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自从与表兄程正辅重修旧好，苏轼逐渐取得了惠州一带州县官员们的信任，他的治政设想和诸多善举都得到官吏们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

惠州驻军营房废缺，大半军士无房住宿，只得散在市井之间，租赁民房居住，军士贫困不堪，酗酒赌博成风，甚至逃走作贼，搅扰地方，而军人妻子也因此多人犯奸淫乱，弄得民不安居。苏轼察知此事，建议添建营房三百余间，整肃军政。

为了减轻漕运压力，当时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造成岭南钱荒，米贱伤农，苏轼提出百姓纳税，交钱交米并从其便，使“疲民尽沾实惠”（《与程正辅书》）。

绍圣二年秋，广惠之间台风肆虐，拔树倒屋，灾情严重，苏轼督促正辅过境察灾抚民。

第二年正月初一，博罗县发生大火，全城化为灰烬，苏轼力主县令林抃事发时正在休假，不当坐罪，建议正辅责令林抃修复公宇仓库，存抚被灾居民，通令各级官员，维持市场货源，不准趁机强征民力民物，加强治安，弹压一切趁火打劫的贼寇行为。

诸如此类的重大军政事务，都是苏轼主动出谋划策，协助正辅与各位州县长官励精图治所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惠间两项重大工程的建设：惠州的东西二桥与广州的自来水工程，可说是苏轼辅政的杰作。

惠州东江源自江西赣州，经龙川县，绕白鹤峰之北，到惠州城东与西江合流，往西南方向流入大海。水西是惠州州府所在地惠阳，水东是归善县，江上行人往来频繁，历来用简陋的竹浮桥通行，但江流峻急，竹桥常被江水冲坏，百姓只能靠小舟渡河，十分艰险：

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

……

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

——《两桥诗·东新桥》

苏轼来到惠州不久，便开始为筹建东江大桥而奔走。一方面动员程正辅、詹范等出面筹措资金，一方面集思广益，拟定切实可行的建桥方案。最后，采纳罗浮道士邓守安的建议，并由邓道士主事，以四十艘小船连成二十舫，用铁锁石碇，随水涨落，建成浮桥一座，名叫东新桥。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

岂知涛澜上，安若堂与闺。

往来无晨夜，醉病休扶携。

——同上

新桥于绍圣三年六月建成。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欢欣雀跃，扶老携幼前来庆贺：

一桥何足云，欢传广东西。

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

——同上

修建东新桥的同时，苏轼又将他的目光投向惠州西面的丰湖。丰湖又名西湖，湖上原有长桥，但总是屡建屡坏。这一次，在苏轼的大力襄助与鼓励下，栖禅院和尚化缘筹集资金，用“坚若铁石”、“白蚁不敢跻”的石盐木建西新桥。飞檐楼阁，凌跨两岸，恰与湖光山色相映衬。桥成之日游人如织，情景壮观：

父老相云集，箪壶无空携。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两桥诗·西新桥》

苏轼一生到过三个西湖，在杭州曾疏浚西湖，建成苏堤；在颍州又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而改任扬州；这次远贬惠州，不再是大权在握的官长，而是“不得签书公事”的罪人，但他仍为西湖操心。为了修建两桥，不仅劳心费力，而且慷慨解囊，他手头拮据，无钱可捐，便将朝服上的犀带也捐赠出来，还写信给远在筠州的弟弟，动员弟媳史夫人把以前进宫朝见时所得的赏金数千拿出来“助施”，终于促成了这项有益众生的壮举。南宋诗人杨万里后来写诗称扬道：

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更罗浮。

东坡原是西湖长，不到罗浮便得休？

——《游丰湖》

苏轼就是这样为民造福，忘记了个人得失荣辱。绍圣二年九月，朝廷大赦天下，但是诏令元祐诸臣不在赦免之列，并且终身不准北徙；绍圣三年二月，程正辅召还，接着与苏轼友善的地方长官詹范、章质夫等也相继离任；更惨痛的是同年七月，爱妾朝云病逝。在这样残酷的现实面前，苏轼却仍在一如既往地策划一个新的善举——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

由于地处沿海，广州一城人饮水困难，只有官员和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饮用到牛王山的泉水。“贫下何由得？”（《与王敏仲书》）只得饮用盐苦水，因此，春夏之交往往引发疾疫流行，死人很多。罗浮道士邓守安主张将离城约十里的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使全城贫富同饮甘凉。对于这一设想，苏轼极为赞成。当时，好友章质夫虽已离任，但新任广州知州王古是至交王巩的堂兄弟。于是写信建议王古实施这一造福于民的引水工程。王古也是一位乐于为民做事的官员，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实地考察，又几次与苏轼商议，拟定方案，筹集经费，于绍圣三年十二月开始动工。他们在岩下凿一大石槽，把五管大竹绑在一起续水；用麻缠漆涂的办法，随地势高下安装管道，把泉水引入城中，用大石槽容纳，再用五管分引，散流城中，注入小石槽，以便汲引。管道建成后，派军士、工匠数人专门修护，抽换竹管。考虑到路远日久，必定出现堵塞，为了便于巡查，苏轼又想出巧妙的办法，教王古在每根竹管上钻绿豆大的一个小孔，用小竹针插塞，抽出竹针即可查验每竿竹管的通塞情况。大胆的设想，科学的方法，严密的管理，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一巨大的工程，在当时的确是一项不凡的创举。

经过这次成功而愉快的合作，苏轼与王古相知日深，两人都以造福一方为“仕宦快意事”（《与王敏仲书》）。此后，王古经常请问便民之策。广州是个商旅集聚之地，一旦疫病发生，极易蔓延开来，苏轼认为“津遣孤孀，救药疾疠”（同上）是广州的当务之急，于是又与王古商议，创建了广州医药院，就像他在杭州任上所建的病坊。

苏轼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他既出入于僧道，又交游于官场，把方外的慈悲与入世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使社会生活中的良性机制得以最佳地显现出来，这不仅仅是才华的光彩映射，更是一种人格魅力的感召——他没有因贬谪而捆住手脚，却以闲散来发挥优势，这是平凡中的伟大，人生真正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