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山穷水尽

1970年2月5日下午两点半，李小龙与李俊九一同飞抵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多明各机场，参观在此开设的李俊九武术学院。经过长途飞行，李小龙的腰背已经很难受，但他毫无怨言，依然在狂热的媒体和观众面前，表演了双手大拇指支撑、单手二指俯卧撑等常规节目。当然，还少不了表演“脚碎木板”。被踢碎的木板四处飞溅，甚至打碎了一盏照明用的灯。李俊九此后曾多次寻找该节目录像，但至今一无所获。李小龙还在采访中声称，他喜欢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的简朴、真实，不像大城市的人那样虚伪，他会再回来的。

4月25日，从香港回到美国不久的李小龙着一袭白色西服，参加了李俊九跆拳道学院招待会。5月24日，李小龙偕妻子出席李俊九在华盛顿举办的空手道锦标赛，并做示范表演。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好友举办的比赛，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席武术比赛。

各种长途飞行带来的腰背不适、心血之作《无音箫》前途未知、在香港为自己谋求后路又受挫、经济拮据到一堆账单无法支付……在多重压力下，回到美国的李小龙开始心烦意乱，这是习武者的大忌，偏偏此时李小龙的练功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8月13日，李小龙在没有充分热身的情况下，扛着125磅的杠铃做“体前屈”练习时，不慎伤及腰部，疼痛难忍，在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后，被医生诊断为第四腰椎神经永久性受损。这对李小龙绝对是个残酷至极、无比致命的打击。琳达对那段令人绝望的时期做了如下忆述：

医生建议小龙卧床休息，他们告诉小龙别再想功夫了，他已经不能再踢腿了。

这无异于给他笼罩上了一层阴云，他很沮丧。小龙在床上躺了3个月，接下来的3个月他只能在房子里走动，从桌子，到椅子，再到床。我所能做的就是在他面前提起他的个性、他的活力、他的梦想。可以肯定的是那段时间我们都绝望了……

尽管这次受伤是空前的，但是李小龙依然勇敢地面对现实，琳达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

……尽管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而无法动弹，小龙并不接受医生对于他的永久性伤残的诊断结果。他一生都是一个对人生持积极思想的狂热分子，他一直坚信自己会痊愈，强烈的信念让他坚信自己能做到。同时，虽然他的身体不能再像雄鹰一样在天空翱翔，但他的思想可以。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他不断地进行写作，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格斗方法以及他的截拳道的哲学。他对于他那些大量的积累的各种形式的搏击艺术和哲学藏书进行了阅读并写下各种笔记。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的大部分藏书。他在书的关键段落的空白和边缘处写下了大量的注解，看看有哪些能用于他的截拳道之中。

行动不便的李小龙此时可以抛开一切琐事，专心致志地看书了。他阅读着自己购置多年的那2500本藏书。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印度智者、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书籍。虽然克氏的书李小龙早已不是第一次阅读，但在李小龙生命中的这个特殊时刻，克氏的洞见令他有如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其中的“生命各个层面的统合”与李小龙推崇的“完形疗法”如出一辙；“探索自己”日后更是被李小龙挂在嘴边；而“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坚称“意志力可以消除一切障碍，甚至是疼痛！”。他在给友人的信件中除了励志的诗句、豪言壮语外，还加上一句“walk on”（继续前进）以示互勉；他严格尊重医嘱，按时服用止痛药，并采取其他如针灸、水疗类的物理保守疗法，以期早日康复。

李小龙并未像其他人想象的那样，对所有人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对于一般的来访者，琳达会以各种借口搪塞，只有他们的“死党”才能进入家中。

虽然李小龙重新振作起来，但是经济危机是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卧床休息的他无法外出工作，碍于生计，颇为大男子主义的他也只能万般无奈地让从未工作过的琳达外出谋生。好在琳达很快就找到了一份电话接线员的文职工作，从下午4点工作到晚上11点。而当她回到家中时，服用了止痛药的李小龙已经在药物的副作用下睡着了，子女们也很懂事，早早就乖乖休息了。而李小龙所留下的那些充满感激、爱意的纸条令琳达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李小龙对此也心存感激。黄锦铭记得，日后他在短暂回美时，曾说出如下肺腑之言：

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第二部电影成功之后，李振藩回加利福尼亚，顺便到了我家，我驾车陪他去了赫伯·杰克逊家。当我们驾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他说：“你知道吗？有琳达这样的妻子，我觉得非常幸福，在我缺钱，意志消沉的时候，她从不抱怨。当我背部受伤不能维持生计时，她甚至出去打工。当时我非常消沉、颓废，但她没有怨言，而是支持我、鼓励我。我认为我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归功于琳达的爱和支持鼓励，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男人。”

卧床半年后，李小龙的腰伤逐渐痊愈。30岁生日那天，李小龙家聚集了众多好友，稍显憔悴的李小龙收到了不少红包，看着比他更憔悴的妻子为其精心制作的绘有截拳道标志的蛋糕，会心地笑了。不过，快乐总是短暂的，眼下的他还是要为生计打拼，尤其是那催命的账单。

腰伤初愈的李小龙开始进行恢复性训练，几个月后，傲人身手神奇般恢复，让复查的医生极为惊讶，视为奇迹。

李小龙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严镜海的身体，此时的严镜海由于焊接工作产生的烟尘导致严重肺病而无法工作，他去找公司要个说法，却被告知“这病并不是由于焊接所引起的”。虽然李小龙背伤初愈，并在休养期间写下多本武学笔记，准备用在新书《武道释义》（Commentaries on the Martial Way）中，但在1972年，当他得知严镜海罹患肺癌后，便毅然决定帮严镜海出版《咏春功夫》（WING CHUN GUNG FU），他将书稿交给水户上原，建议他立刻出版该书并预先支付费用给严镜海。

一名对功夫怀有浓厚兴趣的ABC广播电视网员工艾德·斯皮尔曼将自己多年来对功夫的研究写成了一份厚达44页的调查报告，并与朋友兼搭档霍华德·弗里德兰德一起改编成了一个剧本，取名为The way of the tiger，The sign of the dragon(按照字面意思，笔者拙译为《龙踪虎迹》)，说的是19世纪的美国，一个叫金贵祥的少林僧人来到美国西部闯荡的故事。这样一个典型的“当西方遇到东方”的故事吸引了刚加入华纳董事会的弗雷德·温楚布的兴趣，他收购了剧本，并在董事会会议上提交给华纳高层审议，虽然总裁泰德·雅士利个人很喜欢这个剧本，但还是被董事会否决了，这些顽固的股东们不认为观众能接受一个中国英雄。

1971年的一天，李小龙的名人弟子，弗雷德·温楚布的好友，华纳同行赛·温楚布向弗雷德引荐了处于困境的李小龙，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弗雷德很快就意识到，眼前这个小个子中国人就是饰演《龙踪虎迹》一号主角的不二人选。李小龙非常喜欢这个剧本，在得知该项目已无法拍成电影的前提下，便建议改编成电视剧集，他称之为《武士》（The warrior），并多次与弗雷德洽谈，就改编成电视剧集后应增加或修改的内容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下决心要拍电视剧集的弗雷德致电华纳公司电视部的汤姆·库恩，并会见了ABC广播电视网推广部的巴里·迪勒，后者对武术很感兴趣，决定立刻开拍成周播的电视电影。在进行角色分配的时候，弗雷德带着李小龙去见了汤姆。李小龙当着他的面耍了一通双节棍，把他看得目瞪口呆。汤姆告诉弗雷德，李小龙的武技确实令人惊叹，但是如果要在如此长的剧集中担任主演是不合时宜的,也很难让人信服。最终李小龙也没有得到这个角色，理由居然是李小龙“太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