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约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充满曲折的一个时期。政治和经济动荡剧烈，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衣冠服饰，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北方各族入主中原，与汉族互相杂居、接触、学习，促进生产技术、文化思想以致生活习俗（包括服饰在内）逐渐趋于融合。

魏晋时期的法定服制，仍用秦汉旧制。在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按本族习俗穿着，但后受汉族文化影响，也穿起了汉族服装。其中，最显著的也最突出的是北魏孝文帝的“孝文改制”，群臣皆服汉魏衣冠。由于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提倡和重视，传统的冠冕衣裳被保存下来，直到明代，始终是祭祀典礼及重大朝会时的专用服饰，与各个时期的常服、便服相容并存。同时，广大南方人民在原来的汉服基础上，吸收了北方各少数民族服饰的特点，传统服饰（包括深衣制）在民间逐渐消失。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胡服，反而在社会上普遍流行起来。其次，北族的“袴褶服”,亦称“左衽”，为朝服而常服之，是因为适应于北族的生活行动。袴褶服不仅为男子所服，女子也服，北朝尤盛。自北族盛行后，南人也开始穿着，在形式上汲取其长处，采取广袖与改为大口裤，其式样改为右边开襟（称“右衽”）。既做常服，又可做急装戎服用，从而符合汉族的特点，又能显示权势和地位。表示尊严、势力、地位、严肃感的礼服制度仍然是汉族礼服的形式，同时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装特有的风格。

一、魏晋南北朝男子服饰

（一）魏晋南北朝男子服装

魏晋时期的男子服饰，一种为汉族服饰——承秦汉遗制；另一种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装束以大袖翩翩的衫为时尚，直到南朝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衫和汉代的袍子形制所不同之处即是衣无袖端、敞口。（图1-34）衫有单夹二式，婚丧都常用白色薄丝。当时的竹林七贤都穿宽大的衫子，衫领敞开，袒胸露乳，其中七个人赤足，一人散发，三个梳丫髻，四人裹幅巾，反映了当时文人名士服饰的典型范式。（图1-35）。

除衫外，男子还有袍襦（图1-36），下裳为裤裙。这时期的裙式较宽广，下衣曳地，腰以丝绸宽带系扎，这虽为南朝的服饰，但北朝也有人喜欢穿着。晋以后，北方盛行袴褶服，裆（liǎng dāng）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自北齐以来，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服装——胡服，则成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装束。胡服其制为翻领、右衽、窄袖绯缘，衣长至膝下，足着靿（yào）靴。袴褶是由缚袴（图1-37）及褶衣两部分组成的一套服饰，是胡服中的一种。（图1-38）在北朝，除北方民族穿着，基本上用作戎服，有缚袴者，也可作为马上之服。其袴舒散者，可当便服，这是北朝服饰的特点。“袴”即裤子，缚袴的种类不多，其中有折裥缚袴的形式，它出现在北朝后期至隋朝时期。褶衣的样式就较多，它的衣袖就有宽、窄、长、短等样式，衣襟除大襟之外，更多的是对襟，还有将衣襟的下摆裁制成两道斜线，两襟相掩，在中间部位形成一个小小的燕尾形。（图1-39）北朝时期，南人受袴褶服的影响，将原有的绛纱袍朱衣、下长裙的冠服在袴褶服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即裤的裤口放大、袖口加宽，右衽改为左衽，符合汉族衣冠特点，便将之定为百官朝服。披风是北朝时期流行在男子中间的另一种便服，多为官吏冬季所穿。（图1-40）

图1-34

图1-35

图1-36

图1-37

图1-38

图1-39

图1-40

男子鞋履（图1-41）与前代大体相同，唯质料更加讲究，有“丝履”“锦履”和“皮履”，另有“尘香履”，为贵妇所穿。履的颜色有一定的制度，士卒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木屐（图1-42），在南朝非常盛行，上自天子，下至文人、士庶都尚穿。“初作屐者，妇人头圆，男子头方，至太康初，妇人屐乃头方，与男人无别。”着履着屐，在礼节上也有区别。南朝因循古仪，着履以表尊敬，凡重要场合、访友、宴会均需穿履，不得穿屐。靴（图1-43），原是北方男女所常穿的，后在中原流行起来，但在当时不作正式礼服。魏晋南北朝时期，农民、平民、男女婢仆、猎户、信使、牧民的衣着各不相同，发式也丰富多样。

图1-41

图1-42

图1-43

小贴士

清明节与木屐、“足下”

清明节作为我国传统的节日，大约可以追溯到周代，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一到就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关于清明节，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迫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走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煮熟了给重耳吃，救回重耳一命。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介子推主动退隐。后来，有人在晋文公面前提到介子推，晋文公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护卫上绵山搜索，却没有找到。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找，发现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他发现介子推的脊梁堵着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就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小心地掐了一截枝条，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晋文公将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将这天定为“清明节”。

图1-44

由于魏晋南北时期战争频繁，武士胄甲在原来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筩（tǒng）袖铠（通“筒袖铠”）、裲裆铠（通“两裆铠”）和明光铠。筩袖铠（图1-44）是一种新型的铠甲，由东汉铠甲演变而成,是两晋时期军队中的主要装备。今从云南昭通后海子霍承嗣墓出土的壁画及河南洛阳晋墓出土的陶俑中还可以看到披着这种铠甲的武士形象。其特征是以小块的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穿缀成圆筩状的身甲，并在肩部装有护肩的筩袖。从图像上看，凡是穿这种铠甲的武士头部都戴有兜鍪，兜鍪的两侧装有护耳，前额正中下突，与眉心相交，顶上饰有长缨。裲裆铠（图1-45）又称“两当甲”，早在三国时就已出现。至南北朝时已发展成军队中的主要装备，这种铠甲与当时民间用作背心的布帛两裆形制相近。主要用于躯干部分的防护。通常由胸甲及背甲两片组成，肩部以皮带搭襻扣联，腰间以皮带系扎，使用时和平巾帻，大口裤褶等相配。将官所穿者有时还以金银为饰。皮革和金属是制作两裆铠的主要材料，铠甲的甲片有长条形和鱼鳞形两种。比较常见的是在胸背部分采用小型鱼鳞纹甲片，以便活动。为避免甲片磨损肌肤，武士在穿金属两裆铠时，里面常衬有厚实的衣衫。

图1-45

凡穿两裆铠者，除头兜鍪以外，身上必穿袴褶。明光铠（1-46）的得名和铠甲胸前、背后的圆护有关。圆护大多用金属材料制成，表面被打磨得光亮如镜，故以“明光”名之。这种铠甲虽然在三国时已经出现，但真正的普及却是在南北朝后期。这种铠甲到北朝末年使用更加广泛，并逐渐取代了两裆铠的形制。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种主要铠甲中，明光铠的形制最为完备，对身体的防护也最为严密。

图1-46

（二）魏晋南北朝男子佩饰

着胡服时最为突出的是腰间有鲜明的装饰，有饰佩毛巾的，也有佩“蹀躞（díe xuè）七事”中的契苾真、哕厥、金玉杂宝的无奇不有。（图1-47）

这时期的冠式多继承秦汉冠式。（图1-48）天子戴通天冠、黑介帻，晋、齐时在通天冠前加金博山颜为饰。皇太子则戴远游冠（图1-49），梁前也加金博山装饰；齐太子用朱缨、翠羽緌（ruí）；诸王则用玄缨。百官戴的进贤冠数比秦汉时增加到五梁，唯主人用五梁；三公及封郡公县侯等三梁；卿大夫至千石为二梁；以下职官则为一梁。另武冠、鹖（hé）冠、法冠、高山冠、委貌冠、樊哙冠等冠式继续沿用。汉代的梁冠已较少见，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稍有不同，如将帻后加高，中呈平形，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小冠”。（图1-50）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北朝流行，在魏孝文帝改服制以后，直到隋代依旧不改。笼冠是在小冠上加笼巾，先在中原地区流行，后逐渐传到北方，成为北朝时期主要的冠式。白纱帽（图1-51）也称荷叶帽、卷荷帽，是南朝时特有的帽式，天子私宴都戴此帽。皇太子在上朝时戴乌纱帽，在帝王所居的宫中可戴白纱帽。士庶戴乌纱帽。白帽是南朝冠制和色彩的特色，以白色命名为冠式的还有白纶巾、白纱巾、白叠巾等，都为六朝人所戴。（图1-52）还有男女通用的合欢帽，与北方少数民族戴的突骑帽不同之处是突骑帽下有垂帽围饰。帢是一种便帽（图1-53），单夹二式，一般在“祀、婚、冠、送钱”场合使用。魏晋时的帢（qià），可通过简易的色彩分辨穿戴者等级贵贱，军人戴用，帝王也戴白帢，后因将白帢定为庆吊丧服，故不用白帢做正服。

图1-47　蹀躞七事

图1-48　

图1-49

图1-50

图1-51 白纱帽

图1-52

图1-53

小贴士

帽子的变迁

帽子，省称“帽”，或作“冒”。“帽”的象形文字，四围像缝缀而成的兜，下部开口，以便遮盖在头顶。与“帽”有关的象形文字，还有“冠”“胃”等，都是人们的首服。古人戴帽和戴冠不同，戴冠是为了装饰，而帽子的最初用途主要是为了御寒。所以，在远古时期，帽子大多为北方人民所戴。

直到秦汉时期，帽子仍以西域少数民族所戴为多，中原地区除了用于御寒保暖外，一般人很少使用。

到了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混战，国家资源匮乏，鼎足而立的魏、蜀、吴三国，都没有力量来讲究汉代那一套冠冕衣裳之制了。诸葛亮就曾经头戴纶巾指挥过三军。而魏武帝曹操，干脆搞起了“服装设计”。他觉得上古时先民所戴的一种鹿皮弁比较轻便实用，于是采用来作为首服。因为鹿皮缺乏，只能用缣帛来代替，并且用缣帛的颜色来区别尊卑贵贱。曹操本人也戴这种首服，还将这种尖顶、无檐，前有缝隙的首服定名为“惬”。由于曹操的提倡，所以这种首服很快在朝鲜流传开来并传诸后世。文武兼备的名人陆机，曾戴着它礼见宾客；凉州刺史张轨，临终时还要嘱咐下人，在他入葬时不要给他戴冠，只要“白惬”一顶即可。

魏晋南北朝时，戴帽者更多。这个时期帽子的作用已经不限于御寒，春夏之际也可戴之。制帽的材料也有所变化，以前多用质地厚实的缣帛为之，这时则多用轻薄的沙彀。由于沙彀的结构稀疏，透气性好，所以常被用作制帽材料。

以沙彀制成的帽子称“纱帽”。这是魏晋南北朝男子的主要首服。上自天子，下及黎庶，皆喜头戴一顶纱帽。据说，南朝梁时，曾经自立为帝的侯景，平时纱帽不肯离首。南齐皇帝萧道成，更是戴着纱帽登基。因为纱帽的质地非常轻薄，所以戴在头上稍不留神，就会被风吹落。我们从史籍中常常看到“风落帽”，而“落帽”的典故，就和这种“纱帽”有关。据晋人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及《晋书·孟嘉传》等书记载，晋代名士孟嘉仟桓温参军，一日出席桓温等在龙山举行的大宴。不料一阵风过，吹落了孟嘉所戴的帽子，周围人见他发髻外露，无不嬉笑，有的人甚至还作诗加以挖苦。

在这种尴尬场合，孟嘉一点也不为所动，好像没事一样，依旧风度翩翩、谈笑自如，令四座叹服。后来，人们就用“风落帽”“落帽”“孟嘉帽”来形容人的风流倜傥、潇洒儒雅，并进一步引申为气宇轩昂、心胸宽阔者的代称。知道了这一典故，再来读唐代李白的《九日龙山饮》诗：“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宋代辛弃疾的《玉楼春》词：“思量落帽人风度，休说当年功纪柱”以及陆游的《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诗：“风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楼”，就比较有感性的认识了。

纱帽的颜色，主要有黑白两种，白色多用于帝王贵族。黑色多用于百姓士庶。纱帽的款式似无定制，有的用圆顶，称“圆帽”；有的用方顶，称“方帽”；有的做成檐式，形以荷叶，称“卷荷帽”；有的制为高顶、形如屋脊，称“高屋帽”。《隋书·礼仪志》记：“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南北朝时，除了纱帽继续使用外，比较常见的还有风帽、破后帽、突骑帽等。风帽是一种附有下裙的暖帽，原先也以北族之人所戴为多，因为较适合于军旅，所以渐为中原人民采用，但多用于出行。齐永明年间，有人对其进行了改制，将风帽的后裙缚起，垂结于后，俗称“破后帽”。还有一种缚带风帽，以质地厚实的厨锦或皮毛为之，戴时覆首而下，垂裙于肩背，并在头顶系缚一带，束住发髻，俗称“突骑帽”。这种帽子多用于武士。

魏晋南北朝时，戴头巾的男子仍然不少，尤其在读书人中更为时兴。头巾不仅用于家居，也用于礼见，甚至还可以代替盔帽。最典型的例子是诸葛亮戴纶巾指挥三军，被后世传为佳话。据说，诸葛亮当年在渭滨与司马懿交战，两军开战在即，司马懿派人前往蜀军阵前探视。只见诸葛亮乘着素舆，头裹纶巾，手摇羽扇，以悠闲的神态指挥着三军。司马懿闻报，不得不暗暗叹服：“可谓名士矣。”纶巾是一种用较粗的丝带编织而成的头巾，这种头巾质地厚实，较适合保暖。在魏晋南北朝时，不仅用于男子，也同时用于妇女。十六国时赵国国君石虎皇后外出，让1 000名女侍卫骑马护卫，这些女侍卫就全部头裹纶巾。

纶巾多用于秋冬。在春夏之季，一般多用缣巾、葛巾。缣巾是以细密的丝绢制成的头巾，质地柔软、轻薄，戴在头上有飘逸感。葛巾则是以葛藤为原料加工而成的头巾，质地硬挺，透气性好。相传东晋名士陶渊明隐居山林，平常就一直裹一顶葛巾。有时还以这种头巾来滤酒，用后仍然裹在头上，反映出当时文人落拓不羁、豪爽奔放的生活习惯。后代诗人对此常有吟唱，并称之为“漉酒巾”。如唐颜真卿《咏陶渊明》诗：“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牟融《题孙君山亭》诗：“闲来欲著登山履，醉里还披漉酒巾。”

最初的头巾往往是一块方帕，用时随意系裹。后来觉得每天系裹有所不便，于是干脆将其缝缀，形如帽子，到时只要往头上一套即可，省去了临时系裹的麻烦，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将头巾折叠制成各种形状。

二、魏晋南北朝女子服饰

（一）魏晋南北朝女子服装

在魏晋南北朝的妇女中，仍有人使用传统深衣制，其形式与汉代早期有着较明显的差异。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衣服的下摆部位，将下摆裁制成三角，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叫作“髾”（shāo），“襳”（xiān）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的飘带，到南北朝时，这种髾襳去掉了长可曳地的飘带，将尖角的“燕尾”大大加长，使两者合成了一体。这时期的妇女服饰同男子服饰既相似但又较为庞杂，大抵承继了秦汉遗俗，有衫、袄、襦、裙之制。样式以宽博为主，衣衫用对襟为多，领袖俱施边缘，袖口缀有一块不同颜色的贴袖，下着条纹间色裙，腰用白带系扎，衣裙之间还有一条围裳，以便束腰。除此外，还有绛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丹纱杯纹罗裙等各色衣裙。

北朝妇女则喜欢窄袖紧身的衫襦。帔子，也是这个时期妇女服饰的特点，这种服饰一直流传到隋唐，仍被广泛采用。妇女还有服裆，起先一般多穿在里面，后来才将它穿在交领衫袄之外，也有穿袴褶的。值得注意的是，凡穿袴褶的妇女，头上往往戴有笼冠，身上有时还着裆，与同时期的男子装束一样。在六朝时，还有穿对襟长衫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裤，一种是带条纹的小口裤（图1-54），较窄瘦，是西北少数民族服装式样，曾一度流行于士庶女子或婢仆之中，到隋唐时，贵族女子由于时兴胡服，也多着这种裤；另一种是比较宽阔的大口裤（图1-55），北方妇女穿时，都把裤腿提在膝下，用丝带系缚，大多为劳动妇女或婢仆等所喜欢。

（二）魏晋南北朝女子佩饰

图1-54

图1-55

图1-56

《晋纪》中曾记载：“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珮。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jǐ）以当笄。”至于“五兵珮”，指的应当是由汉代即流行“蚩尤弄五兵”的铜带钩。此外，西汉流行一种白玉盾形珮，大的到六七寸、小的只有两寸多，也是汉代传来，中作盾式孔，外缘高浮雕或透雕三五辟邪相追逐。或从汉代五行家习惯，用白虎代表西方、代表杀伐，因此这种虎形盾式珮称“辟邪珮”。“五兵珮”象征意义也相同，本于“蚩尤弄五兵”而来。蚩尤一般多做人熊形象，手足和头部各执兵器一种，常见的有二式：一为剑、戟、戈、盾、弩，一为刀、戟、戈、盾、弩。至于把五兵之四的斧、钺、戈、戟，用金、银、玳瑁另做成簪钗，晋墓出土物中尚无发现。但记载却影响及唐代，依据《唐六典》的叙述，用金、银做的却不少，有长达一市尺的。这种装饰品效法古代“六笄”，近受《晋书》记载影响，产生时代多在开元、天宝花钗礼服定制以后，一般多是银质镀金，上面刻细致花纹。

头巾在古代不仅用于男子，也用于妇女。我们从广东佛山汉墓出土的陶俑及山东沂南汉魏墓出土的石刻上，就能看到系扎头巾的妇女形象。

在男子崇尚纶巾的年代，妇女也喜用纶巾裹发。（图1-56）《邺中记》中就载有石虎皇后出行，“以女伎一千人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的情况。《梁书》中也有记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姓贺的男子，少年有志，出外游学积年不归，身边所带的盘缠全部用尽，在隆冬时还穿着单薄的夹衣，走在街上瑟瑟发抖。一日在白马寺，碰到一位容服甚佳的妇人，见他被冻成这个样子，连忙招呼他进入寺内，将自己所裹的白色纶巾解下，给他包在头上御挡风寒。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妇女和男子一样，也用纶巾束发，且用于御寒。即便是“容服甚佳”的妇女，也未能免俗。妇女将纶巾赠送给男子包裹住头部，说明当时男女所用的头巾形制相同，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