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污浊的官场，亲历现实利害冲突中翻云覆雨的人情诡变，苏轼越来越怀念黄州，怀念那里单纯的生活、淳朴的民风和那些患难之中结识的真挚的朋友。在《如梦令》二首中，他深情地写道：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

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

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诗人设想别后东坡的寂寞与冷清：积雪覆盖了小桥，也遮没了弯弯的小路，看不到人行的痕迹。严冬过后，便是温润的春天，诗人心中归思潮涌，不禁回想起在雪堂时美好闲适的生活情景：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子。

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

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雪堂的前面，有我亲手种植的桃李，早春时节，树上挂满了青青的果子。幽静的晨曦中，百舌儿清脆婉转的鸣叫将我从梦中惊醒。那熟悉的一切，如今却是如此地遥远。居士，居士，你可不能忘了黄州，忘了那里生活着的父老乡亲呀。这最后的几句既是对自己的叮咛，更是真实的表白。回到汴京后，苏轼一直和潘丙、郭遘、古耕道、王文甫兄弟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陈慥还曾专程到京城看望老友。这次考试馆职，苏轼与翰林院同事邓温伯同锁宫中，夜宿玉堂。邓温伯曾担任过武昌县令，和苏轼一样酷爱武昌山水，经常往来于寒溪西山之间。两人偶话旧事，心中无限神往，无限怅然。苏轼挥笔写下一首长诗《武昌西山》，诗歌情浓意挚，感人至深，一经传出，朝中唱和者竟多达三十余人。

当苏轼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一再以疾病为由请求外任时，高太后特予召见，当面问他：

“近来为何屡次上书乞郡？”

苏轼说：“臣疾病连年，体力不支，难以应命。”

高太后自然不肯相信，她说：“是不是因为台谏有言之故？倘是这样，今后但请安心，勿恤人言。”

苏轼深感太后的高恩厚德，低头承命，正要告退时，太后忽然又说：

“老身还有一事要问内翰。”

苏轼恭恭敬敬地说：“请陛下明言。”

“请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前年是元丰八年，那时苏轼正携家漂泊江淮，奔波在调赴汝州的途中。苏轼不知何意，如实答道：“汝州团练副使。”

“那么，今为何官？”

“备员翰林充学士。”苏轼答道，但心中十分纳闷，只听太后接着问道：

“如何会有今天的地位？”

苏轼答道：“因为陛下的提拔。”

高太后微微一笑，说：“和老身没有关系。”

苏轼忙又答道：“那一定是官家（哲宗）的赏识。”

太后又摇了摇头：“也不关官家的事。”

“莫非是大臣的推荐？”

高太后仍是摇头。苏轼大惊，郑重地说：

“臣虽不肖，但绝不至于别有干请，以求苟进。”

“早就想让学士知道，”太后缓缓地说，“学士今日的进用，正是神宗皇帝的遗意。神宗皇帝常在用餐时读奏札，每当看得停箸不举时，宫人们就会说：‘那一定是苏轼的文章。’有时，他看着看着，便会脱口夸赞道：‘奇才！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起用学士，便撒手西去了……”

说到这里，太后喉头哽咽，再也说不下去，苏轼更是忍不住失声痛哭，哲宗以及侍奉左右的宫人也都泣不成声。过了一会儿，太后赐坐赐茶，又以“托孤”的口吻对苏轼说：

“内翰，内翰，你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先帝知遇之恩呀。”

苏轼叩拜领旨，心中充满了感动。太后命侍从撤御前金莲花烛送苏轼回翰林院。金莲花烛相送，是一种特别的礼遇和恩宠。晚唐时，令狐为翰林承旨，一天，宣宗皇帝深夜召见，商议要事，临别时，令狐带来的蜡烛烧尽了，宣宗命以御前金莲花烛送还，不久，令狐即被擢升为宰相。如今苏轼也受此恩遇，实已明确透露了“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孟子》）的信息。

从此，苏轼更加勤于公事，直抒己见。在他看来，朝廷既以国士待我，此身已非己有，唯有以死报恩，这种自幼培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再一次得到强化。这一点，连与他存有龃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朔党领袖刘安世就曾称述“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也”（宋·刘安世《元城语录》）。而这又恰恰是混迹官场的最大忌讳，久历风波，苏轼何尝会不明白？

一天晚餐后，苏轼在院子里散步。当时正是暮春天气，阳光和煦，家中侍妾、婢女正忙着收拾曝晒了一天的书籍。苏轼忽然拍拍肚子问道：

“你们说，这里都装的是什么？”

一个婢女抢先答道：“都是文章。”

苏轼微微一笑，不以为然。另一个人接着说：“是满腹经纶。”

苏轼又摇了摇头。最后，侍妾朝云不急不徐地说：

“依我看，学士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一言中的，苏轼不禁捧腹大笑。

封建官场中派性斗争的积习太深了，发展为无休无止的人事倾轧，不仅苏轼动辄得咎，连他的朋友、门人如王巩、欧阳棐、黄庭坚、秦观、晁补之等也跟着遭殃，不断被台谏弹劾，几乎无一幸免。虽然风风雨雨中，这些人对于苏轼的友情依旧，敬爱依旧，但苏轼心中的遗憾和痛苦，更甚于自己遭受侮辱与损害。这几年中，一方面是洛朔二党对苏轼穷追不放，另一方面，由于弟弟苏辙在担任谏官时曾连章攻伐吕惠卿、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人物，吕惠卿等虽已遭贬谪，但他们执政多年，党羽遍及朝野，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潜在势力，无不视苏氏兄弟为仇敌。“二年之中，四遭口语”（《乞郡札子》），接二连三的弹章使苏轼难以安于朝中，他说：“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同上）经过一再请求，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三月十六日，朝廷终于批准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管辖隶属于浙西路的六个州郡）兼杭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