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靖国”这个年号，表示当时朝廷施政大计在于调停新旧两党，韩忠彦、曾布相继为相，章惇、蔡京罢免，元祐大臣纷纷起复，唯有苏轼兄弟仍领宫祠的闲禄。就才识、资历和声望而言，在幸存的元祐大臣中，苏氏兄弟实为首屈一指的人物。士大夫们都认为，二苏不会长此闲废，再度出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苏轼途经英州时，熙宁初年即以上“流民图”反对变法而著称于世的郑侠赠诗道：

夷夏生灵真久困，圣贤膏泽有前闻。

帡幪天地期功业，妙画奇书请暂焚。

（帡幪：píng méng，古代覆盖用的帐幕。）

并以上古贤相傅说比苏轼，期望他“衣被华夷”、“霖雨苍生”。远贬黔州的黄庭坚初蒙赦令即赋诗道：

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

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儋州秃髯翁。

认为朝廷发布新政，苏轼理当得到重用。这几乎是当时的士林公论。因此，度岭以来，苏轼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初复中原日，人争拜马蹄”（参寥《东坡先生挽词》），所到之处无不是人接人送，前呼后拥，受到沿途各州县官员的热情款待。老百姓的反映尤为热烈。六月中旬，舟行赴常州时，正是南方最炎热的日子，苏轼头戴家常便帽，身披短袖坎肩，坐在船舱中，运河两岸，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前行，争睹这位当代伟人的风采。苏轼对身边的朋友说：“莫看杀轼否？”其情景，其气派，宛如元祐初司马光之进京为相。《邵氏闻见后录》的作者邵博在记述了这一动人场景之后，情不自禁地议论道：“其为人爱慕如此。”

那时，苏轼即将入相的传闻已在广为传播。真州知州傅质还曾专门写信给苏轼，想证实这一消息。章惇之子章援也曾致函苏轼说：

迩来闻诸道路之言，士大夫日夜望尚书（苏轼）进陪国论。……尚书固圣时之蓍龟，窃将就执事者，穆卜而听命焉。

反映出当时士大夫舆论已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苏轼。章援甚至说：

旬数之间，尚书奉尺一，还朝廷，登廊庙，地亲责重。

可见，苏轼将登廊庙的传闻，绝非无根浮言，而是言之凿实的政治信息。苏轼之被重用，“进陪国论”，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章惇已于一年前被贬到雷州，章援此番来信，便是专替父亲求情。他知道父亲曾不遗余力地迫害过苏轼，担心苏轼回到朝廷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此时的苏轼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狭窄圈子，而以一个了悟人生的智者的眼光与悲天悯人的仁者的胸怀俯视这一切。

早在三月中旬滞留虔州时，苏轼就已听说章惇贬居雷州的消息，当时便写信给黄寔，表达了他真挚的关怀与同情：

子厚（章惇字）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章惇是黄寔的舅父，信中所说的太夫人即指黄寔的母亲、章惇的姐姐。

收到章援来信时，苏轼已身染重病，仍强支病体回书作答。他十分诚恳地说：

某与丞相（指章惇）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更说何益，唯论其未然者而已。

就这样一笔勾断了往日的恩怨，其胸怀是何等地开阔，境界是何等地不凡！接着又安慰道：

海康风土甚不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

并建议他们兄弟前去探亲时，多从内地带上些常用药：

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

章惇平日也爱好道家养生之术，常常练养内外丹。苏轼又以过来人的经验劝告说：

可自内养丹，切不可服物也。（指外丹）

还将自作的《续养生论》一篇及行之有效的养生药方随信寄赠，供章惇参考，希望他能借此颐养天年，熬过这一大人生劫难。

章家一直珍藏着这封感人的回信，几十年以后，还有人从章惇的孙子章洽那里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