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汲于世俗名利的人自然不可能理解苏轼的“超然自得”，也不敢相信人世间竟还有如此高蹈的境界。然而苏轼的确过得逍遥自在，因为实践了他终身景仰的前辈范仲淹提倡的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故能忘却一己的私愁；“后天下之乐而乐”，故能时时体验人生的大乐。苏轼有个普通人所不及的本领，就是善于融入周围的环境，与当地民众打成一片。四海为家，进退一如，为民分忧，与民同乐，是他一贯的作风。在黄州的时候，他曾为杜绝溺婴的恶习而日夜操劳，到海南后，又为黎民不良的风俗而忧虑。

海南畜牧业本来就很落后，但是当地的习俗却是“病则槌牛祭鬼，丧葬必解牛款客”（《儋县志》），所杀的牛都是用沉香等珍奇特产从大陆汉商手里购来的，贸香杀牛一项往往耗尽黎民终年所得。

由于黎民“俗以贸香为业”，作物粗放，不习内地的农耕牧业，所以荒田很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和陶劝农六首》序），稻米奇缺，依靠大陆的供应，有“北船不到米如珠”（《纵笔》）之叹，广大黎民维持着“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和陶劝农六首》序）的极其低劣的生活水平。

此外，海南还有一个奇特的风俗，繁重的生产劳动都由妇女承担，身强力壮的男子却在家里闲着。

这一切都引起苏轼极大的关注，他为之痛心，为之忧虑，为之哀怜。他亲自书写了柳宗元《牛赋》，请琼州和尚广为宣传，劝告黎民爱惜耕牛，明白牛耕的益处，同时就像在惠州时一样，不断写信给亲友，从内地求购药材，施舍给黎民；他作《和陶劝农诗六首》谴责贪官污吏、汉族奸商对黎民的盘剥搜刮，劝告汉黎和睦共处，垦荒种植，发展农业；他还经常诵读杜甫的《负薪行》一诗，劝告当地百姓，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

作为一名贬谪的官员，流落的文人，苏轼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来促进黎民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改良。他与当地的文人广泛交游，将众多学子吸引到自己身边，讲学、作诗、送字、赠画，还亲自编写教材，进行教授，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每当听到邻家孩子琅琅的读书声，他总是感到由衷的喜悦：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青领，古代学子的服装）。

——《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

他深知移风易俗首先必须改变文化落后的局面，从这流畅圆润的读书声中，他听到了希望，听到了走向美好未来的坚实的足音。他情不自禁地举杯畅饮，并与这孩子一同朗读：

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斟。

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

——同上

《琼台记事录》说：

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苏轼的到来给这个斯文不振的荒蛮之邦带来了文明的火种，在愚昧的郊野上燃起了一堆明亮的篝火。

文明与进步原是人类的根本追求，不仅儋州本地的百姓对于这位文化伟人仰之如北斗，海岛上其他三州的士人也纷纷到来；甚至远在广州的学子也冒着惊涛骇浪之险、山贼海盗之危，远道前来问学：

风涛战扶胥，海贼横泥子。（扶胥、泥子均地名）

胡为犯二怖，博此一笑喜。

——《赠郑清叟秀才》

对于这些后辈学人，苏轼无不热情接待，不管他们的基础如何，资质如何，只要有心向学，都循循善诱的予以开导、指教。他曾以十分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葛延之作文：

儋州虽数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他曾为海南培养了有史以来第一名进士姜唐佐。姜唐佐是琼州人，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跋山涉水慕名来到儋州向苏轼求学，一住半年，他好学而聪颖，深得苏轼的赏识。临别之前，姜唐佐请求赠诗一首，苏轼便在他的扇子上题道：

沧海何尝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并对他说：

“等你将来中了进士，我再为你续足成篇。”

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后来他北上赴试，于大观三年高中进士，可惜当时苏轼已经去世，续诗的任务由弟弟苏辙完成：

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