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程的目的——欧洲文明的历史——法国在欧洲文明中起的作用——文明是叙述的合适主题——它是历史中最普遍的事实——文明这个词的通常的和通俗的意义——构成文明的两个主要的事实：1.社会的发展；2.个人的发展——证明——这两个事实必然是互相结合着的，并且或迟或早会互相产生出来——人类的命运是完全限制在他的实际的社会状态之内的吗？——文明的历史可以根据两个着眼点来说明和考虑——关于本课程计划的几句话——人心的现状和文明的前景

先生们，我深为你们给予我的接待所感动，请容许我说，我认为这种接待是我们之间虽经长期分离但依然存在着的同感共鸣的一种保证。啊！我说，我现在看到的围绕着我的你们，仿佛是七年前常聚集在这四壁之内参与我当时的工作的同样的一些朋友；因为我自己又来到了这里，看来仿佛我的昔日的一切听讲者也一定会到来；可是，自从那个时期以来，一种变革、一种强烈的变革，已开始支配一切事物。七年前，我们来到这里，由于焦急的疑虑和恐惧而神态沮丧，由于悲观的思想和预期而心情沉重；我们看到困难和危险包围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正沉重地一步一步走向祸害，我们力图以平静、严肃、谨慎的冷漠态度避免祸害，但是无济于事。现在，我们相聚在一起，满怀信心和希望，心情平静，思想自由。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用以恰当地表示我们对此可喜的变革的感激之情；这就是将七年前指导我们行为的这种平静心态、这种坚定的决心带到我们今天的集会、我们新的学习中来，那时我们天天在等待我们的学习被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要不就被随意取消。好运往往是细嫩的、脆弱的，不确定、不可靠的。我们对待希望必须像对待恐惧那样保持节制。疾病的康复期很需要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如同疾病逼近时那样。这种小心谨慎、这种节制，我深信你们会表现的。在困难和危险时期使我们团结起来，至少使我们免犯错误的这种共同的感情，这种意见上、感情上、思想上的亲密一致，在更幸运、更兴旺的日子里将同样使我们联合起来，并使我们能够收获它们的全部果实。我满怀信心地指望你们的合作，此外，我什么也不需要了。

我们这第一次会面与年终相隔的时间很有限，而其间我自己必须对我将作的演讲进行思考的时间更远为短促。因此，一个大问题是主题的选择，对它的考虑很可能会限于今年留给我们的少数几个月之内，限于供我作准备的少数几天之内。我觉得，参照文明的进展对欧洲近代史作一回顾——实际上，对欧洲文明的历史、对它的起源、它的发展、它的目的、它的特性作一概述，可能就会占据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时间了。因此，这正是我想讨论的主题。

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虽然在时间、地点和环境方面千差万别，但这个文明最初都起源于那些几乎完全相似的事实中，到处都是根据同样的原则向前发展，并几乎到处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因此，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而我要请你们注意的正是这个集合而成的文明这一主题。

再者，十分明显，这个文明我们不能追溯到头，它的历史决不可能来源于任何单个欧洲国家的历史。如果说，一方面，它的明显特征是简短的，而另一方面，它的多样性却是十分惊人的。它不是在任何个别的国家里发展完善的。它的面貌的特征分散在各地，我们必须有时在法国、有时在英国、有时在德国、有时在西班牙寻找它的历史的诸因素。

我们法国人在研究欧洲文明方面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对个人、甚至对我们国家的阿谀之词，在任何时期都应避免。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我并不是说，她老是在各方面都跑在各国的前头，因为这样说是荒谬的。在不同的时期，意大利在艺术方面领先于她，英国在政治方面跑在她的前面；还有在其他方面，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有另一些欧洲国家显得比她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当法国在文化事业方面比其他国家跑得更快时，她总能唤起新的活力，以一股新的冲力跃向前去，并很快就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或跑在他们前面。这是法国的特殊的命运，不仅如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当这些已在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文明制度力图扩大其领域成为丰富而普遍的思想和制度，以便为欧洲文明的共同利益而运作时，它们必需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经受一次新的预习，然后从法国这个第二故乡出发去征服欧洲。在它扩散之前，几乎没有任何伟大的文明思想、任何伟大的文明原则不是按照这种方式通过法国的。

由于这个原因，在法国的性格中，存在着某种好交际、富于同情心，使它能比任何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更容易、更有效地被人接受的东西。不论是否由于我们的语言，是否由于我们的思想倾向和我们的习俗的特殊风格，这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的思想比其他民族的思想更受人欢迎、更容易深入群众，使群众能更明白地理解。一言以蔽之，敏锐、好交际、同情心是法国的特征，也是她的文明的特征，正是这些性质使她理所当然地走在欧洲文明的前列。

因此，在着手研究这个重要事实时，并不是任意或依照常规来选择法国作为这个研究的中心的。如果我们是要使我们自己处于文明的中心、处于我们就要去考察的这个事实的中心，我们就必须这样做。

我常使用事实这个词，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文明是像任何其他事实一样的事实——一个像任何其他事实一样，可以被研究、被描写、被叙述的事实。

在过去的若干时间里，人们常谈到有必要将历史局限于各种事实的叙述，再也没有说得更正确的了。但我们必须记住，可以叙述的事实很多，而且这些事实本身的性质多种多样，远比人们起初认为的要多得多。有些是物质性的、看得见的事实，例如战争、战役、政府的官方行为；有些是精神性质的事实，但仍然是真实的，虽然它们在表面上没有显示出来；有些是个别的事实，它们有自己的名称；有些是普遍性的事实，它们没有任何独特的称呼，对它们不可能指定任何确实的日期，不可能将它们置于严格的范围之内，但它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事实，是历史上的事实，我们不能把它们排除在历史之外，除非我们删改历史。

我们通常称之为历史哲学的那部分历史，各种事件相互间的关系，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原因和它们的结果——这些都是事实，这些都是历史，正像关于战争和其他物质的、看得见的事情的故事一样。这一类的事实，毫无疑义，更难以阐明和解释。我们在说明它们的时候更容易犯错误，要赋予它们生命和生气、有声有色地表述它们，绝非易事。但这个困难丝毫不能改变它们的性质，它们仍然是历史的一个重要成分。

文明是这种事实之一，是一个普遍的、隐蔽的、复杂的事实；我承认，这是一个很难描述、很难叙述的事实，但它仍然是一个事实，因为它存在着；它仍然是一个事实，因为它有权被描述、被叙述。关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提出大量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也有人问过，它究竟是一件好东西还是一件坏东西？有些人为它痛惜，另一些人为它高兴。我们可以问，究竟它是不是一种普及全世界的事实，究竟有没有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一种人类的命运；各民族究竟有没有一种世代相传的东西，它从未曾丧失而只会增加，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团块，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永远？就我而论，我深信，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一种文明集合体的传递，因而存在着一种有待于撰写的、全世界普遍的文明史。但是，如果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限制，将我们自己局限于若干个世纪的历史、局限于某一民族，而不去提出如此巨大、如此难解决的问题，那末十分明显，在这些范围之内，文明是一个可以被描写和叙述的事实——它是历史。我同时还要说，这个历史是一切历史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无所不包。

你们难道不觉得文明这个事实是最卓越的事实——普遍而且成为定论的事实，一切其他事实的归宿和总结吗？拿构成一个民族历史的、我们常把它们看作它的生命的要素的一切事实为例，拿它的种种制度、它的商业、它的工业、它的战争、它的政治的细节为例，当我们就它们的总体、它们的相互关系来考察这些事实时，当我们估计它们、判断它们时，我们往往会问，它们在什么方面对那个民族的文明作出了贡献，它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对它发挥了什么影响。按照这种方法，我们不仅对它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而且衡量和评价了它们的真实价值。它们仿佛是一些江河，我们问它们对大洋贡献了多少数量的水？因为文明就像海洋，它构成一民族的财富，该民族的生命的一切要素、支持它的存在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并团结在它的内部。情况确实是如此，因此，甚至那些从其本性看来也是可憎和有害的、压得各民族透不过气来的那些事实，例如专制政治和无政府状态，如果它们在某个方面对文明有贡献，如果它们使文明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宽恕它们，不计它们的过错和它们的恶的本质。总之，我们在任何地方认出了文明，不论创造它的是什么事实，我们就会忘却它所花的代价。

此外，有些事实，严格说来，我们不能称之为社会性事实。有些个别事实似乎是人类的灵魂而不是公众的生活所关心的；这些事实是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科学、文学、艺术。这些事实似乎要探讨人的问题，旨在完善人的道德和满足人的知识；以人的内心的改善、人的精神的悦乐而不是以人的社会状况的改善为它们的目的。但在这里，这些事实往往也是在涉及到文明时才被考察和需要加以考察。

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里，宗教享有教化人民的光荣。科学、文学、艺术，一切知识和精神的悦乐都有权分享这份光荣。当我们承认它们这个要求时，也就是在表示对它们的赞美和尊敬。因此，那些不依靠外界的结果而只凭其与人类灵魂的关系而显得重要和崇高的事实，由于它们与文明的关系而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崇高。这个普遍的事实有如此大的价值，它能给予它所接触的一切事物以价值。而且不但它给予价值，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所提到的那些事实，即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都被按照它们对文明的影响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和评价。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一个时期，会变成衡量它们的优点和价值所依据的准绳。

那末，在研究它的历史之前，我要问，仅就其本身来考虑，这个似乎是各民族整个生活的总和和表现的如此严重、如此博大、如此珍贵的事实是什么东西呢？

我在这里要注意不要陷入纯粹的哲学之中，不要定下某种推理的原则，并由此而演绎出文明的本质作为一个结果，按照这个方法，将会有许多错误的可能。再者，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事实要查证和叙述。

长期以来，在许多国家里，文明这个词一直被使用着，人们已赋予这个词以多多少少是明白和广泛的意义，它在那里被使用时，那些使用它的人把某种意义或其他意义加到它身上。而我们必须研究的是这个词的一般的、人本的、通俗的意义。一般词语的通用的意义几乎总比显然更严格、更精确的科学定义有更多的正确性。词的通常意义来自普通见识，而普通见识是人类的特征。一个词的通常的意义是在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因此，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就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这个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逐渐扩张，直到人们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将应归入这个词名下的种种事实、种种概念都包含了进去。

另一方面，当一个词的意义根据科学来决定时，这个决定、这件由一个人或少数人作的工作是在人们想到的某个特殊事实的影响下发生的。因此，一般而论，科学的定义要比词语的通俗意义狭隘得多，因而实际上也不精确得多、不真实得多。把文明这个词的意义作为一个事实，按照人类的常识加以研究，研究它所包含的一切意思，这种做法将使我们对事实本身的认识比我们自己试图给它一个科学定义的做法取得大得多的进展，虽然后者乍看之下可能显得更明白、更精确。

我要向你们提出一些假设来开始这项研究工作。我将描述若干社会的状况，然后我们来看看一般人的本能能否从中辨认出一个在走向文明的民族的条件，辨认出人类赋予文明这个词的意义？

首先，假设有一个民族，它的外在生活是很舒适的，物质的舒适设备应有尽有，他们付出少量的捐税，他们毫不受苦，他们的私人关系处理得很公正——总之，他们的物质生活完全是幸福的，安排得很好。但这个民族的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却有意地维持在一种麻木呆滞的状态中，我不说受压迫状态，因为他们不理解这种感情，但是是一种压抑状态。我们不乏这种事态的例子。有过许多小的贵族政治共和国，人民在其中受着羊群般的待遇，物质上过得很幸福，但丝毫没有精神和智力方面的活动。这是文明吗？这是一个能教化自己的民族吗？

另一个假设是：有一个民族，它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舒适、那么安乐，但仍能维持温饱。另一方面，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从未被忽视，向他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精神园地，以培养崇高而纯洁的感情，他们宗教的和道德的观念都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但非常注意遏制这些观念中的自由原则；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需要，如同前一例子中的物质上的需要那样，都能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分得一份真理，但任何人都不得为自己寻求真理。不活动性是精神生活的特征，这就是大多数亚洲居民的生活状况。凡是神权政治支配的地方，人性就受到抑制，例如印度人的状况就是如此。我在这里要提出一个与前面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能教化自己的民族吗？

我现在完全改变假设的性质：有一个民族，他们人与人之间处处显示出个人自由的精神，但那里混乱和不平等是不断出现的。它是力量和机遇的帝国。任何人，如果他不强有力，他就受压制、受苦、死亡。横暴是这个社会状况的主要特色。谁都知道，欧洲已经经历过了这种状况。这是一种文明的状况吗？毫无疑问，它可能包含一些文明的原则，这些原则会逐渐发展起来，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处于统治地位的事实肯定不是人类的常识称之为文明的那个事实。

我提出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假设：每个人都非常自由，他们中间不平等的事是极为罕见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也是极为暂时的。每个人所做的事几乎正是他们愿意做的，而在权力方面他与他的邻人几乎没有差别，但很少有普遍的利益，很少有公众的意见，很少有社会交往——总之，各个人的才能和存在自生自灭，互不相干，在身后不留下任何痕迹。一代一代的人临死时看到的正是他诞生时看到的那个社会，这就是野蛮部落的状况，那里有自由和平等，但肯定没有文明。

我可以提出更多的这种假设，但我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东西来说明什么是文明这个词的通俗的和天然的意义了。

十分明显，我简略地加以描述的几种状态中没有一种（按照人类天赋的判断力）是与文明这个名词相符合的。为什么？我觉得，文明这个词所包含的第一个事实（这是我向你们匆匆展示的一些不同例子的结论）是进展、发展这个事实。它立刻使人想到一个向前行进、不改变自己的居住地而只改变自己的状况的民族，使人想到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就是训练自己、改善自己。我觉得，进展的概念、发展的概念是这个词所包含的基本概念。这进展是什么？这发展是什么？一切困难中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

这个词的语源似乎是在明白而令人满意地回答：它是国民生活的不断完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这是读出文明这个词的音来时人们所理解的第一个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社会关系的扩展、最大限度的活动、最好的组织。一方面是不断增加生产给予社会以力量和幸福的一切资料，另一方面是把所产生的力量和幸福更加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

这就是全部吗？我们已经详尽无遗地指出了文明这个词的一切固有的、通常的意义了吗？除此之外，这个事实的确没有其他含义了吗？

这几乎好像是我们在问：归根到底，人类难道仅是一座蚁冢，仅是一个只需要秩序和物质幸福而不需要其它的社会，只要付出的劳动愈大，劳动果实的分配就愈公平的社会，那末要达到的目标，要实现的进步就愈有保证。

对于如此狭隘的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定义，我们本能地立刻感到反感。它看第一眼就感觉到，文明这个词包含着某种更广泛、更复杂的东西，超过了仅仅是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和幸福的完善。

事实、公众的意见、这个词为人所普遍接受的意义是和这种本能相一致的。

看看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的全盛时代的罗马，那时它正向世界帝国进军，其社会状况显然正在上升中。然后再看看，在奥古斯都统治下开始衰落时期的罗马。那时无论如何，社会的前进运动已经停止，而一些坏的原则正处于盛行的前夕，然而还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并且说，奥古斯都的罗马比法布里齐乌斯或辛辛纳图斯的罗马更文明。

让我们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看看17和18世纪的法国。十分明显，用社会的观点考虑人们实际所得的幸福以及它的分配方式，在这方面，17和18世纪的法国比之欧洲其他某些国家，例如比荷兰和英国，要差一些。我相信，在荷兰和英国，社会的活力比法国的更大、增长得更快，其果实的分配也更充足，然而问问一般人的良知，它会说，17、18世纪的法国是欧洲最文明的国家。欧洲毫不迟疑地用肯定语气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法国的这种舆论，在一切重要的欧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

我们还可以指出其他许多国家，它们比别处更富庶、财富增长得更快，分配也更为妥善，但以人的自发的本能，一般的良好见识来判断，其文明程度却被认为不如那些按纯粹的社会意义来说分配得不太好的国家。

这意味着什么呢？后面这些国家具有什么优势呢？它们具有文明国家的什么特色使它们获此殊荣呢？在人类的认识中，什么东西可以大大地补偿他们在其它方面所十分缺乏的东西？

它们已显示出了除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外的另一种发展：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如果它们的社会不如其他地方完善，它们的人性却更辉煌、更有力地雄踞于前列。毫无问题，还有许多社会问题尚待解决，但大量的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问题已经解决。对许多人来说，物质财富和社会权利还是不足的，但他们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世界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文学、科学和各种艺术大放异彩。人类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了这种荣耀的标志，这种被人类的天性所赞美的标志，人类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为崇高享受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人类就在那里承认它，称它为文明。

因此，在这个大事实中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人类的公论和对人类的常识进行一次简单测验的结果。如果我们询问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如果我们研究文明的重大关键，即人们一致同意为推进了文明的那些事实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总是会认出它就是我刚才描述的两个要素中的一个。它们永远就是个人发展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始终是那些使人的内心、他的信仰、他的生活方式或他的外部条件、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发生变化的那些事实。例如基督教，它不仅在最初出现时，而且在其存在的最初几个阶段，都对社会状况不闻不问，它还公开宣布它不想干预社会状况，它命令奴隶服从其主人，它对那个时期社会上任何一件大祸害、大不义的事都不加抨击。但谁会否认基督教是文明的一大关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改变了人的内心、信仰、情感，因为它使人在道义上、在知识上获得了新生。

我们曾看到另一种性质的关键，它不管人的内心而管人的外部条件，它使社会发生变化、获得新生。它肯定也是文明的一种决定性的关键。统观全部历史，你将到处看到这种结果。你将看到没有一种有助于文明发展的重要事实未曾发挥过我说过的两种影响中的一种。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这个词语的天然的和通俗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文明的两个要素。现在来了这样一个问题，会不会两个中的一个就足以构成文明，会不会分别出现的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都是文明？人类会不会把它认作文明？或者，这两种如此亲密、如此互相需要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如果它们并不同时产生，仍然是不可分开的，或迟或早一个会引起另一个。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文明两要素的性质本身并问我们自己，是否仅仅根据这一点，就知道它们是否密切相连和互相需要。我们可以问历史，它们是否彼此孤立地出现的，或者它们是否总是互相产生的。最后，我们可以向人类的共同意见——常识——请教这个问题。我首先要向常识请教。

如果一个国家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发生了财富和力量的大发展，社会财富的分配经历了一场革命，这个新的事实会遇到敌人、会遇到反对，这是不可避免的。变革的敌人叫嚷些什么呢？他们说，社会状况的发展并没有同样地、同等程度地改善人的道德和人的内心世界，这个发展是一个虚假的、不可靠的发展，其结果对道德、对人都有害。社会发展的支持者有力地反驳了这个攻击，他们说，社会的进步必然牵涉到并带来道德的进步；如果外部生活安排得好些，内部生活就会高雅些、洁净些。问题就这样存在于新状态的敌对者与支持者之间。

我们把假设颠倒过来：假定道德的发展有了进步。致力于这一进步的人一般会作出什么许诺？在社会的最初时期，那些施教化于人的宗教统治者、贤人和诗人们许诺了什么？他们许诺社会状况的改善、社会财富更公平的分配。那么，我问你，这些争论，这些诺言包含着什么？有什么意思和含义？

它们含有这个意思，在人类自发的、天生的信念中，文明的两个成分即社会的发展和道德的发展是密切相连的，人一看到这一个成分时就立刻望着另一个。那些支持或反对两个发展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人，当他们肯定或否定两者的联合时，他们正是出于这个天生的本能的信念才采取他们的立场的。不难理解，如果我们能使人类相信社会状况的改善将不利于个人内心的进步，则我们就能有效地贬低和削弱正在全社会中进行的革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许诺人类用改进个人这个方法来改进人类，则不言而喻，这个意向说明人们相信这些诺言，因而就利用这个信念而取得成功。因此，十分明显，人类发自本能的信念认为文明的各个运动是互相关连着的，而且是相互产生的。

如果我们研究世界史，我们将得到同样的结果。我们将看到人的内心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社会带来了利益，而社会状况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个人带来了利益。我们看到两个主要成分中的任何一个以惊人的效果显示出来，并给进展中的运动打上一个说明其特殊性质的印记。有时只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越过了千重障碍，经历了千种变化之后，第二个成分才显示出来，才来完善第一个成分已经开了头的文明。但如果你仔细考察它们，你立刻就会看出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那条纽带。天意的行程并非限于狭隘的范围，它并无义务也不想费力地去使昨天定下的原则今天就有了结果。这种结果当它们的时刻到来时，会按时到来，但也许已经隔了几百年。虽然我们可能觉得它的推理过程慢了点儿，但它的逻辑依然是正确而健全的。在天意看来，时间等于零，它跨越时间正像荷马笔下的诸神跨越空间。它只跨出一步，好几个时代就消失在后面了。基督教改造了有道德感的人之后过了多少个世纪，经过无数个事件，人的改造才对社会状况的改造产生它巨大和应有的影响。但谁会否认这毫不因此而减损的成就呢？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扩展到构成文明的两个事实的性质本身，我们一定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任何人都曾在自己的情况中体会到这一点。当一种道德的变化在人的身上产生时，当他获得了他以前所没有的一个思想或一种美德或一种才能时——总之当他个人单独地发展起来时，就在这同一时间占领他的是什么愿望、是什么欲望呢？那就是要把他的新的思想感情传送给他周围的世界，以便在外界实现其思想的那种愿望、那种欲望。一旦一个人获得了任何东西，一旦他的存在在他自己的信念中有了一种新的发展，取得了一种额外的价值，他立刻把占有的念头加到这个新发展、这个新价值上去；他感觉到自己的本能和内在的呼声逼迫他把这种已在自己身上实现的变革，这种改进，推广给其他人。我们能有一些伟大的改革家，应完全归功于这个原因。改变了世界面貌的一些伟大人物，在改变了自己之后，没有被其他任何欲望而只被这个欲望指导着、驱赶着走上自己的路。关于在人的内心中发生的变化就谈这一些；现在来谈谈另一个变化。在社会状况方面实现了一次革命，社会得到了较好的管理，权利和财富在其成员之间有了更公平的分配——这就是说，世界的面貌变得更纯洁、更美丽了，政府的行动，人在其相互关系中的行为更公正、更仁慈了，难道你认为世界面貌的这种改进、外界事实的这种改善，对人的内心、对人性不起反作用吗？关于榜样、关于习俗、关于崇高模范的权威的一切话就建立在这一点上：即一个调节良好的外部事实迟早总会相当彻底地导致一个具有同样性质、同样优点的内部事实。一个调节得更好、更公正的世界使人本身变得更加公正。内部被外部所改良，正如外部被内部所改良，文明的两个成分是密切地互相结合着的。它们之间可能插入了好几个世纪和各种各样的障碍，它们可能必须忍受千百种变化以便互相复得，但它们迟早总会再度互相结合。这是它们的自然法则，历史的普遍事实，人类天生的信念。

我认为我远远没有详尽阐述这个问题，但虽很粗略却已相当完全地展示了文明这个事实。我认为我已插述了这个事实，定下了它的范围，阐明了它所引起的一些主要的根本性问题。我本来可以在这里停下来了，但我不能不谈一谈我在这一点上想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严格地说，不算历史问题。我不愿称之为假设的问题而称之为猜测的问题。这种问题，人只能掌握其一端，另一端他是永远也掌握不到的。这种问题，人无法绕着它加以巡视，只能从一个方面去考察，然而它们同样是真实的、同样是令人深思的，因为它们不管人愿意或不愿意，随时会出现在人的面前。

在我们已经述及的、构成文明这个事实的两种发展中，即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人性的发展，这两者之中，哪一种发展是目的，哪一种发展是手段？人发展自己，发展自己的才能、感情、思想和自己的整个存在是不是为了改进自己的社会环境，改善自己在世上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社会环境的改进、社会的发展、社会本身难道不是个人发展的舞台、契机和动力吗？总之，社会是为服务于个人而设的，还是个人是为服务于社会而生存的？答案取决于如何回答下列问题：人的命运是否纯粹是社会性的？是否社会足以汲尽、消耗人的一切？或者是否人的内心深处有着某种来自身外的东西——某种比他在世上活着更崇高的志趣？

鲁瓦耶-科拉尔先生是这样一个人，我以称他为我的朋友为荣。他走出了像我们这样的课堂上的集会，到不那么平静而更有力量的会议里去跃居首位。他的一切话语已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听众的心上。他至少已经按照自己的信念在其关于渎圣法案的讲话中解答了我们的这个问题。我在那篇讲话中看到了这两句话：“人类社会是在地球上诞生、生活和死亡的，它们的命运是在那里完成的。……但它们不包容整个的人。人将自己许给社会之后，他还留有他最高贵的部分，一种高超的能力，凭借这一能力他升高到上帝那里，升高到未来的生活，升高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的未知的幸福之中。 ……我们，这些个别而相同的人，是真正赋有不朽性的生命。我们有不同于国家命运的命运。”^[1]

对此我不想再说什么话，我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说出这一问题，我已满足。人们在研究文明史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文明史已经结束，关于我们当前的生存已经没有更多可说，人必然会问他自己，是否一切都已详尽无遗地说了，自己是否已经到了一切事物的终点？那末，这是文明史所能导致的所有问题中最后和最高的问题了。指出这一问题的位置和它的恢宏，对我来说已经足够。

根据我说过的一切，十分明显，文明史可以用两种方法来处理，根据两种资料来源，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虑。史学家可以置身于某一个时期、某一系列时代或者某个特定的民族中，深入到人类心灵的内部。他可以研究、描述、叙述人的内心所完成的一切事件、一切变化、一切革命。如果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就能写出他所选择的那个时期、那个民族的一部文明史。他也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进行：不深入到人的内心去，而采取这样一个立场——将自己放在世界之中。他可以不去描述个人的思想感情的种种沧桑变化，而去描述外部的事实，重大的事件和社会状况的种种变化。这两个部分，这两种文化史是密切结合的；它们互相反映、互相成为对方的映象。然而，它们也可以是互相独立的。诚然，也许它们应该如此，为了论述得详细而明晰起见，至少开始时应该如此。就我来说，我不想和你们一起研究人类灵魂内部的文明史。我所要研究的是外界事件的历史，是看得见的事物和社会状况的历史。的确，我曾想要向你们展示文明的整个事实，竭尽我所认识到的复杂性和广度，并且将它一切可能产生的重要问题摆在你们面前。现在，我约束了自己，将我研究的领域划定在较小的范围之内。我要研究的仅仅是社会状况的历史。

我们将从探索欧洲文明初始时期，即罗马帝国覆亡时，欧洲文明的一切因素开始，我们将细致地研究建立在那些著名废墟上的简陋的社会。我们将它的种种因素不是使其复活而是陈列出来，然后再使它们向前移动并探索其在那时代以后的15个世纪的发展过程。

我相信，我们在研究的道路上只走了极短的一段路之后就会获得这样一个信念，即到目前为止，文明还很年轻，世人还无法估量它的整个经历。人类思想此刻肯定还远远不是它可能成为的一切，我们还远远不能理解人类的整个未来。让我们每个人静下心来问问自己，他心目中形成概念的、也是他所希望的至善是什么样的，然后让他将自己的思想和世界上的实际比较一下。他就会相信，社会和文明两者都还很年轻，虽然它们已走过的路很长，它们还有远得无可比拟的路要走。这不会使我们在考虑我们的实际状况时减少丝毫快乐。当我将过去15个世纪中欧洲文明史的一些大的危机置于你们面前时，你们将看到，甚至直到今天，人的生活状况一直是多么艰苦而充满着风暴的，不但在外表生活和社会状况方面，而且在灵魂生活方面，都是如此。在所有那些时期中，人的内心所不得不忍受的苦难与人类所忍受的同样深重。你们将看到，在近代，人的心灵也许第一次达到了一种状态，虽不很完善，但还是有一点和平及和谐的。社会也是如此。它显然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与它以前的情况相比，人类的生活状况是轻松而公正的。想到我们的祖先时，我们几乎可以将吕克莱修斯的诗句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在大风大浪中，在岸上的一个安全的地点，遐想某些在海洋的狂风恶浪中颠簸的船只的危险，真快乐。”

我们可以像荷马书中的斯齐纳吕斯那样毫不过于骄傲地说到我们自己：

感谢苍天，我们的生活比起我们的前人来，无限地美好。

但我们要注意，不要让自己过多地沉湎于想我们的幸福和生活的改善，否则我们可能会落入两种严重的危险，即骄傲和怠惰。我们对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成就、对我们自己的教化会产生一种过分的自信，同时由于我们生活条件的过于舒服而使我们自己失去活力。我觉得我们经常在动辄抱怨与盲目满足这两种倾向之间波动。我们在思想方面、愿望方面、想象力的活动方面，有一种精神的敏感性、一种渴望、一种无限制的雄心壮志。但当生活中需要去做实际工作时，当我们必须麻烦自己，作出牺牲，努力去达到目的时，我们的双手就无精打彩地垂了下来，在绝望中轻易地放弃了这件事，这种轻易的程度，只有我们以前希望得到它时的那种不耐烦的程度才能和它匹敌。我们必须注意不让自己屈服于这两个缺点中任何一个。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及时地预先估计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有多大多广。我们不该谋求那些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合法地、公正地、正规地取得的东西，而应该不懈地注意我们文明本身所根据的那些原则。我们有时似乎想采取我们通常加以抨击和蔑视的那些原则——这就是蛮族欧洲的权利属于最强大者的原则。还有四五百年前天天发生的习以为常的野蛮、暴力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我们一时屈服于这种欲望，我们会发现自己却不具备那个时期的人所具有的毅力和蛮劲，他们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受了很大的苦，当然急于并不断地努力从中解放出来。今天的我们对于我们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我们切不可由于沉湎于暧昧的欲望而使已有的生活蒙受危险，实现这些欲望还没到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许多，要求于我们的也是很多的。我们必须交给后代一份关于我们所作所为的严格的报告。现在，公众、政府都可以加以讨论和检查，都负有责任。让我们牢牢地、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抓住我们文明的那些原则——正义、合法性、公开性、自由。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当我们自己要求、并且有理由地要求一切事物都得接受我们的检查和调查时，我们自己也就在世人的注视之下，也会被人议论、被人评判。

【注释】

[1]鲁瓦耶-科拉尔先生对关于渎圣问题的法案的意见，第7页和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