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苏轼于元祐四年七月三日抵达杭州任上。重回杭州，他内心的欣喜与激动难以言喻。浮生若梦，充满了捉摸不定的偶然，谁能想到，在走过漫长坎坷的十五年之后，还能在西湖迷濛的雨雾中一醉方休，再见“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奇丽美景？虽然华年已逝，虽然岁月的风霜染白了双鬓，但苏轼对这片给予过他无限欢欣与抚慰的土地挚爱依旧。当他以赏爱的目光环顾四周时，心中早已立下宏愿，要尽自己的努力为山水增色，为民众造福。

一到杭州，苏轼所面对的便是严重的灾情。原来，这里年初即遭水灾，早稻无法下种，五、六月以来又闹旱灾，刚刚种下的晚稻也收成无望，真是“早晚（稻）俱损，高下（高地和低地作物）并伤。民之食艰，无甚今岁”（《乞赈济浙西六州状》）。粮食歉收，米价猛涨，七月份每斗六十钱，到十一月则已卖到每斗九十钱，照这种情形下去，如果不采取措施，明年春夏之交，后果将不堪设想。熙宁八年这里就曾闹过一次饥荒，米价涨到每斗两百钱，“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同上）。为了防止悲剧重演，苏轼一反一般地方官报喜不报忧的陋习，以他惯有的不屈不挠为民请命的精神，一再上奏朝廷，申述灾情，请求缓交部分上供米。经过反复陈词，朝廷终于准奏，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宽减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僧尼出家，由官府发给凭证，可免赋役，叫做度牒。元丰年间规定，每道度牒一百三十千钱）三百道赈济灾情。苏轼将救灾款连同原来计划用来整修官舍的费用，全部拿到外地采购粮食，这样，加上朝廷所拨的二十万石，官府手中便掌握了足够的存粮，得以有计划分步骤地投放市场，平抑物价。因此，尽管元祐四年的水旱灾害不亚于熙宁八年，但元祐五年春夏，杭州米价保持稳中有降，百姓得以平安度过荒年，没有一人饿死。

粮食问题解决了，水旱灾害带来的另一个灾难性后果——疫病流行，又困扰着杭州百姓。在连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卫生设施也不具备的古代社会，流行病的发生，和饥荒同样凶险可怕。人心惶惶，成千上万的人坐以待毙。面对这种情形，爱民如子的苏轼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连忙组织了一批懂得医术的僧人，“多作粥、药剂”，由官吏率领走街串巷，为民治病（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同时自费购买了大批药材，配制成一种名为“圣散子”的药剂，命人在街头架起大锅熬煎，过往行人，“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圣散子叙》）。

圣散子是苏轼谪居黄州时从老友巢谷那里得来的治疗瘟疫的秘方。据说这一药方“用药节度不近人情，至于救急，其验特异”，病情严重的“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守完复”，病情轻微的则更不在话下，即使“平居无疾，能空腹一服，则饮食倍常，百疾不生”（同上），起到防病健身的功效。而且，这一药方“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圣散子后叙》），便于在普通民众中推广使用。巢谷将此方视为至宝，连亲生儿子也不舍得传授。苏轼历来注重保健养生，与此相应，对于医药也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平时喜欢阅读医书，收集单方。一天，两人闲谈，巢谷偶然提起圣散子，立即引起苏轼极大的好奇，百般恳求，软磨硬缠之下，巢谷终于答应把药方给他，传方之前还特意把苏轼叫到江边，让他指江水为誓，决不传给他人。苏轼口头上虽然发了誓，心中却颇不以为然，他十分反对这种秘而不宣的做法，认为应该将药方公开，使更多的人得以从病痛的折磨与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所以不久便将此方传给曾为他治疗过左臂肿痛的名医庞安常，由安常著入医书，流传后世。这次杭州瘟疫大作，“圣散子”又发生了有效的作用。

在苏轼有条不紊的指挥与部署下，一场可怕的瘟疫终于过去了，数千人免于死难，杭州的百姓无不充满感激。但苏轼并不满足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短期效应，他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败，应该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他说：

“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客商往来频繁，疾病的传播比其它地方更为容易，更为迅速，每年因病而死的人也比别处多。应该创立一所方便民众的病坊（医院）。”

一旦想到，苏轼立即付诸行动，他拨出公款二千缗，自己又捐赠黄金五十两，在众安桥创置了一所病坊，取名安乐坊，延请懂医的僧人坐堂诊治，并且规定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少许资金作为维持病坊的经费，对于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三年之内治愈病人上千名的僧人，即由官府呈报朝廷，赐紫衣以示奖励。安乐坊不仅平时开业看病，收留贫困病人，而且每年由专人配置圣散子，从立春后，直到第二年春夏之交，免费向全体百姓发放。据说，安乐坊是我国第一所面向民众的官办医院。这所病坊后来搬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直到苏轼去世时依然存在。

在对付饥荒与疾疫两大灾难的同时，苏轼的另一工作重心是兴修水利，疏河治湖。作为江南水乡第一重镇，杭州的农业、工商业无不仰仗于水源。解决水的问题，既是拯救连年旱涝的根本途径，也是保证航运畅通、物价稳定的长远措施。

苏轼来到杭州，下车伊始，便带领僚属对杭州的水形地貌作了认真细致的实地考察，决定首先疏浚盐桥、茅山两河。这两条河是沟通大运河与钱塘江的要道，其中盐桥河横穿繁华热闹的城区，茅山河则绕经人口稀少的东郊，两河在城北相接，注入大运河，把内河航运与海运连成一片。但在涨潮时，海水挟泥沙倒灌，造成河道淤塞。苏轼利用钤辖浙西路兵马的便利，调集了一千多名地方军，从元祐四年十月开始疏河，到第二年四月竣工，仅仅半年时间内疏浚两河长各达十余里，深八尺以上。一时之间，公私舟船通行便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然而，钱塘江潮日落日涨，淤填如旧，照此情形，则三五年间，又将前功尽弃。为了巩固这一成果，苏轼采纳部下苏坚的建议，在两河南面交汇处建造堰闸，潮水来时关闭闸门，让挟带泥沙的潮水沿茅山河北去，潮平之后再打开闸门，让清水注入盐桥河，避免“淤填”或“涸竭”（同上）。这样，今后便只需定期疏浚城外的茅山河，既可节省人力物力，又便利施工，不致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的饥荒季节，无数灾民仰仗政府的救济。苏轼将他们召集拢来，“以工代赈”，将救灾与兴修水利结合在一起，很快完成了这一工程，接着，又以余力治理杭州六井。

熙宁年间，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与知州陈襄一道疏浚六井，使“民足于水，为利甚博”。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六井重又淤塞，其中沈公井更是“终岁枯涸，居民去水远者，率以七八钱买水一斛，而军营尤以为苦”（《乞子珪师号状》）。苏轼派人寻访当年参与治井的四位僧人，三人均已亡故，唯有子珪还在，年已七十，但精力不衰。苏轼请他出来再次主持六井的修治。子珪认为，熙宁时六井虽已修缮完备，但由于使用毛竹为水管，易致废坏，建议改用瓦筒引水，筒外再盛以石槽，“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水既足用，永无坏理”（同上），虽然投资较大，但是一劳永逸。苏轼采纳了他的建议，用这种办法疏通六井，连接西湖，并在北郊新挖了两口大井，将湖水引到以前难以得水的地方，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军民相庆”（同上），再也不用为饮水而发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