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y和Kobayashi在跨国主义语境下，根据“生活循环”（life cycle）和“战略”（strategy）的概念，从个人日常生活实践的角度，把握“归国移民”（return migrant）的移民现象。根据在香港和加拿大分别进行的访谈结果得知，对“归国移民”来说，“香港是赚钱的地方”、“加拿大是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按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循环的需要，在两地之间选择可以得到满足的地方。Ley和Kobayashi指出在跨国主义下，“归国移民”的概念本身已经变得很模糊，其适应也已经由线型模式转变为循环型（圆形型）模式。“回归”只是连续性移民现象的一个过程，其中可见反复往来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航天员的意识认同”（identity of an astronaut）（Ley，Kobayashi，2005：1-20）。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海归”身上。

以下是按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循环需要，在中国和日本之间选择得到满足的地方的事例。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日两国之间的移动受到教育差别、经济差距、就业机会等因素的“制约”。换一个角度说，两国对个人的“制约”造就了目前的跨国家庭形态。此外，为了维持跨国家庭状态，家庭中的男女角色也发生变化。

以下首先介绍CM氏的事例。^[4]他出生于福清，长于南平，现40岁。外公（1904年生）1929年去日本，行商。1984年外公回家乡参加“旅日福建同学会”时，劝CM氏去日本，并答应照顾CM氏，因此1988年CM氏决定赴日。最初他一边在东京上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一边在饮食店、酒吧等做临时工和送报等。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攻读博士前在中日贸易公司工作，然后再回到学校读博士课程，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参加一次在日中国人的美国游时结识现在的妻子，她是上海人，1992年去日本学日语后在日本公司工作。后来她自己开办会计事务所，主要顾客几乎都是在日中国人。

1997年左右CM夫妇开始计划回国。他们觉得东京生活节奏快，精神压力大，身心疲惫，想回国过轻松自由的生活。因为在日本有过企业工作的经历，所以选择了大学任教的工作，这样可以拥有更多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由于北京空气不好，上海竞争激烈，因此希望回到家乡福建。CM氏与厦门大学取得联系的时候，妻子的会计事务所刚走上轨道，所以他们打算拖延一两年再回国。1999年，厦大通知CM氏如果当年不回来的话，录用名额就会被取消，因此他决定先一个人回国。值得关注的是他回国以后的想法。他说：

“在厦门呆两三个月我就想念东京，在东京两三个月我就觉得累，想回厦门。如果我只知道厦门或东京的生活，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吧。两边的优点都知道了，真是很难取舍啊。现在由于妻子在日本工作，我只好跑来跑去，不过最终希望回到厦门。现在就因为可以在两边生活，所以才能接受厦门的生活。要是只能在厦门生活，会因为待遇等感到生活不适。如果只有厦大的工资，那么生活比较紧张。不过我在日本也有工作，所以回厦门的时候可以过得比较舒服。回厦门后我已经买了3套房屋，除了在日本赚钱以外，我爸曾经在国营企业当经理，退休后自己开中日贸易公司，我也帮他的忙，用在贸易公司赚的钱买房。”

CM氏维持东京和厦门的生活，经济情况良好，而且能够保持精神稳定。他经常回日本，笔者2007年9月认识他，到2008年4月的这段时间，他已4次回日本。CM氏说很少参加学校的会议，同事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他，但会拐弯抹角地说“您今天又没有来开会吧？”之类的话，不过CM氏说他并不在意。他说，“如果大学非得逼我参加开会，或者让我做一些繁杂事，那我可以马上辞职”。去日本前他是共产党员，回国后大学的党支部劝他恢复党籍。他说年轻的时候对建设国家很有理想，可是对现在的共产党十分失望，而且经常要参加开会等很麻烦，所以拒绝了。由此可知，CM氏没有主动地适应现在的国内生活，在国内（大学里）没有积极地寻找自己的角色和归宿、设法保护自己的生活。

虽然他说希望最终回到厦门，不过从他的妻子及孩子的情况来看，他们跨国家庭的状态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他们有3个女儿，1999年回国的时候带长女回来，让她就读厦门的高中准备高考。不过高考结果不太理想，所以在日本重新参加留学生大学考试。她已经大学毕业，现在在日本就业。次女和外婆、外公一起在上海生活，最小的女儿跟妻子住在一起，正在日本上幼儿园。由于他们已经获得日本永久居留权，买好了房子，日后打算让最小的女儿继续在日本上学。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由于中日的教育体制存在差别，正如CM氏的长女，没有从小学一直在中国的学校上学的话，很难考上中国的大学。此外，由于中日之间经济差距很大，CM氏单凭中国的工资不太可能经常去日本。为了保持移动，他需要妻子经济上的支持。妻子收入比他高，还要兼顾事业、养儿育女，因此其家庭中的角色分量比丈夫更重。通过CM氏的事例可以看出，中日之间的跨国家庭成员受到教育条件、经济条件的“制约”。

下面介绍的事例在丈夫独自回国、妻子与小孩留在日本生活这点上与上述事例拥有共同之处。KSK氏^[5]，1967年生，土生土长的福清人。高中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可是不能适应，很想辞职。当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职业，工作都是由国家来安排。他在银行工作期间认识现在的妻子（福清人），她的兄弟都已经在日本，所以KSK氏结婚后利用其关系到了日本。他经由中介渠道去日本，需要付给中介25 000元人民币，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元，凭自己的收入根本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在妻子家人的资助下，1988年他与妻子及自己的妹妹一起去了日本。初到日本时，他在东京的一家日语学校学日语，同时在珠宝饰物店打工。最初5年一直在店里工作，后来接工作回家做，上大学找到其他兼职后才停掉，前后一共做了近10年。他在日本读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是日本近代文学。

在日本生活16年后，2004年他一人回国，妻子和他的妹妹还在日本工作。决定回国的原因有几个：首先，觉得日本社会虽然合理，比中国过得舒服，但不太习惯处理与日本人的关系。中国人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熟人之间时常互相帮助。可是日本人不同，即便关系良好的朋友之间，也不会轻易开口请对方帮忙，需要保持距离，所以容易陷入孤独状态。另外，很难进入日本的大学任专职教师，他曾在一所不出名的大学里做过兼职教师，可是没有几个学生认真听他的课，每个班只有三五个人对他的课感兴趣，他觉得这样的课上得没劲。而且，为了赚取生活费他需要跑几所大学做兼职，觉得很累。相比之下，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高校任教要容易得多。妻子在东京建筑事务所从事会计工作，女儿读高中二年级，从幼儿园一直在日本接受教育，平时不太说中文。由于女儿无法在中国上大学，他决定将妻子和女儿留在日本单身回国。回到中国后他却说：

“中国文学界很难接受日本学的论文，学科积累不够。政府偏向重视欧美学，不太愿意提供经费研究日本学。厦门资料很少，信息量也不够，所以一直在厦门的话，我会感到不安。妻子和女儿还在日本，随时可以回去，这是很幸福的事。很多人一旦回国，除非要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等，否则首先就有签证问题，很难再去日本了。与他们相比，我还算可以。

不过，许多在日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回到国内后却行不通，在祖国感到文化冲击，真让人觉得遗憾。而且，感觉国内的学术很腐败。现在我还没申请到科研经费，只能靠学校工资做研究，所以很少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也有出版社的人通过朋友想找我面谈了解日本的情况，但我没有积极回应，尽量避免大学复杂的人际关系。女儿现在读高中二年级，她三岁时就开始在日本生活，不会汉语，这点我很在意。希望女儿考上日本的大学以后，作为‘短期留学生’来中国学汉语。现在女儿基本上由妻子一人抚养，我感到很愧疚。”

他现在一年只去日本一两次。相对工资来说机票太贵了，而且到日本后基本上在家里，很少出去活动。从家庭角色的角度来说，KSK氏跟CM氏一样，妻子收入比自己高，在工作的同时还兼顾养育小孩，因此妻子在家庭所占比重更大。KSK氏的事例也表明中日之间的跨国家庭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根据以上两人的事例，可看出他们去日本前中国国内没有职业选择的个人自由，这种“制约”也是形成跨国家庭的原因之一。Ley和Kobayashi也提到，20世纪80年代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人增多，是因为许多香港人害怕1997年回归后会受到影响（Ley，Kobayashi，2005：1-20）。这也说明考察跨国家庭的形成时，不能忽视中国政治背景造成的影响。

他们到了日本以后，虽然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但无法融入日本的学术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中国找到学术发展的可能空间。可是，他们没有积极在中国的学术界扩大建立人际关系，面对中国的大学与学术界时又表现出不适应，显然他们并没有融入中国社会。也许与个人性格因素有关，不过能够比较自由地往来于东京与厦门之间，应该是他们建立不受中国办事方式束缚的比较自由的个人生活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关键因素。当然，他们没有主动地重新融入中国社会的原因，除了可以在中日双方生活的可能性这个因素之外，中国学术界的体制和复杂的人际关系等，以及日本的文科博士不容易找到专职工作等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总体而言，他们以中国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并没有满足物欲方面的需求，物质生活的压力借助于在日工作的妻子得以舒缓。也就是说，他们发展学术的空间在中国，物质生活认同的空间在日本，两者没有重叠一致。为了各取所长，他们选择往返于中日之间，无法在其中一方着地安定，成为“航天员”。于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本文所讨论的跨国家庭。可以乐观地看，他们享受两地的生活，但悲观地看，则是他们遭受两地社会的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