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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对人类来说，服饰的起源是出于实用。人类分布广泛，各地气候、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不一，不同地区的原始部落以其特殊的形式裁制各自的衣服。寒湿地带，人们为了抵御寒冷，护身免灾，很早就披上了兽皮和树叶；热带地区，因烈日照射，风雨袭击，虫蛇啃咬，人们通常在身上涂上油脂和黏土或绘上花纹、披盖树叶和树皮。（图1-1）此外，人类为了获得猎物，往往把自己打扮成猎物食物的形象，如戴兽角兽头帽子，穿某些动物的皮毛，以便靠近狩猎目标，提高狩猎效果，这直接促进了衣饰的发明。

进入石器时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在与大自然的反复斗争中，通过长期摸索，不断地改造、改进生产工具，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原始人开始使用石制锐器，发明了骨锥和骨针且逐渐掌握了割裂兽皮的原始技术，从而创造了原始服装，穿戴上开始可以按照不同人群和不同个体的需要进行制作。

约5 000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来，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有了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贱的黼（fū）黻（fú),尊卑贵贱，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商代时，玉器成了奴隶主所重视的装饰品，奴隶只有不蔽体的粗麻布衣，武士则有铸有兽纹的青铜胄（zhòu）、铜头盔和麻布衣裤。大约在夏商以后，中国的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而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与这种等级制度相适应的冠服制度也就逐渐完备。周代后期，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奴隶社会的瓦解、封建社会的逐渐形成，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急剧的变化，特别是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由于分割为许多诸侯国，各国、各民族的衣冠服饰都开始有着明显的不同。周代还改变了上衣下裳的形式，创造出使上衣下裳连为一体的深衣制。这种服装出现后，逐渐普遍地被采用，不论贵贱、男女，文武官员都以穿深衣为尚。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帝王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等级制度也日益严格。（图1-2）

在古代人们又把蚕称作“马头娘”。唐代四川一带的寺庙中，往往塑有一个披着马皮的美貌女子像，据说她就是马头娘。在春季育蚕的日子里，人们常来向她上香，祈求她保佑蚕茧丰收。为什么蚕神竟是这么一位披着马皮的少女呢？原来从古时就流传下来一个动人的传说。据后来成书的《搜神记》中记载：古代有个女子，为了想让远方的父亲回来，就和马开玩笑，说马要是能把父亲接回来就嫁给马做妻子。不料马果然跑去，把父亲接了回来。女孩子很害怕，就告诉父亲，父亲就把马杀了，剥下马皮来晾晒。一天，女孩从马皮旁经过，马皮突然飞起来，把女孩子卷住，飞向远方。等人们找到女孩子时，她已经变成了头部像马的蚕，不断吐出丝来。人们便利用丝来纺织，制成了五彩缤纷的丝绸。

听到这个美丽的传说后，我们能不向这位将丝贡献给人类的少女肃然起敬吗？她实际上是古代华夏大地上无数勤劳智慧的劳动妇女的象征。由于她们一代又一代地辛勤劳动，才充分利用了蚕丝的衣用价值，创造了一整套加工蚕丝织成绢帛的工艺技术，使丝绸之花开遍华夏大地。丝绸也就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的服装原料之一。

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推测，野蚕的驯养和家化，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开始。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个刻画有四条蚕纹的牙雕小盅。稍晚一些的良渚文化吴江梅埝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刻有蚕纹图案的黑陶器。蚕作为装饰纹样出现，说明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和喜爱蚕，把它当成一种吉祥的动物。显然，这时的人们已经在饲养和利用蚕了。

在距今大约5 500年前的郑州青台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粘在一个头骨上的丝帛残片，同时还发现了十余枚红陶纺轮，这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丝织品。由于丝织品很难保存，这肯定不会是最初的丝织物，在此之前很可能还有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丝织物。

再往下，在距今约5 0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下层遗址中，发现了绢片、丝带、丝线等织物。经现代科学技术鉴定，它们均由家蚕丝制成。残绢片为平纹织物，每平方厘米经、纬线各有48根，丝带宽5毫米，用16根粗细丝线交编而成。这些远古的丝织物，表明当时的缫丝、合股、纺织等技术已经具有一定水平，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曾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长期以来曾是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唯一的国家。有人认为丝绸或许是中国对于世界物质文化最大的一项贡献。

上身有衣、下身有裳，这是中国早期衣裳的基本形式。商周之前，上衣已为交领形制，当时是在整块兽皮中间的颈部挖一个洞，前身开口，腰部用皮革，以藤条系结。后来，逐渐产生交领、右衽、小袖，衣长在膝盖上下，上小下宽，领、袖都缘有不同形状的花纹，腰间系带（图1-3）。周代服装比商代时宽松，长度大多过膝，袖有大、小二式，领子为“y”形的短领（图1-4），下裳内削幅，幅三袧（gōu，字典中解释为：古代丧服两侧的褶绉），前后各三幅，一幅折叠在里，形成围裙形式。

有读者曾发现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的插图中，屈原的服装是“左衽”的；接着又有读者发现，同一课本的插图中祖冲之也穿着“左衽”的服装。在网友的质疑声中，有关部门已经作出回应：插图确实弄错了。

古人着装，上穿衣、下穿裳。上衣的领，有直领和交领两种穿法：直领相当于对襟，交领称为旁襟。旁襟又分为右衽与左衽。所谓“右衽”（图1-5），即用左边的衣襟盖住右边的衣襟，在右腋下打结系带；反之，“左衽”就是用右边的衣襟盖住左边的衣襟，在左腋下打结系带。古代人一般都采用右衽穿法，这是古人的常服。为什么这样穿呢？唐代人解经时指出，右衽穿法对于解开纽结比较方便（一般人以使用右手为主）。

左衽的使用，仅限于两种情况：一是人死之后；二是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

给死者穿左衽的习俗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生死观念。古人认为，人死之后一切都应当与生前相反，包括阴阳、方位、时间、颜色等。所以，人死后的穿着也应当由右衽改为左衽，其宗旨在于“反生时”。《礼记·丧大记》规定，不仅给死者穿的服装要左衽，而且不用袢纽，要打上死结，因为死者的衣服不必再解开了。

《尚书》说“四夷左衽”，披发、文身和左衽，成为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春秋时期的管仲，曾经帮助齐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所以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子，咱们早就沦为夷狄了。这多少带有一些中原人的文化优越感，是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楚国偏居南方，与中原文化确实有些差别。屈原的祖先熊渠曾经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号谥。”意思是说，我们楚人本来就是蛮夷，不必遵守中原文化的礼仪。说这话时，约相当于公元前9世纪。可是经过几百年的文化同化，到公元前3—前4世纪的屈原时，楚国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区域，楚人已相当“讲礼”了。与中原其他国家相比，楚人的礼仪制度、礼仪教育毫不逊色。屈原确实喜欢奇装异服，在《涉江》篇中他说自己“幼好奇服”，而且这种兴趣“年老而不衰”，看他戴崔嵬的切云冠、佩闪亮的长剑和晶莹的宝璐，真是一个“异类”。但是，他怎么也不会去穿一件左衽的衣服。

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来看，屈原也应当是右衽。信阳楚墓出土的10件木俑上，衣着均为交领右衽。江陵县马山楚墓中出土了8件木俑，其中4件彩绘女俑的着装方式是“用红黑二色绘交领右衽”，4件男立俑的着装方式也是“墨绘直领、右衽，上衣下裳”，这与文献记载没有什么不同。这些楚墓的下葬时间与屈原生活的年代相差不远，足以凭信。

深衣是中国古代早期的服饰之一，创始于周代的春秋战国之际。当时不论贵贱、男女，文武、职别，均以深衣为尚。深衣形制为右衽、方领、圆袖、长身、下裳、衣襟盘曲而下形成曲裙绕襟，使上衣下裳连为一体，领、袖、下摆处均缘边，束腰加带的博大衣裳。（图1-6）周代前，在深衣制的冕服上施有十二章花纹，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图1-7）冕服始于商代，周代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因此有相应的规定：上衣为玄，下裳为 pagenumber_ebook=17,pagenumber_book=17

（xūn，浅红色），上下有别。除颜色不同外，所用图案、章纹也不同。帝王在隆重的场合穿十二章，其次视礼节轻重而定，大抵与冕旒（liú；古代皇帝礼帽前后的玉串）相称，如冠用九旒，衣裳则七章，冠用七旒，衣裳则用五章，以此类推。

这种新的服装样式，古人叫作“深衣”，在古代文献中早有记载。根据有关记载与实物来看，深衣在当时的服装中，确实是一种比较突出的样式，具有不少优点。它缝制容易，穿着方便，既利于活动，又能严密地包裹住身体，还可以充分地利用布料，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无论是文人、武士，还是官吏、平民，全都把它作为日常的服装，甚至还把它作为礼服。后来，儒家学者鉴于深衣的礼仪作用，把它纳入封建礼仪制度，认为它是礼服的标准。《礼记·深衣篇》中说，深衣要有制度，各个部位的裁剪都有一定的尺寸，短的地方不能露出皮肤，长的下摆不能触到土地。后世的学者们曾经根据这些规定反复推测深衣的式样，撰写了多种著作来说明它，甚至画出复原图，如清代江永的《深衣考误》、任大椿的《深衣释例》等。但由于缺乏实物的佐证，这些复原与实际的式样之间相差甚远。

在商周时期，贵族的服装主要分成上、下两截的衣、裳。这是当时男子常穿的服装，而女子穿的大多是上下一体的袍装。大约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一种新的服装式样由南向北流行开来。在它的影响下，男子也开始改穿上下一体的袍装，从而造就了中国服装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有趣的是，数百年后的今天，由于在各种出土文物上不断发现有关深衣的图像，更难得的是，近年来在多处古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丝绸服装，反而使今天的人比较容易解决对深衣式样进行说明的问题。通过出土的古代服装实物，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看到深衣是怎样裁剪和穿着的。

战国时期的中山国遗址中出土了一件人形铜灯，这个人像穿的就是深衣。这是一件宽袖的交领长袍，右面的衣襟压在左衣襟的下面。衣襟的左下部横向接出一条三角形的曲裾，曲裾是一条长长的三角形布，向右缠绕在人的身体上，尖端掩到背后或者掖入腰带以下。在湖南省长沙楚墓出土的一些彩绘木俑身上的服装、湖北省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着衣女俑、云梦大坟头西汉墓中出土的男女木俑衣着等实物形象中，都可以看到与此大体相同的深衣式样。从这些木俑的身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男女所穿深衣的不同之处。男人穿的深衣曲裾比较短，只能向身后斜掩一层；而在湖南省长沙仰天湖楚墓中出土的女俑，所穿深衣的曲裾很长，绕着身体缠了好几圈，在前襟下面还垂下了一枚三角形的衣物，可能是衣襟的斜祍。由此可见，在深衣这种服装式样中，最具特色的应该就是这条长长的曲裾。（图1-8）

如果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种采用曲裾来缠绕的方式，为什么要有男女的区别呢？它可能主要是为了保证下体不外露。这是由中原礼仪思想对人体外露的严格限制所决定的。当时中原各国的服装中，最缺少的就是裤子，一般男子是在腰股之间简单缠绕一块布，女子大概连这块布也没有。而当时所说的裤子，只不过是两条套在腿上的裤筒而已。如果要使这样不成样子的裤子不露出来，外衣的下襟就不能开衣衩；要想不开衣衩又能很方便地弯腰与抬腿，下摆小了是不行的。而这种曲裾交掩的服装式样，既可以满足以上种种要求，又比较节约布料。

各国的服装及其文化意识有着明显的不同，深衣的具体式样也是这样。北方的衣着显得衣袖窄长，上衣紧贴身体，下面的衣裾宽大曳地。在山西省侯马出土的战国陶器残片与山东省临沂出土的齐国漆盘等大量器物上，都可以见到身穿深衣的人物形象。它们细窄的腰身，衣袖与宽大的下裾充分显示出北方深衣的特色。这可能是由于“胡服骑射”的影响，在衣服的上半部吸收了胡人衣服的特点。

而在楚墓出土的木俑彩绘帛画与具体衣服上，我们可以找到起码3种以上不同的深衣式样。1946年在湖南省长沙陈家大山的一座楚墓中，曾经发现了一幅十分珍贵的战国时期帛画，上面画了一条龙与一只凤在争斗，有一个身穿深衣的女子在下面举手祈祷。这件深衣的式样有些特别：它的衣袖肥大而且下垂，在衣袖口处突然收紧，衣裾的下部宽大而且拖长，显得华丽富贵。有人根据这种衣袖的外形像牛脖子下面下垂的皮肉（古人叫作“垂胡”），而把它叫作“垂胡形衣袖”。（图1-9）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木俑身上，也刻有这种衣袖，它可以兼作口袋使用，日常使用的香袋、手巾、零钱等都可以放在里面。最为可贵的是，在湖北省江陵马山楚墓中出土了有这种垂胡形衣袖的锦袍实物，使我们对这种服装具有了完整、直观的了解。这座楚墓属于中型墓，是当时中、下等贵族的墓葬，从而说明这种深衣式样是当时贵族妇女所享用的日常服装式样。

另一种深衣式样的肩部和腋下比较宽松，袖子从肩部向下开始逐渐变窄，形成一种细长窄小的袖口（图1-10），其衣裾拂及地面，可以使足部不外露，看来当时对于下体的遮掩是比较看重的。在湖北省江陵的马山楚墓中出土了一件这样的素纱深衣，留下了两千多年前的重要实物证据。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还保存有一件精美的战国时期刻画铜壶，上面有表现宴乐、采桑与射猎的花纹，文饰中刻画的一些妇女形象，如提篮采桑与操厨送酒的妇女，就都穿着和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这种式样相似的长衣。

与以上两种式样比起来，当时还有一种深衣的式样，其显得很简陋。它的衣袖宽松，像一只圆筒。衣服的上下宽窄相近，衣裾比较短，可以露出双脚，衣服的前襟下面还露出了下垂的右内襟。这种深衣的制作显得粗糙，式样呆板，缺乏变化与美感。但是，比起之前的几种式样来，它既节约布料又制作简单。我们现在从出土文物中看到的汉末人物形象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这种服装式样，无论是从墓中出土的陶俑、木俑，还是墓室中的画像、石画像，乃至帛画、铜器花纹，大部分人物所穿的都是这种衣服。这种形式简单、裁剪方便、适宜劳作的服装，很可能就是汉代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日常衣着。

禅衣（图1-11）是有表无里。复衣（图1-12）是表里都有，也称袍，形制有交领、宽袖或窄袖，直裾或曲裾，腰系大带，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庶民百姓，均可使用。直裙单衣和禅衣袍的样式基本相同，右衽、交领、直裙，衣身、袖子及下摆等均呈平直状，无明显弧度，领、袖、襟、裙均缘边。

铁甲出现在战国中期，是一种较简单的兽面状胸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战士穿铁甲作战时，头需戴头盔帽。盔帽分两式：一种是用小块铁甲片编成的圆顶小帽的兜鍪（móu），前有遮檐；另一种形似兜鍪，上竖尖角饰物。（图1-13）

古代武士的戎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戴在头上的称胄，又称头盔、兜鍪、首铠。穿在身上的称甲，又称铠甲，有肩甲、胸甲和腿甲等形制。

胄甲的发明，相传是古人从动物甲壳上受到的启发。现存的原始胄甲大多以藤木、皮革制成。藤制胄甲（图1-14）的制作比较简单，通常视穿着者的身材，用葛藤等材料编织出一个背心形状的护胸，使用时掩覆在胸部，再配上一顶藤制的头盔，就可保护住头部和胸部这两个人体上最重要的部分。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皮革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便将整张兽皮披裹在身上，以防御武器的伤害。然而，在战争中用兽皮裹身有诸多不便，于是设法将皮革裁制成大小不同的革片，以绳带联缀成整块，便形成了皮甲。以后，又对皮甲的甲片进行美化，在其表面施以彩绘，使其更加美观。今从河南安阳侯家庄殷墓出土的皮甲残片上，即可看到用红、黄、黑、白4种颜色描绘的图纹印痕。

商周时期的胄甲（图1-15）仍然以皮革为主。当时战争被称为“兵革”，就和这种胄甲有关。兵指箭戈之类的兵器，革即指皮质的胄甲。除了皮甲，商周时期的铠甲还有练甲、铜甲和铁甲之制。练甲用缣帛制成，中纳厚实的棉絮，属布甲范畴，多用于礼仪。与此对比，铜甲和铁甲更侧重实用。由于铁制武器的出现，皮甲、布甲难以抵挡袭击；加上传统的车战逐渐为步兵、骑兵战所代替，短兵相接，对战甲的坚固度要求更高，金属铠甲便应运而生。

贵族男子在腰带之下正中部位佩以一块上狭下宽的斧形装饰（是后世“蔽膝”的原型）（图1-16）。当时的衣服没有纽扣，一般在腰间系丝带，叫大带，作蝴蝶式结，有的在带上还挂玉制的饰物。另有一种叫革带，以皮革制成，用以系革毕或挂佩。春秋战国后，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以革带钩为腰饰。带钩的作用除了装在革带的顶端用以束腰外，还可装在腰侧用来佩刀、剑、削、镜、印或挂佩其他装饰物品。（图1-17）

妇女除了服深衣、禅衣、袍服、直裙单衣外，少数民族诸侯国的妇女中最流行的装束是上为矩领紧身窄袖衣，下为方格花纹裙的襦裙。（图1-18）

按周代礼俗“女十五而笄（jī）”,可知笄不仅是当时妇女发型上的实用器物和装饰品，又是代表成年、婚否的象征物。到了商代，妇女头上都插有发笄，笄的上端刻有鸡、鸟、鸳鸯或几何纹样，笄大多用兽骨、象牙、宝玉制成。（图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