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这一现实是从英国殖民者大规模引进华人与印度人劳工后就已经形成。在殖民时期，马来半岛的三大族群在文化上并没有大的冲突。首要的原因是殖民者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各族群进行统辖，各族群间联系并不密切，特别在文化上的关系松散；其次是因为各族群地位差异不明显，文化优越性也无从体现。如果说存在文化优越感，也只能是指殖民者而言。第三，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群体并没有实行强制的文化同化政策，即使有同化现象发生，使用的也是软实力。被殖民者以拥有殖民者的文化符号（语言、文字、服饰与习俗等）而自豪。直到今天，在马来西亚上层社会的交流中，英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华文独中的改制过程中，部分董事会的成员对于最初的英文教学媒介并没有多少抵制情绪，而是乐观其成。正如甄供所言，政府推行华文中学的改制，以英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当时也迎合了华人某种不健康的心理需要，那就是槟城钟灵中学模式：一科华文，其余的科目都用英文课本（后来改为马来文）。对他们来说，英文是国际的重要语文，华文中学改制后还有华文科，这也证明当局并没有忽视华文的重要性。^[16]当年霹雳独中复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黄仲轴，也认为华社的上层人士认同以英文为主的钟灵中学办学路线，因此才纷纷接受改制。^[17]这种心理“不健康”吗？看来未必。它应该符合一般的文化认同趋向。

随着殖民主义的式微、马来亚的独立，马来人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其他族群与马来人的关系因此发生重大变化。这就立即会产生问题：其他族群如何处理与马来族群的关系呢？在独立之初，看来各族群都没有做好准备，其中当然也包括马来人。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心理上的准备，而且包含理论上的因素。

就马来人而言，他们在独立上台伊始，一方面控制欲在膨胀，另一方面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是文化都不那么自信，其结果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急速而人为地提高自己的地位，把具有身份规定性的文化也与权力放在一起供入神龛（国家化）。如果说马来人在社会中占绝对优势也就罢了，可惜新马华人一起足以与之竞争，势均力敌。这种态势更加剧了他们利用国家权力获得一切、稳定一切的急迫性。所以，马来人统治者准备用10余年时间消灭已经在马来半岛存在近两个世纪的华文学校，甚至公布国家文化政策试图剪除华人几千年的文明，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就华人而言，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拓殖与去殖民化等重要方面都做出过巨大贡献，本该与其他族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在独立之初报着乐观的态度投入政治活动中，幻想着与巫统、印度人国大党共治天下。不过，华人也认识到自己的非土著特征，愿意以某种程度的妥协换取主人翁的地位。再者，华人虽有古老的文明，但在晚清就不可避免地衰落，经常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海外华人当然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最初让华文学校向英文学校改制时，华社虽有不满，但也没有强烈反对。毕竟这种让步当时在华社看来并非根本性的。

然而，随着马来人精英统治的日益稳固，以及新加坡脱离开马来西亚联邦而独立，政府开始尝试全面的文化同化政策和经济上的重新分配政策，全面挤压华人社会地位改善的空间，阻断其发展的渠道，并对敢于抗争者予以打击（“513事件”）。这种状况与华人的期望相去甚远，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即便是原来在华文中学改制问题上与董教总意见不同且是执政联盟成员之一的马华公会也是如此。在“513事件”后，马华公会主动召开华人团结大会，其教育委员会积极参与独中复兴协商。华社开始深刻省思自己的角色身份以及前途与命运。

以马来人为主导的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使华社日益清醒起来，他们认识到华人只能是华人自己而不能成为他者。作为自身身份规定性的东西，既不能转让或主动放弃，他者也无权剥夺。这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基本原则。所以，保持华人文化、自主发展、自己掌握命运就成为华社的共识，减少对他者甚至是政府的依赖应该是明智的。基于此，号召华社团结、复兴独中、创立华文专科学校、继续申办独立大学、举办华人文化节、保护义山、抗议华小以英文教数理政策等，无不反映华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以及对文化侵蚀行为的反抗。华人文化认同的加强，与当局的政策失误有关，也与马来人的急功近利有关。

因此，华文中学在单元种族政策下被迫改制，华社在各领域的利益也受到打压，华文独中复兴作为爆发点，超越了华教的意义。在这一关键时期，独中复兴运动的领导者，采取不直接与政府抗衡，而是“以建设对付破坏”的斗争策略，促使长期以来对政府不满的弱势群体群起支持这一项复兴运动，以示反抗政府的不公平政策。独中复兴运动变成一个族群捍卫基本权益、争取公平合理社会运动的平台。

华文中学的改制和复兴，反映了马来西亚的华人族群为捍卫与发展本族群的语言和文化，争取本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益，乃至争取实现一个多元开放社会的斗争。这也是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尤其是华教工作者以及华文独立中学的办学者所追求的目标和致力实现的理想。

（本文作者王瑞国为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总会（董总）副首席行政主任，赵海立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注释】

[1]Shu Yan-Tsiao，Ser-Koon（edited）.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Singapore，1984，p.53.

[2]Shu Yan-Tsiao，Ser-Koon.Malayan Chinese Resistance to Japan 1937-1945.Selected source materials，Singapore，1984，p.52.

[3]如1951年的《巴恩报告书》、《荷根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1954年第67号教育白皮书》等。

[4]“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Appointed by the High Commissioner in Council to consider ways and means of implementing the Policy Outlinted in the Education Ordinance 1952，in the Context of the Diminishing Finacial Resources of the Federation 1954，Government Press，p.6.

[5]郑良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分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2001年，第311页。

[6]教总：《华文中学改制专辑》，教总，1986年，第22—26页。

[7]古鸿廷：《教育与认同：马来西亚华文中学教育之研究（1945—2000）》，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8—139页。

[8]沈亭编：《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1975年，第7页。

[9]来自2008年1月5日作者对谢荣珍的访谈。

[10]沈亭编：《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第147页。

[11]何国忠：“独立后华人文化思想”，转引自林水豪、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三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1998年，第55页。

[12]沈慕羽：《沈慕羽言论集》（上集），教总，1998年，第233—234页。

[13]沈亭编：《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1975年，第149页。

[14]本表整理自《独中今昔》，董总，1980年；沈亭编：《霹雳州华文独中复兴史》，霹雳董联会，1975年；《百年育才》（卷二），育才董事部，2008年；《霹雳州华文独立中学复兴运动30周年纪念特刊》，霹雳董联会，尚未出版。

[15]资料来源：董总提供，2009年2月25日。

[16]甄供：《播下春风万里》，董总，1996年，第80页。

[17]来自2008年1月12日作者对黄仲轴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