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的内涵与功用

礼即礼制、礼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礼仪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绳。

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华县元君庙部落墓地和西安半坡氏族遗址，墓葬在墓地内的排放位置已有章可循。无君庙部落墓地首先把墓区分成两个自为单元的氏族墓区，其次各氏族墓区内又以下葬年代的早晚为序，区别出了南北向的一排排，且排与排之间的时间关系又是居东者早于居西者。西安半坡母系氏族的村落遗址显示，整个村子四周有一防御性质的护沟，绝大多数房屋在沟界内，沟外有生产陶器的窑场和墓地。在沟内，呈向心状环布着大小不同的半地穴式圆形、椭圆形或长方形的房屋。中心是一座较大的房屋遗址。考古学家依此推测，中心的大屋是氏族成员共同议事的活动场所，各小屋归不同的家庭所有。可见，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尚处在氏族公社时期的古人，己被当时的法则——礼严格约束。

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军事同盟制时期，部落联盟是该期所见的社会单元。为了部落联盟内的协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自己并打败敌人，各联盟都制定了一套制度法则让其成员遵守。一般说来，这种法制既是对其内各部落原有法则的集成，又带有某些协调、升化以适应更加扩大了的新集团需求。

“三皇五帝”就是上古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在众多的部落首领中，他们之所以能名扬后世，主要是因为他们对部落发展、生存有特殊的贡献和政绩。为了治理好部落内部的属员，这些圣人们制定了诸种刑律以维持社会的协调。《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既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也是刑律的创始者。

自夏禹的儿子启谋得王位开始，历史便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也由此诞生。尊君抑臣便成了政府要实现的目标，这个阶段的诸种行为准则——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与以前的礼仪规范相比必须有所改变、超越。于是，夏人除继承前人的礼制外，又增加了新内容，且把礼的外延推到了用器的方面，这就是夏礼。商人因袭夏礼，因时而改。至周，复因商礼，有的改动也只是在商礼的基础上增加了时代的需求并舍弃那些过时的内容而已。孔子在总结三代礼仪制度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的这段话不仅概括了夏、商、周三代之礼仪制度的承传性质，并从中看出彼此间的差异是为适应时代形势的损益，而且从三代礼制的承传变化情况中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即后世的礼制纵然少不了对前代礼仪的损益，但已不可能超越《周礼》——周代礼制的基本框架。历史确实如此!而孔子对三代礼仪制度变化规律的总结，虽无更多的文献记载，但考古发现的众多材料却可补文献的不足。

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南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偃师师乡沟及郑州早商遗址、安阳殷墟晚商遗址、洛阳周王城、陕西长安沣西和沣东西周城址和墓地的发掘，已获取了大量能够反映夏、商、周三代礼仪的用器。从用器组合情况看，爵、觚、斝的组合为夏商两代共有，而在商周两代具有共性的是鼎、簋、编钟等器物的组合。这种组合虽有阶段性的不同与差异，但也可以看出三代礼制中前后继承、发展的关系，商、周的礼分别是以夏、商的礼为基础。此外，簋在商代的出现，敦、簠、盨、禁等在西周的使用，可以说是对前代礼制“益”的另一种方式。与之相对应，爵、觚等酒器在周代的衰竭，应是周礼对殷礼的“损”了。三代以后，自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虽然朝代更迭、铸器材料日益更新，非但没能冲击《周礼》，相反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宗法《周礼》并视之为治国的根本。汉代以后，漆器、原始瓷器、瓷器等，都步入礼坛，被做成了礼祭器物。他们在质地上固然有异于三代的青铜彝器，可在用途上与三代的青铜器毫无两样。

《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通过对比，说明用礼仪教导驯化人民远比其他方法高明得多，人民会在知礼之后，甘心情愿地遵守一切道德纲常，不冒犯时代和社会要求自己应恪守的准则、规范。荀子在言及礼的作用时更进一步，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篇》)。历代统治者拼命维持礼仪纲常的原因，就在于礼有维护统治的作用。有如此作用的礼到底是什么？朱熹的解释是“制度品节也”，即国家政府制定颁行的一切制度及针对不同级别人群的行为准则。

当然，要想治理好国家，达到统治与被统治的协调，光要求被统治者恪守礼远远不够，同时也要求统治阶层内部都要依自己的地位而遵从国家礼制要求自己应遵从的一切，自天子、诸侯而卿、士概莫能外。这就是自孔子而后，儒家倡导的礼制。在他们看来，只有统治者严于律己才能律人，也只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分、遵守礼制、没有僭越时，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并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要求被统治者。正如孔子所说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不管对哪一个阶层来说，都不能僭越，统治者不能超越自己的身份过分贪求更多的特权，被统治者也不能有服从统治以外的奢望。

受礼所带来“耻”“格”的约束，并在法律的威慑下，渴求生活安稳的人们便只好远刑法而近礼仪，以求达到统治者要求的“有耻且格”的境界，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民，避免受刑法的制裁。就此看，礼与法在维持统治秩序的协调上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其差别仅在于礼是驯化、引导人们学为好人，而法则在于约束限制人们不得逾越各种规范而为坏人。正在这种不得不学礼守礼之中，在政府的要求和引导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便在不知不觉中，也是在潜移默化中都迫使和要求自己成为知礼、懂礼、守礼者，从而能为政府、法律及世俗所容，也成为人们羡慕的孝子、忠臣楷模。从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获取了好处，被统治者因老实听话而被国家赐以名号、爵位，而统治者则看到了普天之下亿万臣民俯首为臣的王道所在，礼成了协调统治秩序的手段。于是，在诸代王朝的不懈努力下，礼在封建国家成了高于一切的东西。统治者以礼来治国即为“礼治”，被统治者遵守礼仪为良民是为守礼和知礼，这就是“礼仪之邦”。同时，历代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自己生活的这块地方才是王道乐土，域外即为蛮荒不毛之地，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都是不懂礼仪且残忍不道的蛮夷之辈，贬称他们为“夷”“狄”“蛮”“戎”。

在民族的融合与文明的传播上，“礼”同样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表现在民族融合方面，自匈奴、鲜卑、羯、氏、羌，到契丹、女真、蒙古及满诸民族，它们或与汉民族朝廷为敌而相攻杀，或靠武力进入中原。不管其方式是友好学习或为仇敌而攻杀，都要与汉族交流，他们对汉族文明的仰慕则是相同的。推行汉化政策，借鉴和照搬汉族政府的统治方法，提倡礼治、尊儒尊孔、推广儒家诸经典，无一不是他们渴求学习“礼”的表现。这种对礼的渴求、仰慕与不遗余力的学习，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

至于文明的传播，也是异邦对中国文明仰慕、学习的结果。在中国以外，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及琉球等国家和地区，都大量学习或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的一切，以期把礼移植到他们的国家。孔子云“有教无类”，正是对这种文明传播、民族融合的最早论释和理论根据。

二、历史上的几次毁礼逆流

礼作为帝王时代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是维护统治、协调统治秩序的手段之一，历代朝廷无不遵从、贯彻礼治，并以《周礼》为治国大纲。

根据《周礼》所记，自天子、诸侯、卿、士，至国人、奴、隶、奚、皂等附庸，整个国家之内被划分成了不同的阶层，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归属。针对不同的阶层，国家都规定了其可以享有的相应权益。这样，便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礼制级别。任何人都不能超出自己所属级别的范畴，若向上超出是为僭越，为国家法律所不容；向下滑坡则又为同侪或世俗瞧不起。于是，人们便只好生活在相应级别的圈子里。

礼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确保等级制度而作出的种种规定。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世，礼的基本框架、雏形都已形成，以后经夏、商、西周三代的不断完善与补充，最终便有了今日可见诸典籍记载的周礼。而《周礼》作为治国的纲要，自西周以降及明清，历代相因用不改，此足见其影响的深远了。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自“三皇五帝”而夏、商、西周前后近两千年的历史时期是礼制——中国文明的奠基与蓬勃发展时期。然而，这种好景并不是永恒的，像任何其他事物一样，礼乐制度的发展道路同样迂回曲折，这就是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第一次礼崩乐坏，是紧随礼制步入盛世的西周而来的。西周晚期，伴随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他们在政治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有所增加。于是，长期以来维持社会稳定的世卿世禄制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强大起来的新兴贵族对原有礼制的不遵守，并僭越使用高出自己级别身份的诸种礼器。具体地说，就是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与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的用器制度，己遭冲击。

河南三门峡上村虢国岭墓地两次发现的九鼎八簋墓，其墓主人一是虢（guó）国之君，一为虢君的世子。而虢君之墓，除九牢鼎外，还有陪鼎（包括镬鼎、羞鼎），合计正为十二数，与《周礼》所载“王一举鼎十有二”的用鼎制度相合。考诸史实，虢在两周时为国家重臣，对国家的安稳和领土的完整均有功勋，此既载于文献，又有一系列虢国铜器铭文为证。当两周之际，虢、郑诸君更成了周王室的支柱，赖有他们的努力才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尤其在宗周被犬戎、缯、申联军攻破和幽王被弑的变故中，新继位的平王也是在虢、郑、晋、秦诸国鼎力保护下才得以顺利东迁成周。在虢、郑、晋、秦四个功臣国中间，除秦外皆周之宗室姬姓封国。正是如此一个王朝的重臣、周天子的同姓诸侯，也在带头破坏着世卿世禄的奴隶制礼仪。要知道，这种礼制级别，正是大大小小的姬姓贵族以及和他们沾亲带故的异姓贵族拼命建立并维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同为姬姓诸侯、王室重臣的郑庄公，在破坏礼制上甚至比虢君还敢作敢为。诸史并载，为了洛阳郊外的几块麦田等财产，庄公由开始对周天子的不满，竟至发展成构恶交兵。诸侯与周天于兵戎相见，这是亘古未有之事，更甚者是郑庄公还不阻拦其部将一箭射中了周天子的胳膊。周天子的宗主地位、神圣、权威，缘此一箭而成历史，周天子从此沦落成了一个还不如强大的诸侯国君的摆设，郑庄公也因此而落下万世骂名。郑、虢等姬姓诸侯带头破坏礼制，礼崩乐坏由此始矣。

及至春秋，强大起来的诸侯更是为所欲为，先后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称霸天下。周天子在无可奈何中还不得不派使节参与会盟并承认他们的霸主地位。原有的礼制格式虽然存在，但已不再受人身级别的限制，连并不强大且也不甚富有的曾侯，也敢使用全套的编钟，足见礼乐级别制度的崩坏程度。

三家分晋列为诸侯标志着战国时期的到来，而分晋的韩、赵、魏并不是享有礼制特权的奴隶主阶级，相反他们是靠军功起来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此前，韩、赵、魏和智、范诸氏对晋政权的把持，已说明封建地主阶级步入了国家政权的舞台，三家分晋更是封建地主阶级彻底战胜旧的奴隶主贵族建立封建国家的开始。在别的国家，虽然没有发生类如三家分晋一样的悲剧，但都发生了让旧贵族感到不适的封建改革，像秦之商鞅、魏之李悝、楚之吴起的变法和鲁国初税亩的实施，都为经济实力业已加强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发展铺平了道路，所以在齐国又有了新兴的封建主陈氏(也称田氏)代齐而为田齐的政变。原本就在破坏着礼乐制度的封建地主们，在执掌了国家权力后就更不愿意再受旧的等级制的约束，他们在使用各种礼器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原来只有周天子、诸侯王才能使用的礼器，此时已被推广到有强权及经济实力的卿、大夫一级了。西周旧有且系三代承传而来的等级礼制，至此荡然无存。

不过春秋、战国之世的礼崩乐坏，绝非礼乐制度的真正崩坏与湮灭，而是旧时代那种少数世袭奴隶主贵族垄断礼乐局面的被打破，是礼乐文明横向的普及。其纵深方面的影响就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从此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彻底战胜了奴隶主阶级，成为封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动力。

秦国的强大及扫灭六国，能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大帝国，这主要得力于商鞅在秦的封建改革实行得最早且最彻底。换言之，它是封建经济与封建制度战胜奴隶制度及奴隶制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产物。帝国建立的过程和建立之初，为了在意识领域确立中央集权的观念，并彻底摧垮六国贵族及其遗民的不臣与反叛，秦统治者对六国的文化一直执行着一种打压、毁灭性的政策。复加以焚书坑儒，记载文明、礼制的典籍消失了，宣扬诠释礼乐制度与文明的文人没有了，千余年来的中华文明及传统礼制受到的创伤之深重可想而知。

再则，受秦数世以来基本国策——奖励军功、奖励耕织等的影响，在秦的治内，只要在战场上或农耕中立有大功或有突出的贡献者，都有获取奖赏入仕的可能，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在秦成了历史。于是，在整个国家便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权贵阶层，其间不乏起于行伍之间或出自蓬户瓮牖的人。这些人成为贵族后，他们只知道唯君命是从，并拼死为国建立功勋，反过来，只要皇帝允许或赏赐的一切，他们都能享受，至于世卿世禄的宗法礼制他们根本不懂或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并弄懂。礼乐制度受他们的蔑视与冲击，便再也没有生存的社会基础了。

秦末天下大乱，靠农民起义战争起家的刘邦，虽然建立了西汉大帝国并开启刘氏400年的基业，堪称一世英雄。但是，出自农民而为皇帝的刘邦和他那些同样去不了农民本色的谋士、将相们一样，都无法冷静地处理面前的暴富与国政，于是只好毫无取舍地捡起秦的一切制度，以便国家机器能够尽快恢复并运转起来。就这样，在继承了秦之先进的东西时，也同样承继了不合理的因素，连汉代人自己在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史便如实记为“汉兴，因秦之弊”无所改作。朝堂内外，自皇帝而将相鲜有懂得并知道遵守礼制的，那些跟随刘邦转战南北出生入死的悍将们，更是佩剑入朝，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敢饮酒争功，且有拔剑击柱的事件发生，可谓斯文扫地。至叔孙通替刘邦制定礼仪并贯彻实施，朝廷才算有点朝廷的样，目睹众臣的俯首朝拜、行君臣大礼，连刘邦自己也感慨地说：“吾今日始知皇帝之贵矣。”可以说，这是封建礼制给刘邦带来的快慰之感叹。由此开始，直至武帝刘彻，汉统治者都少不了在建立封建礼制、推广尊君抑臣政策方面有所努力、有所作为。归纳起来，秦末汉初的礼制毁崩是历史上的第二次礼崩乐坏，不过这次礼崩乐坏在实质上是礼乐制度的真正湮亡，和两周的礼崩乐坏有着质的羞别。

第三次礼崩乐坏发生在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氏、羌诸民族纷纷借西晋王室内部的混乱，进入中原，先后攻破洛阳、长安二京，俘杀了晋怀帝、愍帝两个皇帝。北部中国遂没于夷狄，历史进入了“五胡乱华”的时期。这些民族以攻占城池、俘掠女子玉帛为头等大事，根本无意也并不致力于文化礼制的建设。仅在数十年内，竟先后建立起了十数个短命的王朝，各政权、各民族间的仇雠与互不统属，使整个黄河流域都成了一个流血漂橹的大战场，向为文明中心的中原一度被称为“荒土”。好在是晋室南渡之时，两京衣冠旧族大批南迁，赖以江左诸代政权的惨淡经营，中国之文明才得如缕延续不绝。

就史实公论，隋文帝可谓一代英主，他不仅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南北纷争，并在礼乐重建弘扬文明方面颇有建树。在其御极之初和统一北方后，即注意收集各地的礼乐，然皆呕哑啁哳不能令人满意。至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中国，陈之礼乐制度及用器、乐工尽被俘运至长安，文帝在听了陈之乐师的演奏后，喟然叹曰：“此华夏正声也，若非灭陈何得而闻。”为此欢欣不已。对比之下，也显见积贫积弱的南朝诸代在文化上的富有及其在维系传统文明中的功劳之大了。同时，也相衬着进入中国的“夷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民族对华夏文明礼乐制的破坏之重了。

走过隋、唐的盛世，中国历史又步入了黑暗、混乱的藩镇割据、五代迭兴的乱世。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所部15万大军反于范阳(今北京)，以讨杨国忠为名进军中原，成了大唐帝国由鼎盛而衰弱的转折点。安史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可在镇压叛乱中起家的悍将或归附唐朝的原叛将们，又一个个拥兵自重独霸一方成为藩镇，帝国中央的权威扫地。藩镇割据表面上只是造成和加速了唐帝国经济、军事的衰亡；而深层意义上，藩臣对皇帝的不臣无礼，又成了一种坏的榜样，在各藩镇治内，人们竟以军功进取，忠孝廉耻则不被人看重，由此而造成文明的颓竭。再加上唐末黄巢起义，衣冠旧族乃叛军攻杀的首要目标，数千年以来传承文明、礼制的世家大族尽遭灭顶之灾，自此而后，再也找不到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罗列的衣冠士族入仕为宰相的家庭和个人了，历史进入了靠读书入仕的庶人政治时期。在教育不普及的时代，家族教育体制的被毁灭，自然就等于社会教育的中断，文明与礼制也失去了它的载体而无法继续。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毁坏礼制文明的逆流，仍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武力入主中原有关。至北宋中晚期，封建经济不仅得以恢复，并且还有长足的发展，就文化与封建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看，中国俨然为当时世界的经济大国。但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在灭辽占有其地后，很快便挥师南下，饮马黄河，河北诸路尽陷于夷狄，繁华无比的帝京开封也被金人攻破，宋之徽、钦二帝，王子皇孙，后妃嫔嫱及诸王妻妾、京城士女尽为金人俘掠北去，数代帝王百余年的积累统统成了金人的战利品，一并被车载入燕。有关金人在汴京的破坏情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三朝北盟会编》记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宋诸帝苦心孤诣刚刚恢复得稍有眉目的礼乐制度，在女真人的铁蹄蹂躏下又成为黄粱梦。

蒙古人的崛起，也同样给亚、欧诸民族文明带来了灭顶之灾。在元帝国统治中国的近百年间，封建商业经济及城市化虽有所发展，但元代在文化方面的建树几乎等于零。至元灭亡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甚至远不及南宋之时，这足以证明蒙古政权的建立及统治中国，使中华文明凝滞了百余年之久。

满族人的强大及清帝国的建立和入关，已处在封建帝制最为没落的历史大气候下，故而不可能在经济、文化诸方面有大的作为了。加以清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把压制汉族人民的反抗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对中国传统的、以汉民族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文化不能正视，更遑论继承弘扬了。在其入关之初，八旗大军所至，残酷的攻杀，尤其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举，对文明来说无疑是一种浩劫。更有甚者是康、雍、乾三帝推行的文字狱，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地进行滥杀，限制和钳锢了人们的思想。编纂《四库全书》貌似促进文化发展和保存优秀文化典籍，实质上是乾隆皇帝抽毁不利清统治的文化典籍的高招。借此美名，清统治者诏令各级地方官员，尽搜集其治内军民人等所藏的一切典籍，并汇运至京。于是，凡保存下来的宋元明版本、清初刊刻之书，鲜有不被官府觅得者。

三、对王道礼制的渴求与复兴青铜文明浪潮

自春秋五霸崛起、战国七雄纷争所导致的周礼乐旧制崩坏以来，秦灭六国的统一战争、秦末农民起义、东汉末黄巾起义、五胡乱华与南北朝的抗立、唐末五代之乱等历史性的大劫难，无一例外地给中国古代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到唐末、五代之世，在礼、乐、职官等典章制度方面，均已凌乱不堪，造成了人们思想领域的极大空虚。但是，这种思想领域内的空虚和对旧时代、落后礼制的彻底打破迎来了封建经济鼎盛期的到来和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到北宋时期(10—12世纪)，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13—15世纪)的意大利相比，商业化与城市经济的现代化程度都远远超过后者，为庞大的文人阶层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可能。正是在这双重的、也是缺一不可的历史条件下，包括皇帝在内的文人士大夫们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次复兴古礼的浪潮，其源头或可追溯到五代、唐朝乃至更远。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青铜文明的复兴高潮。

和西方的文艺复兴相比，中国的青铜文明复兴，同样是采用研究古代遗物与文献所记、提倡上古文明的手法。但二者的差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以追求人性的极度发挥和建立赖以实现此目的的社会环境为目标，中国青铜文明的复兴是为实现统治者要达到的王道之治而来，以消灭、压抑人的个性的方法来达到社会的和谐，其首要任务是重建屡经创伤且早已崩坏了的礼乐制度。宋人在研讨古礼时多凭借当时日益多见的三代铜器，这种通过研究三代铜器并以所获心得去校正文献、经礼的治学方法，便是金石学。金石学的兴起，给整个经学界带来了一场革命。一时间，金石学名家辈出，公私著述颇丰，仅得以传承至今的论著就有王黼等人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书。这些图书所录诸器，均是当时所见的官府及个人的收藏，内容涉及器物图形、刻铭内容、器物的大小尺寸、出土地点及收藏人，也有附加考述的。从总体看，此时对三代彝器的研究与认识，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当然，宋代在重建礼制方面能有突破性发展是与前人的经验积累分不开的。唐代诸帝都已在重建礼乐制度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甚至连生逢乱世的后晋高祖、后周世宗等人都曾关注过此事。入宋，天下一统，社会相对安定，统治者就更有余暇来重定礼乐之制了。《宋史·乐志一》云“有宋之乐，自建隆讫崇宁，凡六改作”，也就是说自宋朝开国到哲宗之世前后虽仅历七帝、百有余年，但在重订礼乐制度方面几乎代有建树。尽管如此，到徽宗御极时，雅乐之制仍“讹谬残缺，太常乐器弊坏，琴瑟制度参差不同，箫篷之属乐工自备，每大合乐，声韵淆杂，而皆失之太高。……舞不象成，曲不协谱。乐工率农夫、市贾，遇祭祀朝会则追呼于阡陌、闾阎之中，教习无成，懵不知音”(《宋史·乐志三》)。于礼祭之制一面，比乐制也好不了多少，校诸库府所存三代典章彝器，当时郊庙、祭祀、朝会所用的鼎、簋、簠、盨、笾、豆、盘、匜之属，也无一合古。

有鉴于此，知音好古的宋徽宗便以金石学的研究成果——被甄选出来合于三代礼制的祭礼器物为蓝本，开始了大规模仿铸三代礼乐彝器的活动，并设置礼制局与大晟府专司其事。从文献所记与传世实物看，在徽宗授意下铸出的仿古彝器，有大晟编钟和以宣和三年尊为代表的礼器。这批礼器在造型与纹饰上均宗法三代，恪意复古，和三代旧物相比几可乱真。靖康之难，它们中的大部分又被金人掳掠北去，并被分赏给有功将士和名刹大观，或存留太常寺，后来用于金代朝廷宗庙者又因其铭文“大晟”有违金帝讳而被改刻为“大和”，原大晟府编钟的完整性荡然无存。

明朝建国，承元之旧，郊、庙祭礼用器多草率仿制，纹饰、形制与古物迥异。能否完善、恢复礼乐制度，成了王朝稳固与否的关键。所以，明太祖在“初定天下，他务未遑”之际，便“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经礼臣、儒士们30年不辍寒暑的努力，前后编成了《大明集礼》《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书》等鸿篇巨制，于匡正重建一代礼制功莫大焉。至于宗庙所用器物的样式和制作，文献也多有记载。《明史·礼志五》云“(洪武元年)诏制太庙祭器。太祖曰：‘……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无谓也。……其制宗庙器用御服，皆如事生之仪。’于是造银器，以金涂之。……后又诏器皿以金涂银者，俱易以金”，点明了当时诏命制造的祭礼器在质地上银地涂金稍后即用纯金，造型纹饰方面一如日常用器的属性。仅三年过去，情况便有所改变，据《明史·礼志五》记载，洪武三年（1370），从礼部请“今拟凡祭器皆用瓷，其式皆仿古簠簋登豆，惟笾以竹”。此诏颁布，开始了宗庙祭礼器物非铜而瓷的历史。

至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明朝国势已趋鼎盛。当时之势，国家统一、

承平日久，四夷宾服、款塞重译入朝者三十余国，一派盛世景象，为再兴礼局、重建礼制提供了可能。宣德三年（1428），皇帝以“郊坛、太庙、内廷所在陈设鼎彝式范鄙陋、殊乖古制”故，诏命礼部与太常寺司礼监一起，会同办理冶铸之事，限期铸成。所铸器物即后人所说的宣德炉，其“款式、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并内府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从记载看，以《宣和博古图录》《考古》诸书所载器物为样品者88款，而以内府收藏的名窑瓷器为样品者仅29式，前者约占总数的3/4强。可见宣德所铸诸器，仿古器应为大宗。据文献所记，前后共铸诸器15 000余件，除库府藏存部分外，分别用于内宫、郊庙及各大王府、两京官衙、天下释道宫观。影响所及，从宫内到宫外、从中央到地方，几覆盖整个天下。依文献之载并较诸实物看，这次铸器的用工与用心之巨、选料之精、规模之大，自古以来无出其右者，带来并推动了历史上第二次重建古礼与复兴青铜文明的浪潮。

清朝的建立，是落后、野蛮民族武力征服先进民族的结果。其定鼎中原之初，前明所留一切的旧制他们都全盘接受而不加损益。至雍正继位，统治已经稳固，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如何在广大被统治者尤其是汉民族群众心目中确立清王朝的正统与合法则变得尤为重要。在大兴文字狱、消除或消灭一切不利于清朝统治因素的同时，使他们终日以考释经典、复建古礼乐制为任，皇皇之《十三经注疏》就成书于此时和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则命礼臣“考按经典，范铜为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作为皇朝治国方法之一部分。乾隆继位，承其父之旧，于礼祭制度、祭礼用器建设上也颇多功绩。毕政府之力，蒐集三代礼祭器于中央，敕命编纂《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乙编，《宁寿鉴古》等书，图、录三代器物以传后世。乾隆皇帝还以“坛庙祭品，遵用故名，则祭器亦应悉用古制，以备隆仪”故，诏命大学士会同该部（指礼部）“稽覆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式款式、折中至当，详议绘图以闻”，而亲为审裁。所铸诸器，“铏则范铜而饰以金。……太庙，春用牺尊、夏象尊、秋著尊、冬壶尊、岁暮、六袷用山尊，均范铜为之”。诏命内务府造办处专司铸造事宜。不仅在故宫各处留下了大量署有“大清乾隆年制”款的青铜器物，甚至模仿青铜礼器的形制烧造瓷质的祭器，带来了第三次复兴青铜文明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