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文中学的改制过程中，董教总及马华公会的朱运兴、杨邦孝、陈世英等有识华教人士、最先改制的3所中学的部分学生及老师等都进行过积极的抗争。为此，在1958年和1959年还召开了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华文教育大会。然而，由于维护华教利益的力量太弱，或者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华社的认知，这种抗争规模和效能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总体上未能阻止当局改制计划的推行。

尽管如此，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当局不仅离“一种语文，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终极目标仍很遥远，而且华文独中在20世纪70年代又得以复兴。更令华社骄傲的是，他们所梦想的“独立大学”也取得不小的进展。独中的复兴正如一句成语所言：置之死地而后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在改制后初期，华文独立中学的学生来源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根据当时的教育法令，中学的录取率仅有30%，而且把超龄生排除在外。这样，其他70%的适龄中考生、超龄生，再加上众多的初级教育文凭（Lower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LCE）的落第生，就成为独中的生存依靠。不仅如此，政府为处理这些改制的后遗症，不得不准许部分已经改制的学校兼办独中，在下午班同一校园上课，参见表2。

表2　改制中学兼办独中且维持至今

资料来源：董总提供，2008年。

在沙捞越和沙巴，虽然改制中学没再办独中，但在1962—1968年间，沙捞越新创办了另8所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公民中学、诗巫公教中学、美里培民中学、诗巫黄乃裳中学、石角民立中学、美里廉律中学、泗里奎民立中学、西连民众中学。这使得沙捞越的华文独中达到14所。沙巴在1962—1969年间也新创办了9所华文独立中学，以收容落第生和超龄生，它们是山打根育源中学、亚庇建国中学、斗湖巴华中学、丹南崇正中学、沙巴崇正中学（位于亚庇）、保佛中学、吧巴中学、拿笃中学和古达培正中学。

如果情况一直如此，可能就不会有独中复兴运动。复兴运动的兴起与独中陷入绝境有关。逼迫独中陷入绝境的是1965年的教育改革。1965年，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废除小学毕业生升中学的会考，华小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初中预备班。这样，自1965年后国民型中学的学生人数大增，华文独中的就学人数则急剧减少。更有部份独中因为学生来源绝大部分皆是前述的落第生而成为变相的补习学校。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华文独中被形容为“破碎支离的学校”，主要表现如下：①学生人数少，程度又参差不齐，根本无法编班；②收费过高，家长无法负担；收费少，学校无法维持；③因经济困难，待遇较差，好的师资无法长留，或以此为跳板，人皆五日京兆；④学生素质差，读书风气无法养成，因而造成各种奇形怪状的乖张行为。^[8]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人士和家长开始质疑华文独立中学存在的意义。一些独中无奈之下只好暂时停办。

不仅如此，有些勉强维持的独中还存在其他困境，例如，办学方针迷失，只随政府学校，没有自己的特色；鹊巢鸠占，寄人篱下，等等。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谢荣珍说：“经过细心观察和冷静思考，了解到当时独中的弊端所在，即：独中跟随政府的办学模式，课本采用英文（20世纪70年代改为马来文），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或调整，独中就成为惊弓之鸟，诚惶诚恐，独中的办学方针尾随着政府学校，办不出自己的特色，家长又何必花费把孩子送进华文独中就读。”^[9]如霹雳的深斋中学采用的课本基本上以英文为主，尤其是到了高中阶段，除了语文科外其他科目都以英文作为媒介语，宛如一所英文学校，这不但尾随着政府学校、办不出自己的特色外，还有自我变质之嫌。还有的独中以应付各种考试为准绳，而且各校极不统一，使学生无所适从。另外，对于与国民型中学共享一校的独中而言，其学生体验到的都是屈辱和自卑。这种“体验”从上课时间（只能是下午班）、教室安排（昏暗潮湿、厕所附近）、设备利用（国中休假或周末）和师资力量等，几乎是全方位的。其实该校舍校园原本属于独中，改制后被迫拱手相让。

如果说上述生源、校舍与办学方针危机是复兴运动的表层动力，它还存在着深层的动力因素。

有人认为，它应该是由于政府没有兑现对国民型中学的承诺。曾任教总主席的华教知名人士沈慕羽先生指出：当年政府为实现国民教育的计划，诱导所有华文中学改制。曾说改制的中学将有三分之一教授华文的时间，学校的经费全部由政府负责，政府还答应在原校可开办独立中学。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好多学校签下了城下之盟，哪知改制后的面目随日月而非，初期各项课程以英文为主，今则逐渐由国民型而蜕变为国民中学，华文不但从来没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甚至一星期只有90分钟或120分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语文课。许多人知道上当，可是已后悔莫及。起初还容许独立中学在下午班上课，后来连独立中学也被迫搬家，变成鹊巢鸠占。^[10]

其实，政府毁约的主因在于当局执行的单元种族主义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在政治上以巫统为主导，在经济上推行“新经济政策”，在文化上落实“国家文化政策”，以及在教育上执行消灭华文学校和泰米尔学校的“国家教育政策”。这些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全面实施，特别是强制性推行，使得华人社会认识到独中改制决不仅是教育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它威胁着华社族群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华社必须要做些什么以扼制事态的恶化。事情由独中改制起，看样子还必须从独中着手，复兴独中华文教育，维护母语的权利，进而维护华社的根本利益。一来这个问题急待解决，二来华社有着联系紧密的教育系统，容易动员，三是历史经验丰富。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反映政府单元种族政策、促进华社觉醒并在其中得以锻炼的主要有这样几件大事：华社申办独立大学运动、争列华文为官方语文运动、“513事件”与“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明朗化等。

华社创办独立大学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解决独中毕业生的出路。因为1967年政府出台禁令，规定只有获得剑桥文凭或马来西亚教育文凭的学生才能出国留学。该禁令1968年开始实施。独中没有资格获得这两种文凭，因此其毕业生想出国深造相当困难，即使自费也不行。为此，华社各界于1967年底到1982年展开一系列的争取创办独立大学活动。活动高峰是在1958年和1959年，包括召开筹备会议通过独立大学宗旨、发动资助、制造舆论、注册独立大学有限公司等。然而，由于“513事件”，独立大学的筹款活动被迫停止。1971年，国会又通过《大学及大专学院法令》，在这一法令下，创办大学或学院需获得最高元首的恩准，这使得成立独立大学的前景日益渺茫。1977年华团组织向元首请愿，未果之后又向高等法院申诉。1982年，联邦法庭以四比一的比数判决独立大学不能成立，华社申办独立大学运动才暂告一段。

华文教育在这个国度要有所发展，关键在于华文是否拥有官方语文的地位。1954年林连玉担任教总主席后，极力争取华文为官方语文之一。在独立前的1955年1月11日，教总代表在马六甲陈祯禄的家曾与联盟主席东姑阿都拉曼等人会谈，同意教总在大选前暂不谈华文列为官方语文的问题，但如果联盟获得执政，则必须重视这个问题，联盟给予肯定的表示。然而，联盟在执政后却相继出台《拉萨报告书》、《达立报告书》和《1961年教育法令》等，反促华校改制。华社没有灰心，又于1964年10月和1965年11月两次组织代表团直接向首相东姑陈情、递交备忘录，表达列华文为官方语文的期望与理由。政府的立场异常强硬，不仅举办“国语月”活动，而且在1967年9月1日开始实施《国语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马来文是唯一的官方语文。华社的多方努力付之东流，只剩下失望与不满，并在此后的“513事件”中表现出来。

“513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它是华巫民族矛盾夹杂意识形态矛盾全面激化的产物，其中当然包括教育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事件的导火索是1969年的大选，而在大选中语文及教育是主要的竞选课题，在野的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莫不如此。该事件的结果是马来西亚暂停一切“民主”象征的运作而实行极端的军政统治。它证明“马来人主导大马”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也从一个侧面证实教育与文化的政治性一面，更说明华人幻想通过政府当局解决民族教育与文化传承问题的不现实性。“513事件”非但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分水岭，也是马来西亚教育史上的分水岭。1969年7月，时任教育部长拿督阿都拉曼耶谷宣布，1970年开始，从小学一年级至大学的英文教学媒介，将逐年改为马来文。这个政策的出台是与随后的“新经济政策”一脉相承的。

“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具体落实了马来人特权，特别是在社会财富分配上的优先地位。它通过所谓“社会重组”（restructuring），以各种方式扶持马来人。值得重视的是，政府对大学招生也实行“固打制”，使得华人子女就读本国大专院校的比例日益下降，困难重重，即使是国民中学的华人学生也是如此。据统计，华人子弟的大学生从1970年的49.2%下降到1983年的26.7%，而马来人大学生从39.7%上升到65%。它不得不使华人思考送子女入国民中学的意义何在。

与“新经济政策”一起把华人族群推向彼岸的还有1971年的国家文化政策。1971年马来西亚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列明塑造国家文化的三项原则，即：①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必须以马来西亚土著文化为核心；②其他适合的文化因素可被接纳为国家文化因素；③伊斯兰教文化是建立国家文化的基础。简而言之，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就是以马来群岛原住民及回教文化为主流。文化政策推出后，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不允许华人在公众场合舞狮；工艺大学要毕业生穿着马来传统服装及戴宋谷（马来帽）参加毕业典礼；教育部规定学校的表演活动，必须穿插传统马来舞蹈和马来乐器演奏；政府还规定中文字在招牌上及学生车上的面积，不准在支票上使用中文。这种现象说明，华族文化非但无法在官方场合出现，甚至连自我娱乐都有问题，这种情况和独立以前华社要求将华语作为官方语文相比，可以看出华人已走到瓶颈阶段。^[11]

如果说不是“固打制”基本上阻断了华人子女受教育的前景，如果不是国家文化政策挤压华人的精神生活空间，如果不是多种诉求方式失败并发展到“513事件”粗暴截断华社与政府的协商途径，那么单纯的独中困难也许不会使华社静下心来审视华人社会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即“我们是谁？将向何处去？”独中复兴运动发生在1973年而非独中陷入困境的1965年，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此时，华社认识到他们既不想成为马来人，也不能成为马来人。各种迹象同时表明，马来掌权者既不让华人成为华人，也不想让他们成为马来人。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基于这样的情势，华人只有一个选择：坚持抗争，保持华人完整的特征与品质。既然文化是族群的核心，而母语教育是族群文化传承的主渠道，就必须重视母语教育。但是，现在母语教育在高中这个重要环节受到严重损伤，面临断裂的危险，那么，独中的修复与接续就成为华社首先要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