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嘉禾公司

1970年初，邵氏公司内部、各大媒体便开始盛传邹文怀将离开邵氏自组电影公司的消息。后来，邹文怀亲自出面，正式否认了这件事情，并声称将对此前王羽欲借合约期满而脱离邵氏一事采取行动。

但是没过多久，令人震惊的影坛地震发生了！

据悉，邹文怀曾在3月31日与邵逸夫单独会谈将近1小时。其间，邹文怀向邵逸夫提出离开邵氏的请求。邵逸夫见其去意已决，只得同意。4月3日，邹文怀正式提出辞呈，获得批准。而在2天前，何冠昌、梁风也已辞职。于是，各种传言重新复活，有说邹文怀的离开是因为不满邵逸夫重用方逸华，让其担任重要职务，变相架空他的权力。也有说，邹文怀早已想脱离邵氏，只是时机不到，此次得以单飞，是因为背后有好几家中国台湾及泰国的大财团支持。

邹文怀，1927年生于香港，原名邹定鑫，祖籍广东大埔，20世纪30年代初曾入读香港圣士提反书院。40年代初，邹文怀随父母来到上海，就读于当时的圣约翰青年中学，其时已经创办并出版《体育周刊》。1946年进入上海知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攻读新闻系，力倡并主办中文版校刊，同时继续出版《体育周刊》。1948年在上海《申报》当实习记者，1949年毕业。在上海居住、生活了9年，邹文怀俨然成了半个上海人。

毕业后，最初想从事报业、创办连锁报馆的邹文怀回到香港，在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及《英文虎报》做体育记者，并兼职做丽的电台旗下的《丽的呼声》周刊编辑，协助该刊创业。就是在这里，他认识了胡金铨。当时他一共做六、七份兼职，也在《纽约时报》做兼职记者和新闻素材报料人，同时在杂志写文章、影评，后进入美国新闻处做编辑，一直做到“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1942年成立）电台台长。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报业老报人吴嘉棠力荐年轻的邹文怀为由新加坡前来香港主政邵氏影业公司的邵逸夫工作，邹文怀因其出众的语言天赋和聪明才智而深得邵逸夫赏识，在邵逸夫多次诚恳的邀约下，邹文怀终于出任邵氏宣传主任，同时，他还带来了自己的好友、时任《香港时报》采访主任的何冠昌。邵逸夫则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连位于清水湾的邵氏影城都是邹文怀协助邵逸夫所买下。邹文怀还相继成功挖来一代影后林黛、乐蒂，武侠片大导演张彻等人，为日后邵氏影业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邵氏的半壁江山是邹文怀打下的。1965年起，邵逸夫开始进军电视业，随后与利孝和、余经纬及英资公司合伙创办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出任常务董事，但重心仍放在电影业。

邹文怀和邵逸夫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足智多谋的邹文怀善于识人、用人、放权，深谙管理艺术，邵逸夫虽然格局大，魄力非凡，但是局限于“家族制”的管理模式，任人唯亲。他利用“红颜知己”方逸华来架空邹文怀当然是邹文怀离开的一个因素，但是在邵氏11年，已成为公司“实际第一操盘手”的邹文怀与邵逸夫的公司管理理念已开始有较大分歧也是事实。

那时，邵逸夫依然沉醉于垂直管理的大公司制片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的源头——美国八大影业公司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转向独立制片人制度。当时的香港报纸上也有对于独立制片人制度的介绍与分析。虽然邹文怀消息灵通，也早已洞悉西方的大公司模式必将解体，但是情商超高的他深知，要在邵氏的现行制度下推行独立制片人制度，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他和总经理周杜文曾将这个想法以书面方式递交给邵逸夫审阅，并要求分红，但还是没有下文，最后周杜文辞职离开邵氏，于是邵逸夫先是聘请凌思聪继任总经理，随后又让“红颜知己”方逸华进入邵氏高层。方逸华进入高层后紧抓财政，这与邹文怀不惜成本拍好一部戏的理念起了冲突，双方开始产生矛盾。他也曾和何冠昌讨论起此后的发展前景，两人一致认为，他们在邵氏家族制的公司已经再无任何发展空间可言，此时，境外一些财团也在暗地支持邹文怀自组公司。因此，早在1969年，邹文怀便开始不动声色地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人们筹备新公司，并开始寻找合适的办公楼。

从邵逸夫安插方逸华到邵氏担任总务主任这个重要职位，到毫不犹豫地批准邹文怀、何冠昌、梁风等原制片部重要人员先后辞职就可看出，邵逸夫对于位高权重、功高震主的邹文怀也早已开始采取措施，时刻准备进行一次大换血。在邹文怀正式辞职获准5天后，邵逸夫即向外界宣布，让袁秋枫来顶替邹文怀的制片部经理之位。而袁秋枫一年前已和雷震合组金鹰公司，却同时又与邵逸夫来往甚密，可见那时邵逸夫便已窥得邹文怀之动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敏感的邵逸夫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正在被架空，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橡皮图章”——决定都是邹文怀做的，邵逸夫只需要同意他的决定，在文件上签字盖章即可。这可不是做惯了大家长的他能忍受得了的。

其实，真的让邹文怀离开邵氏，对之后的发展有何负面影响，邵逸夫也并无太大把握。犹豫不决的他于是请张彻在国宾酒店大堂见面，咨询他的意见，张彻略一思索，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字“放！”。当时，他们可能认为邹文怀的新公司也许会掀起些小风浪，但是无法对邵氏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这才放心地让他们离开。于是，邹文怀带着梁风、何冠昌等人，以40万港币自组电影公司。

低估了邹文怀的能力，邵逸夫很快就尝到了失算的滋味。

邹文怀除了眼光独到外，更懂得做人，因此，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导，受了委屈都来找他倾诉或宣泄，这全赖于他随和的性格与在邵氏积攒了多年的好人缘。他在邵氏一手发掘了不少的红星，而郑佩佩和原文通的结合，正是他牵的红线。这些人饮水思源，感恩之余，决定发起一个“欢送宴”。名单长达丈余，人数多达400余人！就连见惯大场面的邹文怀都吓一跳。而他自己原本只在某酒楼预订了3桌只有“死党”才参加的酒席。这样的阵势，等于直接宣告邹文怀才是邵氏事实上的当家人，这确实让邵逸夫丢尽了脸面。这些员工，面对即将离职的邹文怀，依依不舍，甚至有许多人表示，如果邹文怀自组公司成功，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一定追随左右。这哪是邹主任，分明是邹老板嘛！

让邵逸夫更加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批准邹文怀辞职的消息对外宣传后，刚在台湾准备妥当，准备开拍新片《千里追踪》的导演程刚闻讯后第二天便急匆匆赶回邵氏，因邹文怀一行人的离去关系到自身利益，故提出要解约而被拒绝；紧接着，传出邵氏影星何莉莉也有等合约满后便投靠邹文怀的消息；白鹰、张曾泽、周宣、陈鸿烈等邵氏旗下艺人也纷纷表示已获刚定名的“嘉禾公司”之邀请，并愿意为邹文怀效力；罗维、徐增宏、乔庄等导演也先后加盟嘉禾公司，为邹文怀拍戏。除此之外，嘉禾公司获得了牛池湾斧山道永华片场的管理权，并通过与国泰的合作拥有了海外发行渠道，建立了独立院线。同时，在香港、台湾招募新人；送导演黄枫、制片吴新运去台湾勘察外景，为即将开拍的新片“布局”；即将于7月26日在台北结婚的郑佩佩也口头答应在婚后便会为嘉禾公司拍片；而邵氏千方百计提高薪酬，也未能留住导演罗臻……

嘉禾公司行动之迅速令邵氏猝不及防，而邵氏内部一个个负面消息又接踵而至。眼看局势开始失控，虽然邵逸夫已将方逸华调任采购部主任，但是三哥邵仁枚依然不得不在短短几天内再次由新加坡来港，亲自坐镇，主持大局。邵逸夫只得借去日本处理业务之际，避下风头，等三哥安排好一切再回来。反观嘉禾公司这边，已找好了几位新人，开始拍片了。

至1970年底，嘉禾公司已经拍摄了5部影片，另有5部电影即将投入拍摄。这10部电影总共投资将近千万。观众们对嘉禾公司的作品充满了期待。

嘉禾公司与邵氏的对台戏，才刚刚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