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7〕。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8〕，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19〕，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20〕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2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22〕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讲话。他在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2〕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入侵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3〕第一个五年计划，见本卷第3页注〔3〕。
〔4〕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
〔5〕义务交售制，是苏联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6〕建国初期，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了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
〔7〕高，指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指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8〕卫立煌（一八九七——一九六○），安徽合肥人，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翁文灏（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浙江鄞县人，地质学家，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9〕龙云（一八八四——一九六二），云南昭通人，曾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广西桂林人，曾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名中国民主同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彭一湖（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湖南岳阳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建中央常务委员。
〔10〕土地改革，见本卷第3页注〔2〕。
〔11〕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12〕《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13〕胡风（一九○二——一九八五），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和诗人。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行政书记，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一九六五年被判刑。一九八○年九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
〔14〕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副市长等职。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刑。一九八二年八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平反昭雪。饶漱石，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上海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这期间，他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因而被认为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
〔15〕宣统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康泽（一九○四——一九六七），四川安岳人，原国民党特务头子。一九四七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一九四八年七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六三年四月被特赦释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16〕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以后一直滞留苏联。
〔17〕《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
〔18〕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右倾错误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20〕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一九四五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一九六三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决议说：“以前用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在过去五六个月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就背离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的道路。”
〔21〕《法门寺》是一出京剧，描写明武宗时专权的宦官刘瑾随皇太后去法门寺拈香，在那里审理一宗案件的过程。贾桂是这出戏中刘瑾的亲信奴才。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郿坞县县令赵廉向贾桂行贿，贾桂就在刘瑾面前为赵廉说情开脱。当赵廉去见刘瑾时，刘瑾叫赵廉坐，赵廉请贾桂也坐，贾桂回答说：“您倒甭让，我站惯了。”
〔22〕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