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文帝坚持薄葬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以节俭著称。他曾告诫太子杨勇说：“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你做副君，应该以节俭为先。”他还下令将宫内所有雕饰旧物全部拆除；禁止地方官吏进献犬马器玩等物；将太常寺所管散乐之人放出，不许搞杂乐百戏。秦王杨俊因奢侈淫逸，被黜为庶人。在他的严格要求下，贵族官僚也不敢有奢侈的思想与作风，表现在丧葬上，自然是反对厚葬。秦王杨俊死后，有的官员为他请奏立碑，而杨坚坚决不准。他说：“欲求名，一卷诗书足矣，何用立碑。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坐镇石耳。”为了防止秦汉时期那种无法可依的厚葬风气再起，杨坚特制定“丧制”，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治丧所有的棺柩、殓衣、明器、灵车、坟墓等，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对五品以上的官吏要求更严，朝廷要派专人监理丧事，不准随意僭越。

二、唐代丧制

图6-6

唐代更加重视法制，不断制定与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丧制也不例外。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徵主持修订礼书，著成《贞观礼》100卷，将丧礼由原来五礼中第二位移至最后。永徽初年，高宗李治嫌《贞观礼》不够详尽，令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李义府等人重新辑定，增加到130卷。开元年间，再次修订，由起居舍人王仲丘完成《大唐开元礼》150卷，诏颁天下遵行。《开元礼》的内容，基本上沿袭先秦儒家丧礼，但也根据时事的变迁作了不少改动。该书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开元丧礼或因依据不足，或因臣下不敢擅言，对皇帝丧礼避而不谈，而对各级官吏及百姓的丧礼，却规定得非常详尽具体。各级官吏和百姓都要按不同规定治丧，不得僭越。现举其要点于下。（图6-6）

①终称。凡官吏死亡，三品以上者称“薨”（音hōng），四品、五品称“卒”，六品以下及一般平民称死。

②饭含。饭一般用黍稷；含，三品以上者用璧，四品、五品用碧，六品一下用贝。

③铭旌（jīng）。旌色为绛色整幅布，三品以上长九尺，四品、五品长八尺，六品以下长六尺。旗杆，五品以上为龙头韬杠（外带套的木杠）；六品以下为无龙头韬杠。旗上书写“某官封之柩”。如死者为女性，其丈夫有官封者，则书“某官封夫人姓之柩”；其子有官封者，则书“某太夫人之柩”。若无官封者，刻书“某姓官之柩”。

④重。三品以上长八尺，四枢品、五品长七尺，六品以下长六尺；宽度各为长度之半。

⑤殓衣。凡为官品者，不分品级，小殓衣一律十九件，大殓衣三十件，其中朝服一件，其余用常服。百姓各随其便。

⑥灵车。一品：引四，披六，铎左右各八，黼要二，黻羽二，画羽二；二品、三品：引二，披二，铎左右各四，黼要二，画羽二；六至九品：披二，铎二，画羽二。（引，即灵车的引索，用白布在前面牵引灵车；披，是灵车的旁索，用来保持灵车平稳前行；铎，是大铜铃；羽（shā），是棺饰，用木做框，上面覆布；黼，礼服上的花纹，颜色为白、黑两色；黼礼服上的花纹，颜色为黑、青两色)

⑦ 明器。三品以上九十件，四品、五品六十件，六品以下四十件，均用瓦木制作。

⑧ 牲苞。即祭品，三品以上七包，四品、五品五包，六品以下两包。

⑨ 坟墓。一品坟墓地方圆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墓地方圆八十步，坟高一丈六尺；三品墓地方圆七十步，坟高一丈四尺；四品墓地方圆六十步，坟高一丈两尺；五品墓地方圆五十步，坟高九尺；六品以下墓地方圆二十步，坟高七尺。

⑩ 阙。四品以上石阙，五品以上土阙，六品以下无阙，仅封土而已。

石碑。五品以上立碑，碑座为龙头龟身，碑身高不超过九尺；六品、七品方座，碑身高四尺；其余不立碑。

石刻。即石人、石兽。三品以上六件，四品、五品四件，六品以下及百姓不得立。

三、“七七”丧俗

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又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外来文化中，佛教对我国丧葬礼俗的影响最大。宋朝人胡寅曾说：“自佛法入中国，以生死转化，恐动世俗千余年，特里不惑者，不过数人而已。”佛教对我国丧葬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七七”丧俗的出现和盛行。

“七七”丧俗也称“七七斋”“斋七”“断七”。就是在人死以后，每七天为一忌日，亲属要设供奠祭，直到七七四十九天为止。据说这种丧俗来源于佛教的“六道轮回”说。“六道轮回”是说众生像车轮一样，在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循环转化。人死以后，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要寻找转世的机会，每七天为一期。如果第一个七天寻找不到，可继续在第二、第三……个七天内寻找，四十九天之内必能找到。所以，在这四十九天中，每逢忌日，也就是每个第七天，死者都要设奠，请和尚念经，为死者消灾弭罪，以求能早日转世。

“七七”丧俗在我国最早见于北朝。北魏皇兴四年（470），献文帝拓跋弘死后，设“四百人斋”；神龟元年（518），胡太后之父死，孝明帝拓跋羽诏令：自死日至七七，皆设“千僧斋”；北齐天统年间，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其孙皆“请僧设斋”。这里所说的“四百人斋”及“千僧斋”，是指斋僧诵经的人数，人数越多，表示越尊贵。当然，像这样请数百名、上千名和尚念经的场面，只有宫廷和贵族官僚才能做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无力置办，所以并不广泛。

唐代，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更加成熟。为争取更多的信徒，对这一丧俗采取了灵活的做法。它既宣扬人死以后，应斋僧诵经，为死者消灾祈福，以求早日转世；同时，又考虑到广大平民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无财力斋僧诵经，可在每个忌日向亡灵供奉食盘、纸钱，以免死者在阴间受饥饿之苦。这就是说，办“七七”可繁可简，量力而行，但却不可不办，否则，死者会变成饿死鬼。这一灵活的做法，的确争取了更多的信徒，从而使“七七”丧俗迅速而广泛地流行开来。开元年间，宰相姚崇临死前告诫子孙说，在他死后，“如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住设七僧斋”。这说明，“七七”丧俗在当时已成为人们“须顺”的“俗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