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第六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合力奉献给读者的一部学术研究力作。第六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武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与华中师范大学共同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承办。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邵元洲，湖北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国外处处长冯细国，武汉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伟，华中师范大学副校级领导蔡红生，以及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代表出席会议。

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主任李其荣教授主持开幕式。蔡红生致欢迎词。他列举了华人华侨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加强对海外人才的研究，使他们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强调这次研讨会不仅仅是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研究的一次学术盛会，还为华中师范大学提供了向海内外优秀学者沟通交流的机会。邵元洲和何伟也先后致辞。邵元洲对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武汉研究基地在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这一领域的研究、运行表示肯定。何伟则在致辞中提出了3个应该在研讨会上讨论的课题：How——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如何提档升级？What——把中华科技产业园建设成什么样？Why——为什么海外学者要选择武汉发展？

研讨会召开前后，来自日本、韩国、美国、马来西亚、中国台北以及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上海商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贵州师范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海内外近20余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跨越与转型：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战略”，就华商研究、海外人才在中国实现跨越与转型中的作用、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华文教育及文化认同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华商研究

本次研讨会有几篇关于华商研究的文章。韩国韩中合资哈优有限公司、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徐德根与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虎副教授合作的“甲午战争后的韩国华商研究（1895—1910）”一文，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了中日甲午战争后（1895—1910）韩国华商及其商业活动。文章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韩国华商的商业活动在传统的宗藩关系下进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凭借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和俄日战争（1904年）取得的胜利成果，夺取朝鲜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权。中日甲午战争使得中韩之间悠久的传统宗藩关系终结，使韩国华商丧失了宗主国国民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终使他们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这意味着韩国华商必须在与韩商和日商平等的关系下，凭借经济实力从事商业活动。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政治制约，华商开始了单纯以商业目的进行的资本主义贸易和商业活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沈燕清副教授的“非洲鄂商探析：现状与前景”一文是一篇选题新颖、视角独特的文章，引起与会代表的兴趣。文章分析了非洲鄂商的历史、特点及现状，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预测。文章认为非洲鄂商的特点如下：小资本起家；瞄准商机、投资多领域；注重经营管理的本土化；在中非经贸交往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在中非经贸关系良性发展的大趋势下，鄂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方面，非洲政局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部族、种族、地区等矛盾依然存在。在经济建设方面，非洲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世界最贫穷的大陆，社会问题依然突出。此外，中非关系正常发展的过程中，也伴有一些不和谐的音调，就是所谓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另一方面，华商自身的素质与经营理念存在一些问题，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漠视，也带来很多麻烦。此外，由于语言、习俗等原因，一些中国民众不愿意与当地民众进行交往，显得有些封闭。当然，虽说鄂商在非洲淘金还面临诸多问题，但作者指出非洲鄂商的前景是美好的。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越云讲师的“对华人企业化运动幸存企业‘商联控股’的追踪研究——兼论马来西亚华人族群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一文，选取商联控股这家极具代表性的华人企业化运动中的幸存企业，对其后续发展和最新境况进行追踪研究，在梳理其建立历史、发展轨迹、命运终结模式及其在马来西亚华社所引发的争议与冲突的基础上，着重从族群内部利益冲突这一新的视角，探讨和反思海外华人族群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除上述与会学者的研究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夏雪助理研究员的“近代洪门组织在东南亚安全空间中的生存与发展”一文，研究了近代洪门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此研究可为当今统战及侨务工作借鉴。作者认为，因反清复明活动而遭到镇压的洪门组织成员在流亡南洋各地后，在东南亚找到了相对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度形成不容忽视的势力，对一些殖民地政府造成威胁，在华侨华人社会和当地社会中有较大影响。他们曾一度由反清复明组织转变为互助救济组织，共同协助度过在东南亚殖民地艰难的生存时期。他们自身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封建性、宗派性等弱点，并时常被殖民者所利用而互相内斗、内耗，他们一方面是当

华侨华人的保护者，同时又存在着协助当地殖民政府管制华人的一面。他们在同所在国人民共同的反殖民统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他们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纵横》编辑部主编、副研究员罗梅的“广西华侨华人研究历程与特点”一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广西华侨华人的研究历程进行研究。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秋梅讲师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移民：特征、挑战与治理”一文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致使国际移民呈现新的特征，因而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生活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移民成为一把“双刃剑”，国际移民问题的复杂性挑战国际社会的治理与应对能力，全球移民治理已经提上国际议程。

二、海外人才在中国实现跨越与转型中的作用

海外人才在中国实现跨越与转型中的作用是研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海外人才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跨越和转型、海外人才与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外交、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近代法学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首先，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跨越与转型角度，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黎海波副教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海外人才统战思想的路径演变与当代价值”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海外人才统战思想的路径演变及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华侨华人专业人才逐步成为我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倚重的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海外人才统战是我国海外统战工作的一个重点，突出了海外人才在我国海外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研究员张进华从福利经济学原理推崇人才强国的战略，以博弈方式探索经济增长中的合作机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借鉴使用人才的普遍模式，探索如何用人类文明推动基层公共体系建设，探索用开放的文化视野使用海外人才、增强中国软实力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海外人才是中国发展实现跨越与转型的不可替代资源。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李敬煊以华人华侨助推“两型社会”建设为视角，探讨了华人华侨在21世纪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上海商学院国际移民研究所朱国栋教授在“上海商业与国际移民”一文中指出，上海作为典型的商业城市和典型的移民城市，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必将会吸引更多高端国民移民，上海将更接近当代国际大都市的水准。上海商学院国际移民研究所所长陈志强教授的“论华侨华人与上海经济转型”一文，分析了海外华商的经济特点、发展趋势及上海经济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阐述了华侨华人对上海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所起到的先导、示范、联动和扩散作用，对上海对外投资和国际销售网的形成起到的带动和网络联结作用以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起到的引导和中介作用，提出了利用上海区位优势，立足浙闽粤等侨乡资源，形成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模块服务团队，以港澳台为节点，以东盟为跳板，辐射美加澳的产业互动群，构筑筹资、营销和创新三大板块等政策建议。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杨海副教授的“促使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回国的居住国因素研究——基于2011年华创会问卷调查的分析”一文运用对2011年第11届华创会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指出居住国因素，在促使“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发展”的影响程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促使华人专业人士海归的原因更多的是国内发展的吸引力，因此指出政策重点仍应放在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各项措施上，在局部上可借助于日本华人专业人士的爱国心，同时增加日本华人专业人士回国的发展空间。可更多采取“海鸥”的形式，即不要求其全日制回国，而是以“部分回国、两边穿梭”的形式报效国家。这深刻地体现了侨务理论发展与侨务实践的密切关系：侨务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侨务工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近年来，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自然灾害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关系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点。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高伟浓教授在“关于中国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国际救灾机制与华侨华人在其中作用之雏议”一文中指出，今天的全球化，还应包括自然灾害及其经济政治影响的全球化、各国救灾行动的全球化。在一个涵盖全球的国际救灾机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之前，中国可以尝试建立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应对国内和国际自然灾害的“准救灾机制”。把华侨华人纳入中国救灾机制中，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在应对国际和国内自然灾害救灾机制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软实力的关系也日益得到关注。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李其荣教授和湖北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沈凤捷老师的“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美国华侨华人为例”一文，指出华侨华人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华侨华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我们在海外的坚强后盾和支持力量。我们要把海外华侨华人作为重要资源，把促进经济政治发展作为基础，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让文化成为促进政治价值观、国家发展模式、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吸引力的直接推动力，以文化优势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晶讲师的“论巴西华侨华人在中国软实力提升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巴西华侨华人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华文学校、华文社团、华文媒体等渠道，在巴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中巴文化交流；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介绍中国发展模式，促进中巴经贸交流；理解和支持中国国家方针政策，宣传中国和谐外交政策和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增进中巴政治理解与互信，巴西华侨华人对中国在巴西的软实力逐渐提升有重大作用。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公共外交对中国融入国家社会、实现睦邻友好的大意义，因此对海外华侨华人与公共外交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施雪琴教授在“海外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浅析”一文中认为，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在东南亚开展公共外交具有重要的作用。指出东南亚是海外华人聚集的主要地区，不仅东南亚华人在促进中国-东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社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东南亚华人在东南亚社会的特殊地位成为中国在东南亚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桥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孟凡凤的“东南亚华文媒体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以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为例”一文，把公共外交界定为一国中央或地方政府实施，通过借助各种信息和语言的载体与活动来进行对外宣传，从而影响外国公众舆论，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误解，赢得他们对本国各种政策的支持，并最终达到提升本国国家形象、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外交形式。指出东南亚华文媒体即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手段之一。文章主要选取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为例来研究东南亚华文媒体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具体作用，并对此提出一些建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加强侨务公共外交，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重要而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留学生问题在国内已有不少人研究，但从法学角度研究的成果不多。暨南大学华人留学研究所、人文学院裴艳讲师的“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一文是研究留学生的一个新的视角，分析了留学生在对中国近代法学的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法学的萌芽、发展、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留学生对法学中国化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三、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奈仓京子讲师的“生活于日本和中国之间：跨国家庭的生活方式及其制约”一文，以20世纪90年末至21世纪初从日本回中国福建厦门和广东广州的归国人员（即所谓“海归”群体）为考察对象，尤其聚焦于跨国家庭的事例展开研究，探讨跨国家庭的成员如何建构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跨国语境下如何在学术、事业、家庭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文章从行为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民族志式的考察，指出“制约”与跨国家庭有密切关系，这不仅仅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官方层面，还存在于民间层面；从个人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说，“海归”在中日之间的各种制度以及各自家庭中受制约的情况下，在学术、家庭、事业上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得到自我满足的方式，在跨国语境下追求实现自我价值。

中国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徐荣崇教授的“从集体记忆与文化地景谈加拿大台湾移民与侨乡的关系”一文，探讨加拿大台湾移民在跨国界迁移时，对居住地选择与形成族裔地景的过程与思考。指出台湾移民们在台、加两地间跨国界地将文化进行传播、保留与复制，建立了一个跨国界的社会领域，并在此领域中建立起特有的社会网络，累积了社会资本。此资本不但可以帮助原居地文化跨国传播到移居地，建立起族裔的集体记忆，也可以提供最新的信息，让移民在移居地找到好的居所，并取得新的社会认同。正是这样的氛围吸引了台湾移民特别喜欢居住在某些特定的城市与地区。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朱东芹副教授的“闽南侨乡新移民刍议”一文，对闽南侨乡的新移民进行分析，重点研究了流向传统的华人移民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的闽南新移民。文章主要从何为“新移民”、闽南侨乡新移民、赴菲闽南侨乡新移民等几个方面重点进行论述。

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黄小坚教授的“关于潮汕地区侨乡海内外侨情的调研与思考”是一篇实证研究的文章。作者认为我国传统侨乡已经呈现出分化和重组的新格局，以潮汕侨乡为代表的传统侨乡正经历着重大的历史转变，传统侨乡与海外华人的联系重点已经由侨汇、投资、捐赠行为转为商贸和文化的交流。侨务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将更多地体现在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互惠关系的促进，对我们更好地了解侨乡与海外华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四、华文教育及文化认同

对华文教育及文化认同的研究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研究对于开创华文教育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华文教育与文化认同并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联的。往往华文教育就伴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并促进这种认同。与会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周聿峨教授的“‘汉语热’与海外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一文，指出海外“汉语热”的兴起和升温，既给海外华文教育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也使其原有的一些问题日益突出并催生了一些新问题。海外华文教育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重点解决师资、教材、动力和外部障碍等现实性问题。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鞠玉华教授的论文题目是“论日本华文报刊的成因及特点——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中心”，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始，日本华文媒体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受惠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为日本华文媒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同时，伴随留学潮的兴起，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进入日本，与在日华侨华人构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华人社会，华文报刊的发展与在日华侨华人的自身需求、文化素质、人生理念及民族认同感有着密切关系。本文对日本华文报刊兴旺发达的成因、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论述。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侨华人文化与海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以榕的“海外华文教育：东南亚华裔新生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重要之维”一文，指出海外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华文教育是海外华族的留根工程，在海外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中起着重要的培育和传承作用。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衣远博士的“浅析冷战后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及影响”一文，分析了冷战后越南华文教育的发展状况，指出华文教育在越南的复兴与新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不仅加强了华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也增进了越南民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利于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当地的提升。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赵海立副教授的“马来西亚华人‘独立复兴运动’与文化认同——以霹雳州为中心”一文，指出华人社会于20世纪70年代掀起一场席卷全国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创办了新的独中。体现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认同的强烈传承意识与传统，同时这种意识在运动中得以加强。

中南民族大学李永讲师的“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学校教育研究”，对19世纪末旧金山华人子女学校的教育情况进行探讨，指出19世纪末的旧金山华人子女既是中西学校的施教对象，也是中西文化的涵化对象。

另外，与会学者也有从海外华侨华人举行的一些仪式或者风俗方面探讨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广西民族大学郑一省教授的“印度尼西亚坤甸华人的‘烧洋船’仪式探析”一文，以印度尼西亚坤甸华人族群的“烧洋船”仪式为例，探讨当地华人的族群认同、文化传承，以及他们与当地其他族群的关系。文章作者曾亲自前往印度尼西亚坤甸进行田野调查后得出结论，“烧洋船”仪式既是坤甸华人族群叙述历史、不忘本源的产物，也是强化族群认同、建构华人宗教文化的一种途径。棉兰华人既是繁荣当地文化，也是社会和谐的建构者和促进者。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李勇副教授的“敬惜字纸信仰习俗在海外的传承与变迁——以新加坡崇文阁为例”一文，具体讨论了以崇文阁为中心的19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惜字信仰习俗及其对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文化、社会意义，对于我们了解海外华人的生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和变迁具有意义。文章主要是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发展方面进行研究，体现了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与会学者的研究涉及海外侨情、侨乡、公共外交、华文教育、文化认同、华人经济、国际移民、学术史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对华侨华人与应对自然灾害的研究务实性强，对我国侨务理论研究和侨务工作的开展具有重大意义。研究地域也涉及美国、巴西、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非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内容涉及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与中国的关系研究。

第二，多学科交叉研究及多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学者的研究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研究方法更注重占有第一手材料，更加科学严谨，既有文献研究、统计研究，也有田野考察、问卷调查、事例研究，将侨务理论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第三，务实性、操作性更强。很多学者的研究紧贴时事，例如，利用对华创会的问卷调查探讨引智措施等等，是直接从侨务工作出发、上升为侨务理论，并进一步对侨务工作进行指导，体现了强烈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对我国侨务工作的大力开展提供了建议和借鉴。

总之，本次研讨会重点探讨了华商研究、海外人才在中国实现跨越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海外华人与侨乡的关系、华文教育及文化认同等内容，研究视野开阔，多学科交叉，务实性强，对于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和侨情的新变化，进一步把握机遇、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推动侨务工作在更广领域、更高层面、更深层次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编　者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