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哲宗皇帝年已十八，即将亲自主持朝政。前一年十月举行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四月举行大婚仪式，册立皇后，紧接着又开始筹办冬季的郊祀之礼（古代帝王在郊外祭祀天地的仪式），这些都是亲政之前的必要程序。八月下旬，诏下扬州，召苏轼还京，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掌管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扈从年轻的皇帝第一次亲行郊祀大礼非同小可，苏轼不敢拖延，匆匆卸任启程。但是沿途写了好几道辞免状，请求郊礼过后，依然外任知州。

此时，朝廷人事又有变化，刘挚已于元祐六年十一月被劾去职，吕大防、苏颂分任左右二相，苏辙升任门下侍郎（副宰相）。苏轼九月抵京到兵部尚书任，诏兼侍读，并赐对衣、金带、金镀银鞍辔马，郊祀大典之后，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一生最高的官位。但他已无心仕途，再三辞免，均未获准，只得勉强承命。

苏轼既已就任新职，便又以他惯有的认真、耿介的态度，全心全意辅助君王，举凡朝政得失，无不直抒己见，略无隐讳，因而不免旧仇未解，新怨又结。元祐八年三月至五月，御史黄庆基、董敦逸连上七道弹章，重提洛蜀党争的老话题，并从六七年前苏轼任中书舍人时所撰写的制诰中，摘取片言只语，断章取义，指责他“讪谤先帝”。对于这种毫无新意的诬陷坑害，就连不偏不倚的老好人吕大防也觉得十分反感了。五月十二日，宰辅大臣当廷讨论，吕大防便说：

“当年真宗皇帝即位，宽免百姓积欠，仁宗皇帝即位，罢修宫观，都是因时施宜，以弥补前朝的缺失，从来不曾听说当时的士大夫说过这是毁谤先帝。唯有元祐以来，言事官每每以此为借口中伤士人，动摇朝廷，可谓用意极为不善。”

这场风波最终以黄、董二人降职贬黜而告结束，但苏轼实在厌倦了这种无休无止的党派斗争，于是再次请求外放越州（浙江绍兴一带）。在《汶公乞诗复用前韵》一诗中，他写道：

梦绕吴山却月廊，白梅卢桔觉犹香。

会稽且作须臾看，从此归田策最良。

他连做梦都想回到东南的佳山胜水中去，然而他的请求依然没有得到批准，他不禁哀叹道：

归老江湖无岁月，未填沟壑犹朝请。

——《召还至都门寄子由》

苏轼不安于朝，除了对党争的倦怠，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便是对哲宗皇帝的失望。作为帝王之师，苏轼对哲宗的教育一直尽心尽力，但是这位成长中的皇帝早已不同于当年，他性情暴躁，好色懒惰，对于祖母在政务上全包全揽、对自己严加管教，心怀不满，因而迁怒于身边近臣，再也不愿听从他们的教诲，反而在心中吹毛求疵，冷冷地等待着亲政那一天的到来。苏轼一边竭诚进谏，尽为臣的忠心，一边不免心灰意冷，深知无力回天。

八月一日，一个沉重的打击突然降临在苏轼的身上，与他同甘共苦二十五年的贤妻王闰之夫人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苏轼悲痛万分，回想过去的岁月，夫人跟随自己在政治的风涛浪谷中起伏升沉，饱受磨难，始终保持着朴实诚挚的品格，穷而不怨，富而不骄，令人感佩。尤为可贵的是，她心地仁厚，对于王弗留下的长子苏迈视同己出，因而合家和睦，夫妻琴瑟相谐。在这衰老迟暮之年，本希望能尽快辞官，与她携手同归故里，谁知她却骤然撒手西去！为什么不肯再等一等，为什么这么快就弃我先去？苏轼回顾苍茫，长歌当哭：

我曰归哉，行返邱园，曾不少须，弃我而先。

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祭亡妻同安郡君（王闰之封号）文》

他发誓要与夫人生同室，死同穴，唯有如此，才能稍寄哀思。

丧妻的巨痛尚未稍解，朝中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九月三日，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皇室传承之际，都是政局大变之机，因此，一时之间，人心惶惶。高太后深深了解这个桀骜不驯、处事轻率的孙子，明白他一旦执掌朝政，必定会自行其是，尽改旧政，临终之前曾凄然嘱咐吕大防、范纯仁等顾命大臣：

“老身病势有加，必不久于人世，你们最好是及早求退，也好让官家另用新人。”

大臣们听后无不悚然。而那些在元祐年间失势，但仍散布朝野的元丰党人则蠢蠢欲动，窥伺政治风向。于是，一度流传的高太后与司马光等人密谋改立皇帝的谣言又在宫城内外传播开来，将哲宗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升级为怒火中烧的仇恨。亲政第二天，他便下旨恢复刘瑗等十名内侍的官职。刘瑗等人是元丰时期神宗宠信的宦官，与吕惠卿、章惇等人关系密切。这个无疑是带有明显暗示性的举措，虽因宰执大臣的激烈反对而暂时搁浅，但哲宗心中极为恼怒，他缄默地等待着适当的时机。

苏轼已于高太后去世之前获准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军州事，由于变故连连，迟至九月中下旬才离京赴任。作为御前侍读，朝廷要员，出守“重难边郡”，理应入朝面辞，君臣共商军政大计，谁知哲宗竟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借口，不予召见。苏轼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留下一篇《朝辞赴定州论事状》，表示他“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的忧虑，要求哲宗坚守“安稳万全之策”，对年轻的皇帝尽最后的忠告。深知国是将变，苏轼心情异常沉重。

九月十四日，苏辙在东府为哥哥饯行。东西二府是熙宁、元丰年间神宗皇帝为宰执大臣所修建的八座官邸的总称，东府掌文事，西府掌武事。时值深秋，冷雨萧瑟，庭前的梧桐树，黄叶飘坠。隔着窗棂，听雨打梧桐的凄凉声响，苏轼不禁黯然神伤。这雨中的梧桐，它见过多少兴亡盛衰，又迎过多少来宾过客？这样想着，心头忽然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作为东府今天的主人，子由大概也在这里住不久了。在纷纷扰扰的政界朝堂，谁都不过是匆匆过客。只是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茫茫前路，归程何在？“夜雨对床”的旧约恐怕终将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即使闯过了这场即将袭来的政治风暴，兄弟俩是否依然健朗？思前想后，苏轼心潮起伏，于是提笔写下《东府雨中别子由》一诗：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

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

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

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