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学校教育研究
李 永 顾晓莉
引子
1886年2月22日
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天空阴云密布,黑压压的。学校里没剩几个孩子了。班上有几个男孩没能答对老师的问题,另外几个男孩由于懒惰正在教室前面准备接受老师的惩罚。现在接近12点了,阿土和阿同正在外面玩投球游戏。
今天是2月22日,华盛顿总统的诞辰。我看到许多屋顶飘扬着镶有38颗白色五角星的国旗。今天美国男孩都不用上学,华人男孩却一直都在上学。我们从《圣经》中学到,只要心地纯正,耶稣会像爱美国男孩一样爱华人男孩。
一名九岁的华人男孩——阿炳
(出自美国外籍妇女教会组织西部支会第13次年度报告)[1]
这是旧金山华人男孩阿炳(Ah Beng)写下的一篇课堂书信习作,记述了阿炳在华盛顿诞辰日这一天的若干生活片段。在阿炳稚嫩的英文背后,隐含着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教育的诸多问题。
仔细审视这封信,可以发现:从日期上看,这一天是华盛顿诞辰日,公立学校是放假的,因此这所学校肯定是公立学校以外的教会学校或中文学校。由于这是封英文信,而且提到《圣经》、耶稣等词语,可以推测阿炳是在教会学校上学,而信中又提到一个时间——12点,要知道中文学校一般在下午或周末开课,所以可以断定阿炳是在教会学校读书。我们知道,旧金山华人公立学校在1885年复开,但是阿炳为什么没有在公立学校就读?当时旧金山华人子女的教育情况到底如何?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华人争取公立学校教育权利的斗争
1848年加州淘金热以后,华人开始移民美国,华人在移民初期满足了西部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受到了短暂的欢迎。但是华人既不是白人,又不是基督徒,而且在容貌、衣着、饮食等方面也与白人不同,文化和生理上的差异使华人日渐受到排斥。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部开发逐渐告成,加之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受劳工党和排华政客的煽动,加州多次发生排华暴力事件,到1882年国会颁布《排华法》,排华浪潮达到顶点。
排华行为在教育领域表现为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旧金山是华人移民进入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当时美国第一大华埠,其隔离教育的历史具有代表性。19世纪末的加州以及旧金山当局执行隔离教育政策,剥夺了华人子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华人社会经过不断斗争才取得了公立学校教育的权利。
1858年加州教育厅厅长安德鲁·莫尔德(Andrew J.Moulder),执行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避免黑人、华人、印第安人的孩子与白人孩子混校。由于华人社会的请愿,1859年9月旧金山第一个华人公立学校在斯托克顿街和萨克拉门托街的街角教堂地下室建立。这所学校是当时加州唯一的公立华人学校,也是一所种族隔离学校。1860年6月,旧金山当局把该校改成夜校,用以吸引白天做工的华人孩子接受教育。
19世纪70年代后,学龄华童的人数逐渐增加,加州15岁以下的华人子女至少有75%居住在旧金山,他们从1867年的500人增至1900年的4 000人。[2]子女教育遂成为华人家长极为关切的问题。但是到1870年,由于加州教育厅颁布的新教育法规中没有提及华人,在1871年旧金山教育局趁机关闭了华人公立学校。此后,华人子女的英文教育,几乎都由教会学校来承担。
在此情形下,一方面华人父母或聘请家庭教师,或将子女送回中国,或送入教会学校使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为了争取平等教育权,华人父母向州议会请愿、向报纸呼吁,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1878年,超过1 300名定居在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的华人向州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进行了集会。请愿书写道,既然华人在加州有纳税的义务,也就应该享受以税款支持的学校教育。华人的合理要求得不到官方的理会,旧金山教育局一直以唐人街是疾病的根源、唐人街充满不道德行为、华人是劣等民族、华裔学生携带传染病等理由,拒绝华人子女进入公立学校。
但是情形很快有了转机。1884年,华人赵洽(Joseph Tape)为他的8岁女儿美媚(Mamie)到旧金山的春谷学校(Spring Valley School)报名入学,校长珍妮·赫尔利(Jennie Hurley)拒绝收容这名学童。于是赵洽聘请律师向法庭提出诉讼。[3]最终华人父母赢得胜利,法院还判决旧金山教育局以种族为原则排斥华裔学生违背宪法,因为未能向华人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1885年4月,旧金山教育局在华埠开办了华人初等学校(Chinese Primary School),阻止赵美媚进入春谷学校并强迫她进入这个隔离学校。
华人初等学校的设立是种族隔离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加州政府并不想让华人儿童自由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为他们设立隔离学校可以既回避法律指责、又坚持“隔离但平等”的政策。这种不公平的教育政策进一步阻碍了华人子女的升学。由于华人初等学校只是小学水平,如果华人子女想继续升学,就需要获得当局批准才能进入公立中学。到20世纪初,华人父母继续援引“赵美媚诉珍妮·赫尔利案件”的判例,在法庭上与隔离教育政策做斗争。
二、旧金山华人子弟学校教育的3种形式
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学校教育的形式主要有3种:华人公立学校(初等学校)、教会学校和旧式中文学校。
(一)华人公立学校(初等学校)教育
1859年建立的旧金山华人公立学校在存在的12年(1859—1871)里,曾因“资金短缺、学生出勤率低”等原因被数次关闭,但是每次都因为华人的坚持迫使当局重开学校。这所开开关关的学校注册入学的华人学生至少有997名。[4]1885年复开后,定名为华人初等学校,1906年大地震后,又搬迁校址,易名为远东公立学校(Oriental Public School)。
1885年设立的华人初等学校有着普通公立小学一样的课程,学校低年级注重阅读、书写、拼读、计算等能力的培养,高年级注重语言、地理、历史等科目的学习。19世纪末美国公立学校教学非常重视培养记忆力、注重训练、强调纪律并严于惩罚。此外,学校也非常重视竞争、自立和个人主义的培养。他们认为,富有竞争性的游戏和等级评定有利于培养上述价值观。公立学校的老师普遍采用“死记硬背”、“机械式”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学习,单调的诵读和反复的训练等方法被用来加强英语单词的记忆。
1867年,一个观察者描述了旧金山华人公立学校的一次课堂教学。教师在黑板上写下很多英文单词,要求学生对每个单词进行正确的拼写和发音。教师会把拼读正确的同学移到教室的前面,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激励,因为老师把他们与其他同班同学进行了区分。[5]
虽然这是复开前的华人公立学校的教学,但是这种教学方法一直为美国公立学校所沿袭,其改变要等到19世纪末进步主义改革引发的教育运动。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公立学校教育逐渐从以培养社会精英为主的教育转向以培养合格国民为主的教育,在公立学校中积极施加美国化的影响,贬低其他族裔的语言和文化,华人子女也受到该教育政策的影响。
虽然美国试图通过学校教育改变华裔学生,却不曾改变种族歧视的校园环境,这是华人初等学校与其他公立学校的区别。受隔离教育政策影响,华人初等学校办学经费经常不足;教学中白人教师歧视华裔学生也是常有的事;华裔学生英语学习困难直接影响了其他课程的学习效果,这些因素影响了华人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因此,一些华人家长就故意违反教育局的规定,把华人子弟送到师资较好的公立学校,或者送到旧金山以外不受隔离教育影响的公立学校就读。1885—1890年间,只有434名华裔学生先后就读于华人初等学校。[6]
(二)教会学校教育
1850年,华人大规模移民美国以后,传教士就开始了对华人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不仅要拯救华人的灵魂,还在开展一场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战争。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教会开办学校,强化对华人子女的教育,促其基督教化。
早年加州的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为华人设立公立学校,教会却主动设立夜校和主日学校教授英文。第一所主日学校是1853年在旧金山创建的,课堂设在萨克拉门托街一间楼上的房间里,教师是第一教堂一位仁慈的妇女。[7]1871年华人公立学校关闭后,一批教会学校的出现满足了旧金山华人子女英文教育的需求。19世纪的70和80年代,玛丽安·布克(Marian Bokee)在美国女公会的帮助下管理着一所为华人开办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日常活动在杰克逊街和杜邦街的老环球旅馆的地下室中进行。[8]19世纪70年代,仅旧金山就有大约15家这样的学校。[9]在19世纪80年代,有一系列的基督教教会组织在旧金山的唐人街设立了学校,包括长老会、浸礼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公理会等各教派都提供英语学习的有关课程。[10]华人众多的旧金山成为教会学校云集的地方。
华商为教会学校的开办提供了部分资金,因为公立学校的拒绝打消了他们为子女谋求教育的机会。即使1885年隔离学校复开后,很多华人子女也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同时,教会学校还为成年华人提供英语教育。虽然教会学校有传教目的,但是远比排华分子对华人施加恶行要好得多。在严酷的种族歧视环境下,有着基督教博爱思想的教会学校得到许多华人家长和孩子的青睐。这是教会学校与华人公立学校最大的不同。
如前所述,教会学校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教授英语接近华人,进而使华人接受并皈依基督教。女公会进行宣传的小册子明确指出,她们的目的是向华人妇女和子女传福音,促使她们皈依基督教,并坚持认为“要想顺利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最有效的方法是抓住孩子的心灵,而且越早越好,训练他们促其形成高尚的生活方式。”[11]因此,教会学校在平时的日常教学中都会通过《圣经》的学习、祈祷和唱圣歌等活动加强基督教化的影响。
虽然有这样的长远目标,但是无论对家长还是老师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目标是教育华人孩子为未来进入公立学校做准备。因此,从一开始,华人主日学校就不光是教宗教课程,因为如果只讲《圣经》和《教义问答》,主日学校是不可能非常普及的。教会学校的课程在发展中逐渐向公立学校靠拢,日益标准化,比如使用加州政府规定的教科书,所教课程包括读、写、算术、语法、地理等和普通学校一样的课程。当时旧金山不仅有教会小学,还有教会幼儿园。
通过教会学校的学习,华人子女掌握了语言,学习了文化知识,有助于未来华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但也影响了日后他们对基督教的认同。这种影响到底多大,现在还没有办法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岁月的流转,旧金山华人皈依基督教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三)旧式中文学校教育
“今天美国男孩都不用上学,华人男孩却一直都在上学。”这句话除了指有的华人子女在公立学校放假时在教会学校上学,还指他们放学后要到唐人街的旧式中文学校学习。
19世纪70年代以后,华童数量不断增多,他们的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华人社会的关注,但是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限制依旧,华童前途不禁令人担忧。在外界排斥、歧视的压力之下,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强烈,许多人还计划将子女日后送回国发展,因此也更加重视祖国文化的传递。与此同时,华人子女仅靠家庭教育显得非常薄弱,在此情形下,旧式中文学校应需而生。中文学校的兴办是华人为应对认同危机的一种抗争,也是沿袭传统文化、寄托爱国之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旧金山华人子女的中文学校教育首先从私塾专馆开始。虽然旧金山第一所私塾的开办日期现今已无从查考,但从1880年该华埠人口普查中已出现十余位中文教师的事实就能大致推断出,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的学校就已出现。[12]著名的塾师有陈馨甫,讲授四书、古文、八股、唐诗等课程,廖仲凯曾受业于其门下。光绪年间,华埠设有私家专馆十余间,每间有学生二三十名,学费甚贵,每月四五元。[13]
1888年,旧金山华人在中国领事馆的帮助下创办了自己的并与英文教育互补的华人中文学校——金山中西学堂(Gold Mountain School),随后改名为“大清书院”。大清书院的教学水平与中国乡间比较好的私塾专馆相类似,它是旧金山旧式中文学校的代表。
大清书院的课程基本上仿照中国的课程体系,除了中国传统经典和中文学习的课程以外,学校还提供中国音乐、历史、地理、算术等方面的知识。教师主要采用重复训练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每天放学以前,每个学生都要复述当天的学习内容或者背诵记忆的课文。当时华人子弟对英文学习并不十分重视,受过经史书籍的熏陶,大多文字通顺。当时华人父母还非常重视国内科举,如有子弟能回国求学参加应试,对于家属来说是极大的光荣。
大清书院招收学生的平均年龄在五到七岁。大清书院的学生约60人,分为两班。上课时间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下午三时,学生由远东学校(应是华人初等学校)下课后,四时进晚膳,四时三十分至九时在书院上课。星期六则由上午九时至下午九时,授课时间较长。[14]大清书院这样的时间安排,是为避免与教会学校或公立学校的上课时间冲突。因为当时部分华人孩子同时在两种学校体系下学习,阿炳可能就是这样。
中文学校集中体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父母迫切希望他们美国出生的子女学习并延续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希望与努力。[15]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讲,华人子女为了能在美国生存必须学习英文。但是从民族感情来讲,由于排华法的影响,华人父母难以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因而在感情上始终认同中国与中华文化,这种观念延伸到子女的教育就表现为:子女是中国人,所以必须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华人父母的认同观念成为华人子女中文学习的内在动力。
三、华人子女学校教育突显的矛盾冲突
(一)“隔离但平等”——美国隔离教育政策的困境
华人在美国长期遭受种族歧视,教育上饱受隔离教育政策的限制。尽管教会学校一直强调平等,“我们从《圣经》中学到,只要心地纯正,耶稣会像爱美国男孩一样爱华人男孩”,但是现实生活的不平等和隔离的教育现实一直困扰着华人孩子幼小的心灵。
19世纪末旧金山华裔学生正处于成长期,接受中式和美式的双重教育,接受中美两种文化的熏陶,自然要面对二元文化的认同困境。尽管教会学校的老师会在课堂上强调华人孩子和白人孩子一样,都是耶稣的子民,但是政府施行的隔离教育政策否定了土人华人具有美国公民的平等社会地位。同时,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华裔学生会视美国为自己的祖国,但是他们在这个国度里却缺乏安全感,备受歧视,他们的自我认同非常困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毕竟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是一个种族意识强烈的社会,法律上、文字上的种族平等并不等于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内战之后的黑人就是例子。
总之,美国的教育体系给华裔学生灌输美国的价值观念,现实中却不能给予他们美国社会的平等地位。这也注定华裔学生在二战之前经受更大的困惑,他们追求同化,希望获得美国社会的接纳与平等对待,但是屡受挫折。即使完成大学教育也不能成为他们成功攀登美国社会阶梯的敲门砖,只能委身于唐人街工作。
(二)美国化与中国情——华人子女身上中美文化的初交锋
美国白人改革家很早就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塑造移民子女成为模范美国公民和忠诚基督徒的重要性。早在1867年,《旧金山阿尔塔报》(San Francisco Alta)就指出公立教育有利于华人子女的同化:“希望教育委员会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华人子女幼年的时候,向他们灌输的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文化观念会长久地扎根在他们心中。”[16]
美国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是华裔学生接受同化的主要渠道。为了达到同化目的,教师会有意识地消除移民身上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习惯”。例如,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都不鼓励华人子女在学校讲中文,却特别强调英文的学习与训练。学校还会组织华裔学生参与各类节日庆祝活动。1897年,华人初等学校组织了公开的圣诞夜节目表演,用于展示华裔学生的才能。一些华人父母认同并积极参与了这样的活动。[17]英语学习对华人子女的同化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同化总是从模仿行为和学习语言开始的,但是如果只有模仿而没有语言的沟通,是不可能完成同化的。语言是同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同化完成的一个重要标志。[18]
面对学校教育灌输的价值观,华裔学生也不是完全地被动接受。尽管许多华人孩子在学校积极参与节日庆典的各种活动,但是中国农历新年仍然是旧金山唐人街最受欢迎的节日。根据学校的报道,为了准备农历新年,这一周很多华裔学生都没有到学校上课。[19]华人子女进入教会学校,也只是学习的权宜之计,因为白人学校排斥华人。他们到教会学校也不是为了学习基督教教义,而是为了学习英语等世俗科目。此外,父母送子女到中文学校读书,也有减少华人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受美国化和基督教化影响的目的。
总之,19世纪末的旧金山华人子女成为中西学校教育的施教对象,中西文化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初次交汇。毕竟主流社会的影响是强大的,华人子女这颗在美国土地上成长的中国种子,尽管有华人父母对子女同化的抵制态度,但是在学校教育下,很多美国的价值观念已经内化成为华人子女内在的一部分。因此19世纪末的华人子女已经初显“外表貌似东方人,内心实则美国人”的迹象。
(三)挑战父母权威——美式学校教育引发的代际冲突
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激励着华人父母为子女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但是华人家庭首先遭到受美式学校教育影响的华人子女的挑战。华人子女基督教化和美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削弱了华人父母的权威,对华人的文化观念也提出挑战,这引起华人家庭的代际冲突。
早在1888年,教会学校的老师就注意到对华裔学生实施基督教化对华人家庭生活的巨大影响。西方学校的巴斯金(Baskin)女士收到学生的一封来信:“亲爱的老师:我有一些话想对您说。我的父亲要带我去寺庙参加拜神活动,我不愿意去,导致我的父亲认为我不孝顺,也不尊重他,后来我只好去了。老师,请原谅我吧。”巴斯金女士回信说:“我在信里看到了一个积极思考、带有良知的男孩,尽管他还不是基督徒。他拒绝到寺庙拜神,直到被父亲认为不孝,才勉强同意。”[20]这封信体现了学校教育传递的基督教信仰与华人父母宗教信仰的矛盾。家庭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华人孩子上学以后与学校教师以及唐人街以外白人的接触增强了他们的独立意识,他们逐渐依靠或听从学校教师的教导,认同教师教授的知识和传授的思想。
此外,早期的华人移民大部分从未受过英文教育,只有部分华商有教会学校的英语学习经历。子女上学以后,他们的英语技能远远超出父母,他们代替父母阅读文件、签订合同,他们在家庭中的作用削弱了父母的权威。在中国传统社会,子女要听从父母的教导,但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华人子女通过教育成为父母生活的指导。外界思想的引导和子女自身的成长,造成华人子女在家庭中不经意间、不时地降低了父母的权威,从而引发了家庭的代际冲突。进入20世纪后,这种冲突更为明显。
四、结语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阿炳为什么没有在公立学校读书?前文提到,旧金山仅有的华人初等学校教学环境差、教学质量不高,而教会学校数量多、教学环境宽松、教师富有爱心,因此吸引了华人子女入学。这也许就解答了阿炳为什么在教会学校读书。
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受到两类学校教育的影响:来自主流社会的英文学校教育(包含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和旧式中文学校教育。基于学校教育的文化影响,华人子女成为中西学校的施教对象、中西文化的涵化对象。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第二批土生华人积极融入主流社会而言,19世纪末的第一批土生华人身上更多体现的是文化的交汇,处于中西文化交锋的初期,并没有明显的“西风压倒东风”的迹象。
但是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中西学校教育的不同已经给华人子女带来不少的困惑,“我们从《圣经》中学到,只要心地纯正,耶稣会像爱美国男孩一样爱华人男孩”,此外现实的排斥也已经在华人孩子的心中留下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社会强势的文化传递活动势必要超过华人社会亚文化圈中的文化传递活动,加上土生华人想要融入主流社会的意愿愈来愈强烈,“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可以说是20世纪以后中国传统语言文化逐渐失去阵地的真实写照。
(本文作者李永为中南民族大学讲师、博士生;顾晓莉为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教师)
【注释】
[1]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10.
[2]Mary Roberts Coolidge.Chinese Immigration.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9:436.
[3](美)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20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132页。
[4]Victor Low.The Unimpressible Race: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82:32.
[5]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25.
[6]Victor Low.The Unimpressible Race:A Century of Educational Struggle by the Chinese in San Francisco.San Francisco:East/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82:78.
[7]吴景超:《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8]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23.
[9](美)陈勇:《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1850—194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10](美)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20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第139—140页。
[11]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23.
[12](美)麦礼谦:“传承中华传统:在美国大陆和夏威夷的中文学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55页。
[13]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第355页。
[14]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第356页。
[15]Iris Chang.The Chinese In America.New York:Penguin Books,2003:182.
[16]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32.
[17]Education of youthful Mongolians—Puplis Of The Chinese Public School.The San Francisco Call.1898-1-23:26.
[18]彭华民,杨心恒:《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19]Education of youthful Mongolians—Puplis Of The Chinese Public School.The San Francisco Call.1898-1-23:26.
[20]Wendy Rouse Jorae.The Children of Chinatown:growing up Chinese American in San Francisco,1850-1920.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