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薄葬流行的原因

中国的丧葬风俗，在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就是从汉代盛行的厚葬，骤然转为薄葬。这一重大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1.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

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是厚葬流行的首要条件。然而从东汉后期黄巾起义到隋朝统一，前后近400年的时间内，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像走马灯一样先后建立过30多个政权。长期的分裂割据和连年不断的战争，使人口大量减少，田园荒芜，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两晋之际，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亡，饿死病死的数以万计，“尸骨遍于野，千里无鸡鸣”，土掩尚来不及，怎么厚葬？就是那些富有的军阀豪强，也大多热衷于争权和发展势力，对死后的事不多考虑。

2.思想观念的变化

经过东汉末年以来的长期战争，作为统治思想的神学面临破产，黄老思潮再次兴起。新出现的一批思想家，批评儒家思想无用，说“六经”是“秽物”“读经是鬼话”，骂信奉礼教的人是“破裤子里的虱子”，标榜放荡自然。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统治者多贪图权力，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对淡薄，对死后的事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道教、佛教的盛行，更给传统的丧葬礼制带来很大冲击。

道教创始于东汉，魏晋时逐渐盛行，北魏甚至把它定为国教。道教依托于先秦道家学派，奉黄帝、老子为教主。先秦道家是主张薄葬的，视死如归，把死看成“回归自然”。道教继承了这一理论，以“修身”为宗旨，宣传炼丹、养生延年、成仙得道。道家这种修身养生的宣传，自然迎合了王公贵族妄图长生不老的心理。所以，炼丹之风很快流行起来，影响甚广。既然追求长生不老、死后成仙得道，那么，对现实便持虚无主义态度，对丧葬也就不十分重视，不追求厚葬了。道士参与丧葬活动和巫师一样，主要是做法术，驱鬼避邪，而不是儒家的那些烦琐礼仪。

佛教的影响对薄葬的流行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佛教在西汉时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广泛流传。帝王、贵族、官僚大多信奉佛教。如南朝的梁武帝，曾三次出家当和尚，在他的倡导下，僧尼大增。北魏有佛寺三万多处、僧民300多万人，事佛方式也更讲求实际，不惜代价地开凿石窟、塑造佛像。如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这个时候开凿的。佛教信仰“六道轮回”之说，认为人死以后，灵魂会很快转世，不会长久待在地下，所以不主张厚葬。佛教徒死后，有的火化、有的浅埋。因此，佛教的广泛流传，对薄葬的流行也有很大影响。

3.少数民族葬俗的影响

我国北方广大游牧民族没有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历来实行薄葬。魏晋南北朝时，这些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局面。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内迁，长期和汉人杂居，虽然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更大，但汉族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以后，这种影响就更为明显。丧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会例外。

4.盗墓行为使有钱人不敢厚葬

盗墓是与厚葬并存的。特别是战乱和饥荒年代，盗墓之风就更加盛行。西汉末年，赤眉军曾将西汉所有帝王陵墓洗劫一空。东汉末年，军阀董卓、吕布又发掘东汉帝王陵墓，获取珍宝。其他大小军阀也各显身手，纷纷掘墓，曹操甚至专设摸金校尉专职其事。灾荒之年，饥民掘墓取衣捡物的现象更是普遍。如果仅掠取财物也罢，不少盗墓者还往往将墓主抛尸荒野，肆意践踏。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不少高官士阀便不敢将大量财物葬于墓中任人取舍。所以，薄葬在此时极为风行。

二、三国时帝王率先薄葬

曹操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对包括厚葬之风在内的各种社会弊病了如指掌，因此他积极提倡薄葬。东汉建安十年（205），他在冀州下令不准厚葬，禁止在墓前立碑。他认为，人死以后，厚葬“繁而无益”。他去世的前两年，便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陵墓选在贫瘠荒芜之地，不起坟，不植树；送终衣服四箧，分别写上春、夏、秋、冬字样，不许再增加。临终前又嘱咐后人，他死后，如没有什么忌讳，可随时入殓，殓后即葬，葬后便除服；军队不得离开军营，各级官吏不得擅离职守；殓衣用平常所穿的衣服，入葬时不准陪葬金玉珍宝。东汉延康元年（220），曹操死于洛阳，其子曹丕（是年称帝，为魏文帝，年号改为黄初）遵照他的遗命，丧事一切从简。曹操葬于邺（今河南安阳北），因高为墓，不起坟，仅在墓前设祭房一座。谭祭除服时，进奉金玺藏于墓土中。两年后祭房倒塌，墓上再无任何标志。（图6-5）

图6-5

曹操墓的发现

小贴士

魏文帝曹丕秉承乃父遗风，也主张薄葬。他要求其寿陵不建寝宫，不建园林，不开神道，不准陪葬金银铜铁物，明器一律为瓦器。他还严厉告诫说，若违反他的诏令，擅自改变，他将把违反诏令者“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曹丕死后，一切均照他的遗命办事，从死到葬，前后仅21天。由于曹魏推行薄葬，取消了在墓上建寝殿，立石碑、石刻的制度，墓上不留任何的标志。所以，曹魏皇帝陵墓至今尚未发现。

曹操父子的薄葬言行，对魏国的丧葬影响很大。曹丕的儿子顺帝曹睿，虽秉性奢侈，但也不敢违反祖训;曹操的儿子曹植、曹衮，也都遵照父兄的遗训，实行薄葬。最爱越礼妄行的皇亲国戚，也不得不自我约束。曹丕之妻郭皇后的外甥企图厚葬其母，被郭皇后坚决制止，其他大臣、贵族、官僚也纷纷立下遗嘱，死后薄葬。如太常韩暨的遗书说：死后“殓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所增益”。同时，他又上书朝廷说，活着要有益于人民，死后不要遗害于人民，百姓正忙于农活，不要打扰他们，不要让官吏、百姓为他供置葬器。由于帝王权贵率先实行薄葬，薄葬风气在魏国普遍流行。

蜀国是刘备为复兴汉室建立的国家，各种制度虽沿袭汉朝，但对待治丧一事，却提倡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蜀章武三年（233），刘备死于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临终前遗诏：百官举哀，三日除服；灵柩由白帝城运回成都安葬，一切从俭。丞相诸葛亮虽功名显赫，但仍坚持实行薄葬。他临终前遗令：死后葬定军山（在今陕西勉县东南），“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光禄大夫谯周临终前遗言：死后，如朝廷恩赐朝服，切不要穿；归葬祖坟的道路艰险难行，可做一个轻便的棺材；殓葬完毕，将朝服送还。

吴国雄踞江南，比较富庶，丧葬比魏国、蜀国稍为讲究，但仍实行薄葬。关于吴国诸帝的丧事情况，缺乏文献记载，而大臣中却有许多实行薄葬的。如大臣张昭、大将军诸葛瑾父子、大司马吕岱等人，都遗言死后薄葬。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吴国的墓葬形制虽沿袭东汉，但规模却大大缩小；陪葬物品除常见的陶器、明器、钱币及金银首饰外，青花瓷器明显增多，反映出当时吴国的青瓷制造业已有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