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在研究幸福的内倾性时，发现幸福感与一些认知因素有关。这些认知因素包括自尊、乐观、生活目标、自我控制等。这些因素同幸福感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一、自尊与幸福感

自尊是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对自我的积极情感性体验，由自我效能或自我胜任以及自我悦纳或自爱两个部分构成。自尊反映出个体知觉到的现实自我状态与期望自我状态之间的差异，自尊和主观幸福感都代表着总体评价性变量，主观幸福感涉及对个体生活的总体判断，自尊涉及个体对自身的总体判断。

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出复杂的关系。当前大多数研究发现，低自尊和低幸福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Dutton＆Brown（1997）发现，在面临失败时，低自尊个体比高自尊个体面临更强烈的情绪困扰，原因在于失败使得低自尊个体自我感觉糟糕，同时低自尊是导致个体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有些研究支持高自尊和高主观幸福感（SWB）之间有紧密联系。Rosenberg（1995）发现，个体总体自尊与快乐感的相关是0．50，同消极情感的相关是-0．43。Diener等人（1995）从跨文化角度系统讨论了自尊和人际关系对个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尊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要大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Vohs（2003）认为，高自尊个体往往从积极方面看待自己，相信自己在很多方面优于其他人，在面临失败时更为自信，同时高自尊个体倾向于改变情境，能较好地应付各类问题，导致较高的幸福感。

尽管如此，Crocker＆Park（2004）提醒要注意个体在追求高自尊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认为研究者不仅要重视个体自尊水平的高低，更要重视个体追求自尊的过程，以及追求自尊的过程所导致的情绪性和动机性后果。Crocker（2002）研究发现，个体追求高自尊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我调控能力的减弱，以及生理和健康水平的降低，在日常生活中，个体追求自尊目标的失败会导致惭愧和愤怒等消极后果。同时，一些高自尊个体表现出非常强的防卫心理。自尊涉及个体对自身的总体判断，自尊是对自己概括性的评价，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自我价值的需要是人最重要的需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有能力的、智慧的、理性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自我价值的需要满足与否必定影响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体验，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的最好指标不是对家庭生活、经济收入等是否满意，而首先是对自己是否满意。因此要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应提高自身的自尊水平。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自尊的描述是：自尊是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节，也不许别人歧视、侮辱。低自尊则是自我肯定偏低，自我了解片面。下面的10个句子是反映自尊和自卑的不同表达方式。

自尊：①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

②我感到自己有许多好的品质；

③我能像大多数人一样把事情做好；

④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是满意的；

⑤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

自卑：①归根到底，我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②我感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不多；

③我确实是时常感到毫无用处；

④我时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通过对大学生、临床的病人、10岁左右的男孩、31个国家的大学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自尊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在诸多的人格变量中，自尊是影响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健康的自尊是持久幸福快乐的基础。

二、乐观与幸福感

乐观代表了期待自己生活中出现有利结果的普遍趋势。如果一个人期望的是积极的结果，他将会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这样更容易实现目标。乐观是一种积极、豁达的生活态度，乐观者期望好的结果并相信凡事都有好的一面，乐观者相信自己的能力，遇到可控制的事情时，能坚持下来积极寻找解决办法；面对不可控制的困难或挫折时，能够坦然地接受，做到自我安慰，自我调节。大量研究表明，乐观能帮助个体在压力下保持健康，与悲观者相比，乐观者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形成抑郁的可能性较低，乐观性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的预测指标。积极幻想也常有利于幸福感的产生。

乐观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明显，以至于它似乎变成了幸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个体身心健康产生强烈影响。一些研究者发现乐观性实际上由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组成，即乐观和悲观。人们发现，虽然这两者都同幸福感的不同方面有关，悲观因素所起的作用却更大，不过这种作用是消极的。Robinson-Wheeler（1997）发现，只有悲观因素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了预测作用。有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在1946年对哈佛大学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其中最悲观的人在1980年再一次调查时是最不健康的。悲观对待坏消息的学生一年以后遭受到更多的风寒、喉咙痛和感冒。因此，一般来说，乐观者更少被各种各样的疾病缠绕，即使他们患上重病如癌症，也能在这些病症中恢复得好。血液测试也表明，乐观主义者有更强的免疫力，显然，身心的健康对幸福感的影响相当明显。

悲观者的另一类代表是抑郁者。许多研究发现，与一般人比，抑郁者常看到并喜欢思考事情的不良方面，即使这些事情非常一般。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抱一种消极的观点，认为生活没有什么目标，即使有也不太现实；他们不能发现事物有趣的一面，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他们常会自责，并且会盲目地认为事情根本不能进行控制。一些研究者提出设想：是否可以通过认知疗法提高抑郁者的认知水平。Fava等人（1998）采用Ryff（1989）设计的幸福感的6个维度——自我接受、同他人的积极关系、自主、环境控制、生活目标和自我成长对抑郁者进行训练。在治疗过程中强调积极的思维，抑郁者被要求坚持用日记形式记下每件有趣的事或阻碍这些事件的因素，并且他们的思维和行动受幸福感6个方面的引导。结果发现，与传统的治疗方式相比，实施了这种治疗程序的患者获得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这些研究者认为，抑郁水平的降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有学者指出，抑郁者之所以幸福感水平低是因为他们的社会技能不太完善。而完善的社会技能是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如外倾者具有更高的社会技能，尤其是他们更自信乐观，拥有更好的合作能力。而抑郁者的社会技能则逊色得多，例如他们不善于进行自我肯定，所以在建立或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时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也是他们幸福感水平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三、自我控制与幸福感

自我控制是对自己行为和思想、言语的控制，以达到自我期望的目标。包括自我激励、自我暗示、自强自律，核心内容是“我将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自我控制是自我中最高阶段，其核心是“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以选择如何做？”我们经常讲的自制力其实就是自我控制的能力。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大脑额叶的发展紧密相关，当我们生理正常时，自我认知与自我体验决定了自我控制，通过主观能动性，选择认知角度，转变认知观念，调整自我认知评价体系，感受积极自我。

大量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感是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Grob等人（1996）对14个国家的3844名青少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控制期望”与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之间的相关达0．35，这一结果在14个国家都基本类似。同时，控制期望与自尊的相关是0．82，很显然这会提高个体的幸福感。Lachman和Weaver（1998）在对3485名成人的另一大型调查发现，“掌握”量表同生活满意度有着很强的关系，同抑郁有着很强的负相关。

心理控制源的概念反映人们对行为与后来事件之间关系的期望，并反映人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的倾向性。比如有道选择题：“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生活方向”还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能控制的”。选择前者是“控制集中在外部的人”，他们倾向于认为行为后果是由行为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是由他人、环境和命运来决定；而选择后者的是“控制集中在内部的人”，他们倾向于认为行为后果是由行为本身决定的，自己的行为本身可以决定，通常他们各个方面的表现更好，能更好地面对压力，生活也更快乐。很明显，高的自我控制能带来快乐和幸福。对于快乐的人来说，时间是“充实和计划好的，他们守时，而且很有效率”。同样，工作满意度可以部分归功于这种控制感。对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工作过程中的自主性，即工作时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是满意度的重要来源。Sheldon等人（1996）对一家牛奶场的60名工人进行的调查表明，当他们对日常工作感到有自主性和能胜任时，这一天便是愉快的一天。

关于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金钱对幸福感的一些影响不仅是来自我们拥有我们想要的，更多的是使我们能完成我们想做的，即感受权利，控制自己的生活。许多在贫穷中长大的人会认为金钱可以买到快乐，“你能得到什么很重要”；但是富裕的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要变得快乐，并不是你能得到什么，而是“你能控制什么很重要”。财富对幸福并不起着绝对的决定作用，有这样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

芝加哥郊区有一名中年妇女名叫罗斯，她离婚多年，整日情绪低落，靠药物保持心情安宁。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希望，她每个星期都花5美元购买当地的一种彩票。突然有一天，好运来了，罗斯在一次购买彩票时中了一等奖，获得奖金2200万美元。于是，她辞去了洗衣工的工作，购买了有18个房间的别墅，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最好的私立学校。但令人惊讶的是，她的幸福心情不到一年就开始恶化了，自我控制感丧失了，她的抑郁情绪重新出现，她又像以往一样闷闷不乐……

总之，一般的研究认为内控者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如果人们认为不良生活事件是无法控制的，就会产生抑郁而降低主观幸福感。抑郁者并不是一个抑郁的人，而是认为世界不可控制才导致抑郁。内控者有更好的应激方式，他们试图去改变环境，而不像外控者那样逃避现实，凡是能应付各种问题的人，其主观幸福感都较高。但也有些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