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钺（yuè）——西周以前王权的象征

钺是直柄的大斧，考古发掘所见，作为权器和象征性兵器的钺主要流行在距今5 000～3 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时期到西周初年。甲骨文与金文所见的“王”字，实乃直柄斧——钺的象形字。足以说明在当时社会成员的心中,“王”和“钺”的概念是等同的，象征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王”字，作为象形字，正是对这些象征特权的大钺的写实描述。

根据考古材料，商周时期以钺代表王权的做法应直接源自新石器时代的同种习俗。从一般的考古学分析来看，石、玉质的钺作为随葬品出现于父权制时代的男性墓葬中，而这种墓葬中的随葬品一般都较同时期的其他墓葬丰富得多。考古学界和人类学界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些拥有钺的男性死者系当时部族的军事首领、王者或者同时握有王权与神权的人。不过，中国上古社会的历史趋势是王权日益高于神权，直至凌驾于神权之上。尤其是进入商代以后，尽管上天的概念及其神秘性依然存在，也伴存有专治沟通人神的觋、巫，但他们已成为服务于王者的特职人员，而不再是能够超越王权的特权人物。所以，像西伯一样的特权人手中弓矢斧钺的得来已完全出于王者的喜怒、恩赐与否。至此，借助觋、巫来实现王者权威或王、觋合一的时代便宣告结束，此时用来表示王权的钺自然也就到了其历史尽头。（图7-1）

图7-1

图7-2

二、九鼎——传说中夏商周三代的法物

在夏商周三代政权更替的过程中，最神秘的圣物莫过于传说中的九鼎了。

以九鼎指代政权，始见于春秋之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墨子·耕住》及《左传·宣工三年》的相关记载。

考《周礼》《礼记》等典章，用鼎制度乃周礼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分别对应着周天子、天子之卿、诸侯、大夫、士等不通级别的人群。王朝还设有官员专司器物的使用与铸造，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九鼎成为只有周天子才能拥有和使用的礼器，并逐渐演化成了周天子的代名词。加之西周时期周天子拥有天下共主的尊严，九鼎自然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象征，这一点与钺在商代的境况完全相同。（图7-2）

三、神奇化了的“传国玺”

随着九鼎的沦没，传国玉玺又成为象征王权法统地位的灵物，其神异性也日见凸显。

传国玉玺其实极为普通，它是秦王嬴政与丞相李斯利用和氏璧琢磨而成的一枚印玺，白玉质,螭虎纽。秦国称之为“玉玺”或“御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改称“天子玺”（《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汉书·元皇后传》）。迨王莽篡汉，通过种种手段夺得此玺以示正朔。 （图 7-3）

图7-3

四、自制受命玺——马上得天下者的坦言

图7-4

自制王朝受命之宝，以替代所谓传国玺的做法始于宋代。史载，宋受禅之初得自后周王朝的玉玺只有两枚，即后周广顺年间（951—953）刻制的“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而先代旧有的其他帝玺均丧失于五代乱离。于是，宋太祖便自制“大宋受命之宝”昭示天下，这一做法又为后世所仿效，后来的“大明受命之宝”与“大清受命之宝”均远宗于此。

就赵匡胤受周禅的情形看，实际上无异于五代的王朝篡夺、更替。而五代的梁、唐、晋、汉四朝，又皆出自唐末藩镇，他们彼此间的攻掠征伐很难分清孰是孰非。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不仅动摇了唐帝国的统治基础，而且大河以北地区自此开始长期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由于当政者大都缺少必要的统治素质，所以只知割地自居，而无更大的政治野心。被统治者也鲜知忠义，以上镇将挟兵以抗朝命，于下则牙兵、骄将擅自废立镇将，在这种情况下，势力较大的军阀都可以随便地称帝称王。这些所谓的帝王深知自己是靠武力取得天下，也就不再看重正统与合法，而是致力军事力量的绝对强大。这便是宋太祖刻制“大宋受命之宝”的个人心理与社会背景。

朱元璋虽以布衣起家建立明朝，但其“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人复睹汉官旧仪，地雪数百年腥膻，这是他最大的功劳，也是其得以号令天下的民心基础。所以，做了皇帝的朱元璋不仅不需要从元室继承任何东西来标志正统，相反自制一枚帝玺更能显示汉族天子的威仪。于是明帝玺印中便不再有前朝旧物。到了明世宗时，又索性模仿宋祖刻制一枚“大明受命之宝”,终于完善了明代玺制。清朝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其文明程度较中原落后，为此自太宗御极之初便极力模仿明朝制度来强化其文明的进程，在玺印方面刻制了满汉合璧的“大清受命之宝”,以显示清王朝的建立是受命于天。（图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