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外界将苏轼即将重返朝廷、执掌大政的传闻炒得沸沸扬扬，可是苏轼本人却心境恬淡。面对郑侠“衣被华夷”、“霖雨苍生”的热切期许，他回答道：

孤云倦鸟空来往，自要闲飞不作霖。

——《次韵郑介夫》

随着年事日高，对佛老的习染日深，他已逐步勘破人生的虚妄，去除常人的“我执”，而达于物我两忘、因任自然的精神境界。他说：

回视人间世，了无一事真。

——《用前韵再和孙志举》

虽然依旧保持着对政事与民生的关注，但对君主、对仕途的认识已经有所变化。元丰七年量移汝州时，他在《别黄州》一诗中写道：

病疮老马不任，犹向君王得敝帏。

诗中典故出自《礼记·檀弓下》：“敝帏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对朝廷改迁汝州感到莫大的恩德，态度谦卑。而到岭海时期所作的《和陶咏三良》则说：

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帏。

……

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

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

宁可像黔娄那样临死仅得一床“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的布被，也不向君王乞求。同一典故，正反两用，反映出他前后对君主、仕途的不同态度。这首《和陶咏三良》还一反陶诗原作之意，严厉批判三良（指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秦穆公殉葬是愚忠行为，违背了“事君不以私”的原则。他鲜明地提出：

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

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认为君命可能有“乱”，臣子可以有违。而早年在凤翔所作的《秦穆公》中，却一面为君主开脱：

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忍用其良。

一面赞美“三良”：

乃知三子循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

同一事件，两种议论，说明他晚年思想具有新因素，新发展。因此，对于未来的出处进退，他表现出一种随缘任运的心态，既不孜孜于“进”，也不执著于“退”：

用舍俱无碍，飘然不系舟。

——《次韵阳行先》

五月中旬，趁着苏迈、苏迨回常州搬家这段时间，苏轼前往金山，程德孺、钱济明都已如约而至。三人一起游金山寺、登妙高台，开怀畅谈。

金山寺里，藏有李公麟所画苏轼像一幅，这次金山之行，苏轼自题一首六言绝句：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一句，典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为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容离形去智、身心俱遣而达物我两忘、妙悟“自然”、“天真”的人生境界。庄子的这一思想素为后世士人所服膺，他们常从各自的境遇出发作出不同角度的抉择与吸取。如白居易《隐几》诗：

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

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

强调的是“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的泯灭一切、忘却自我的闲适观。这又为另一些笃信儒家进取入世哲学的士人所不满，如司马光《无为赞贻邢和叔》：

学黄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为“无为”，迂叟（司马光）以为不然，作《无为赞》。

他提出：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

进退有义，得失有命。

守道在己，成功则天。

以儒家的理想人格精神否定“心灰形木”的无为观，但他的“无为观”，同样具有反选择的被动无能的倾向。苏轼却与白居易、司马光的取径视角均不相同。他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说：

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

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

他的着眼点在于从身似槁木心如死灰之中，获得大自在、大快乐，去妄明心才能体悟自身的本真，获得无限广阔的思想空间，并非把绝对化的“无知”、“无思”或“无为”当作人生的追求目标。

“身如”一句也出自《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意思是弃智屏巧而获得自由自适的身心境界，犹如虚舟漂行，一任自然，永不停泊。禅宗中也常以“不系之舟”为喻。苏轼一生漂泊无常，对“不系舟”之喻当别有一番体会。他刚高唱过“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他的“不恨”实由于他对“兹游”的“奇绝”之处，已从人生的终极意义的层面上，获得了深刻的领悟。

因此，对“问汝平生功业”两句可作转进一层的理解：对于兴邦治国的“功业”来说，这是一句自嘲的反话；而对于建树多方面的文学业绩而言，这又是自豪的总结。或许还可以补充说，黄州、惠州、儋州，十多年贬居生活，不仅是他文学事业的辉煌时期，也是他人生思想发展、成熟乃至最后完成的最关键时期；没有这一段生存挫折的磨练与玉成，也就不成为苏东坡了。

表弟程德孺时任浙江转运使，这次金山之行，苏轼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官方消息。原来，此时汴京城里，曾布、赵挺之等人正紧锣密鼓地酝酿“绍述之议”，排挤韩忠彦，召还蔡京，政局又有再度翻覆的征象。种种不利于元祐诸臣的消息络绎而至。苏轼立即打消了定居颍昌的念头，写信告知弟弟：

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自注：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

所说的“北方事”，即指朝廷政局的变化。一想到从此兄弟异处，再难相聚，他心头又不由涌起二十五年前写下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句子，内心的怆恨，真可谓无法言说！可是天意如此，徒呼奈何：

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然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

这封信的最后说：

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

仕进之志已绝，苏轼终于下定了退归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