进了什么新的成分，我们必须研究的是教会的状况而不是宗教的状况。那时的基督教教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我们始终根据一种纯粹的人的观点来考察基督教在其初起时直到5世纪为止的发展过程中所完成的一些革命，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不是作为一种宗教信条来考察，我们看到，它经历了三个基本上不同的时期。

在最早的时期里，基督教社会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单纯的团体；最初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共享这种同样的情感和宗教信仰。我们发现他们中间没有一套确定的教义，没有教规，没有戒律，没有一批官吏。

当然，任何社会，不管它是新生的，或是组织得很脆弱的，如果没有一种鼓舞并领导它前进的精神力量，都不能存在。在各种基督教团体中都有人在那里布道和教导，并在道德上、精神上指导这个团体，但没有正式的官吏，没有公认的戒律。一个由共同的信条和思想感情促成的简单的团体便是基督教社会的原始的状况。

随着它的进展——在最初的文献中可以看到进展得非常迅速——一批教义、教规、戒律和官吏开始出现；一种官吏被称为πρεσβυτεροι或长老的成了传教士；另一种被称为επιбκοποι或督察或监督的成了主教；第三种被称为διακονοι或执事的则负责照顾贫民和分配施舍物。

要确切地判定这些不同的官员的职务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分界线大概非常模糊而变化无常，但十分明白的是一个机构确实组织起来了。还有，在这第二个时期里，一种特殊的人物占着优势地位：优势和统治权属于一批信徒。在官吏的选择和戒律甚至教义的采纳方面占着优势地位的是这批信徒。那时，基督教政府和基督教人民还没有分开。它们并不互相独立地存在着，基督教民众在团体里起着主要作用。

在第三个时期里，一切都不同了。存在着一个教士阶层，他们是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一个教士团体，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财富、管辖区和特殊的组织；总之，是一个完整的政府，它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一个拥有一切生存手段的社会，它独立于与它有关系的那个社会，还向那个社会扩展其影响。基督教教会组建的第三个阶段便是这样；它在5世纪初显现的形式便是这样。这个政府并不是完全与人民分开的，从未有过一个平行的政府，在宗教问题方面，较之任何其他方面，尤其如此。但是在教士与信徒的关系中，教士的统治权几乎是无限制的。

基督教教士还有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势力来源。主教和教士已成为自治城市的主要官员。你们已经看到，严格说来，罗马帝国除了地方自治制度而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由于专制政治的烦扰和城市的颓废，元老院议员或各自治体的成员已变得沮丧、漠不关心。与此相反，生气勃勃而热情洋溢的主教们、教士们都自动地投身于一切事情的监督和领导。我们如果因此而骂他们、谴责他们篡权，那就错了。这全都合乎事情的常理。那时只有教士们在精神上是坚强而富有生气的，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成为有力的人物。这就是宇宙的规律。

在这个时期在皇帝们的一切法规中都可以看到这个革命的标志。如果你打开一本狄奥多西或查士丁尼的法典，你就会看到无数规章规定将自治城市的事务交给教士和主教们办理。其中若干规章如下：

“查士丁尼法典Ⅰ.1.标题Ⅳ.，主教们静听。第26节——关于各城市每年的事务，不论它们涉及的城市的平常岁入是来自城市财产所产生的金钱，还是来自私人的馈赠或遗赠，或来自任何其他来源；不论它们所涉及的是公共工程还是粮食仓库或港口、或引水渠道或浴室维修，还是城墙或塔楼的建筑或桥梁和道路的维修，还是城市在有关公众利益或私人利益方面可能正在进行的审讯，我们规定如下：——这位虔敬的主教和三位选自该城的第一流人物的著名人士应在一起开会；他们应每年检查已完成的工程；他们应监督那些负责处理或已经处理这些工作的人精确地管理这些工作，提出他们的报告，表明他们已及时完成他们的任务，不论是在管理公共纪念物还是在管理粮食储备或修建浴堂的专用资金方面，还是在管理维修道路、水渠或任何其他工程的开支方面的任务。

“同上，第30节——关于第一年龄或第二年龄的年轻人以及所有法律指定需要监护的那些人的监护工作，如果他们的财产不超过500个金币〔古罗马货币〕的话，我们规定，不必等待到省监护长的任命，因为这会引起巨大的开支，特别是如果这位监护长并不居住在必须对这些人进行监护的城市里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监护人的任命可由该城的执政官会同这位虔敬的主教和其他赋有公职的一些人来办理，如果那里有一个以上这种人的话。

“同上，Ⅰ.i.标题LV.卫戍司令，第8节——我们希望，各城市的卫戍司令，既然他们都得是深谙正教的神圣教义的人，应由可敬的主教们、教士们、著名人士、业主们和市政官员们来选择和任命。至于他们的就职典礼可以委托拥有显赫权力的兼理军事的地方行政长官去主持，以他的威望通过其委任证书而使他们的就职显得更加隆重。”

我可以引举大量其他法规，你们会到处看到我提到过的这一事实：在罗马人的自治城市制度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制度之间还介有一个城市一教会联合制度；教士们继古代自治城市官员之后，在近代自治城市成立之前，在城市事务中占着重要地位。

你们看到，基督教教会靠着它自己的组织，也靠着它对基督教人民的影响力和它对世俗事务的积极参与，取得了多么大的势力。因此，从这个时代起，教会有力地帮助了近代文明形成它的特色并促进了文明的发展。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时候起它引进近代文明中来的各种因素汇总起来。

首先，一种精神势力，一种精神力量，一种完全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时出现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会，整个世界必将完全被物质力量所俘虏。教会单独发挥了一种道德力量。还不止于此：它支持了和传播了一种关于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规律的思想。它为了拯救人类，提出了这个基本信念，即在一切人类法则之上存在着一条法则，这条法则随着不同的时间和习俗而有不同的名称，它有时称为理性、有时称为上帝的法则，但是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只是名称不同的同一法则而已。

总之，随着教会的出现，产生了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分离这件大事。这个分离乃是信仰自由的根源。它所根据的唯一原则构成了最完善、最广泛的信仰自由的基础。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分离所根据的是这个思想，即物质力量对灵魂、对信仰、对真理既无权利也无影响力。这思想来源于思想世界与行动世界之间、内心世界与外在事实世界之间的截然不同。欧洲为它受苦受难、进行了无数次斗争的这条信仰自由原则，这条很迟才占到支配地位、且在其进展中往往违反教士的意愿的原则，在欧洲文明的婴幼时期便这样以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分离的名义显示出来。正是基督教教会，由于它必须保卫自己、抵抗蛮族风尚的处境，不得不采纳并支持这个原则。

因此，一种精神势力的出现，对神的法规的维护，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之分离，是5世纪时基督教教会赐予欧洲世界的三大恩典。

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并不是它的一切影响都是同样有益的。5世纪时教会里出现了某些不健康的原则，在我们的文明的发展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时期，它的内部盛行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隔离，统治者想独立于被统治者的企图，把法律强加于被统治者的企图，不经被统治者理性和意志的同意而控制其思想和生命的企图。此外，教会还力图使神权政治原则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以篡夺世俗权力、实行专制统治。而当它不能取得世俗的统治权、不能使神权政治原则占优势时，它便与世俗的诸侯们相勾结、并为了分享一杯羹而牺牲人民的自由去支持他们的绝对权力。

这些便是欧洲在5世纪时从教会和帝国得来的文明原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蛮族发现了罗马世界，并开始占领它。为了充分了解在我们文明的婴幼时期会合和混杂在一起的一切因素，留给我们去做的事只有对蛮族的研究了。

当我说到蛮族时，你们知道，我在这里，不是要讲他们的历史。讲故事并非我们目前的事。你们知道，这个时期，欧洲的征服者几乎完全属于同一个种族，除了某些斯拉夫族，例如阿拉尼人外，他们都是日耳曼人。我们也知道，他们几乎完全处于同样的文明阶段。诚然，在这方面，他们之间由于各不同部族与罗马世界的关系深浅程度不同，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同。所以，毫无疑义，哥特人比较进步，他们的习俗和态度比法兰克人要温和些。但按一般观点并就其对我们造成的结果来考虑，则各蛮族人之间这种文明方面原有的不同是毫不重要的。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各族的一般社会状况。但在今天，这还是一个我们很难熟悉的课题。我们没有多大困难就能了解罗马的自治城市制度和基督教的教会，它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在无数风俗、制度、社会机构和实际事实中找到它们的足迹，我们有千百种方法认识和说明它们。但各蛮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状况已完全死亡了。我们不得不根据最早的历史文献或通过想象力的努力把它们写出来。

为了说明蛮族的真实性格，我们首先必须充分了解一种情操、一个事实：个人独立的快乐；在世事和人生的种种机遇中，生气勃勃地、自由地享受人生的那种快乐；有活动而无需劳作的那种快乐；对充满不可靠性、不平等性和危险的冒险事业的爱好。这些便是野蛮状态的主要的情操，也就是驱动这些人群的精神欲望。在今天，像我们这样被锁在一个如此有规律的社会里的人，是很难认识到这种情操对4、5世纪时的蛮族所产生过的力量。我认为，只有一部著作能充分体现这种强烈的蛮族精神，就是梯也里先生的《诺曼人征服英国史》。只有在这部书里，对处于蛮族社会边缘的人们的那些动机、癖性和冲动，才有所体会并以真正荷马式的真实性叙述出来。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如此清楚地看到过一种蛮族的天性、一种蛮族的生活。在库珀的关于美洲蛮人的传奇故事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虽然我认为在水平方面，在朴实性和真实性方面都要逊色得多。在美洲蛮人的生活中，他们在树林中生活的相互关系和思想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想起古代日耳曼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些图画有几分被理想化了，带有几分诗意。蛮族习俗和蛮族生活的黑暗面没有和盘托出给我们看。我说的不仅是这些习俗对社会状态所造成的祸害，而且还指蛮族人自己内心和个人情况的那些弊病。在这种对个人独立的热烈欲望中，有着某种比人们根据梯也里先生的著作所想到的更粗鄙、更卑俗的东西，有着他的故事不常能确切表达的一定程度的残忍和无情。虽然如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看这问题，纵使搀杂着一些残忍、实利主义、迟钝和愚蠢的自私心，热爱独立总是一种可贵的和道德的情操。它是从一个人的道德天性中汲取它的力量的，它是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的那种快乐，它是人格的自我感觉，是人在其自由发展中的自发精神。

这种情操是通过日耳曼蛮族而被引进欧洲文明中来的。它在罗马世界里，在基督教教会里，在几乎一切古代文明里，都是人们所不知道的。如果你在古代文明中看到有自由，那是政治上的自由，公民的自由。人不为自己的个人自由，而为他作为公民的自由而努力奋斗。他属于一个团体，他效忠于一个团体，他准备把自己奉献给一个团体。基督教教会也是如此：一种牢牢地附着于基督教教会、效忠于其教规的情操，一种希望扩大其权威的热烈愿望，或毋宁说，宗教的情操引起了人对自己、对自己的灵魂的一种反作用，一种要降低自己的自由和使自己服从自己的信仰的意志的内心努力。但是这种个人独立的情操，一种除满足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动机的、不惜冒一切危险而表现的对自由的热爱，我再说一遍，这种情操，罗马社会和基督教社会都是不知道的。它正是由蛮族人带来并存入近代文明的摇篮里的。它在那里起了如此显著的一种作用，产生了如此有价值的一些成果，使人不能不把它看作近代文明的基本要素之一。

还有第二种事实，即我们为了它要同样感谢蛮族人的文明的第二要素：这就是军事依附制，即建立在个人之间、战士之间的无需损害个人的自由、甚至开始时无需超过某种程度地损害他们之间几乎完全平等的那种结合，然而它却创立了一种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并产生了后来成为封建制度的那种贵族政治组织。这种关系的基础乃是人对人的依附，个人对个人的忠诚，这种依附和忠诚都没有外在的必要性，也没有社会一般原则所规定的义务。在古代共和国里，你看不到一个人自愿地依附于另一个人；他们都依附于社会。在蛮族人中，社会契约是在个人与个人之间形成的，起初是酋长与其伙伴的关系，当时的情况是他们同在一支在欧洲游荡的队伍中生活，后来这种关系成为封建主与封臣的关系。这个在近代文明史中起着如此重大作用的第二原则，即人对人的忠诚，是从蛮族人那里来到我们中间的。它是从他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变成我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的。

我问你们，开始时我说，近代文明，即使在它的初始时期，就像我在关于它的概图中所描绘给你们看的那样多种多样、动荡而混乱的，我这样说说错了吗？我们现在已发现，在罗马帝国覆亡时就有了几乎所有在我们文明的逐渐进展中联合起来的因素，这难道不确实吗？我们已发现，在那个时候，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自治城市社会，这是罗马帝国最后的遗物，基督教社会和蛮族社会。我们发现，这些组织形式迥然不同的社会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用完全不同的情操鼓舞人们的。我们发现渴求最绝对的独立与渴求最完全的屈从并行不悖，军事庇护与教会的控制并驾齐驱，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无所不在，教会的教规、罗马人高明的立法、蛮族人的几乎未记诸文字的习俗，到处都是各种不同的种族、语言、社会状况、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印象的混合或毋宁说是共存。如此说来，我认为我们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将我们的文明介绍给你们时所根据的那总的性质是符合实际的。

毫无疑义，这种混乱、这种分歧、这种斗争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都是欧洲进步缓慢和欧洲深受其害的种种大风大浪和苦难的原因。虽然如此，我认为我们无需悔恨。对人民和个人来说，最完全和多种多样的发展，在各方面都几乎是无限的发展机会，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补偿为了获得参与的权利而付出的代价。总的来看，这个如此动荡、如此辛苦、如此激烈的状况比其他文明表现的单纯性带来了多得多的益处。人类因此而得到的多于它所遭受的损害。

我们现在认识了罗马帝国覆亡时世界所处状况的总面貌。我们认识了那些不同的因素，它们在动荡中结合起来产生了欧洲文明。今后它们将在我们眼前向前进展、发挥作用。在下一讲中，我将展示它们的演变，它们在我们惯常称之为野蛮时代，亦即还存在着入侵的混乱状态时，产生了什么结果。

【注释】

[1]君士坦丁大帝非常喜欢阿尔勒这个城市，是他将高卢行政长官的官邸设在那里；他还想使该市改用他自己的名字，但流行的习俗反对他的愿望。

[2]佩特罗尼乌斯在402—408年是高卢的行政长官。

[3]罗马各城市的市政机关称为cunφ，这些机关的为数众多的成员称为curiales.

[4]君士坦丁，即普拉西狄乌斯的第二个丈夫，洪诺留于421年选他为同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