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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二月上旬末抵达汴京就任礼部郎中，不到十天，又接朝廷诏令，迁为起居舍人。起居舍人与礼部郎中虽然同为从六品官职，但其重要性却不可同日而语。元丰改制以后，门下省的起居郎、中书省的起居舍人，同领修起居注的职责，记录皇帝言行，合称为左右史。皇帝御正殿时，起居郎与起居舍人侍立两侧，皇帝外出时，则为左右随从。凡礼乐法度的因革损益，文武百官的任免赏罚，群臣进对，临幸引见，朝廷所有大小事务，起居舍人皆参与其中。苏轼起于忧患之中，深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愿骤然之间便登上这众所欣羡、人所共争的机要职位，因此一连写了两道辞免状，又专程到宰相府当面提出辞呈，但均未得到批准，只得赴任。早已不再以功名为意的苏轼，直到此时仍丝毫也没有意识到，一条世人所渴慕的黄金大道已在他的面前展开，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荣宠将接二连三地降临。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的一天，瑞雪纷飞，皇城内外一派银装素裹。苏轼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皇帝有旨，诏赐绯（红）袍银鱼袋。在封建时代，官服的颜色最鲜明地表现官员品位的高低。北宋前期，官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之中又各分上、下，共三十阶），服色分紫、红、绿、青四种。元丰改制以后，官分九品（每品分正、从，共十八阶），服色分三种：七品以下官员穿绿袍，五、六品官员穿绯袍，四品以上官员穿紫袍。鱼袋则是系在官服腰带后面的一个重要佩件，是高级文官的标志。太宗雍熙年间规定：服紫者佩金鱼袋，服绯者佩银鱼袋。苏轼现已是从六品官员，所以依例着绯戴银。

当苏轼脱下穿了二十五年的绿色官服，一身簇新地出现在家人们面前，妻儿仆婢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喜的欢笑，顽皮的幼子苏过更是缠绕膝前，好奇地摆弄父亲佩戴的银鱼袋不忍释手。看着家人幸福的笑靥，苏轼心中涌起无限的满足和愉悦。

令家人惊喜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苏轼任起居舍人不出三个月，又有一道特诏下达：诏令苏轼免试任中书舍人。中书舍人一职位居四品，例兼知制诰。据《宋史·职官志》：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学士掌内制，舍人掌外制，称为两制。制，即皇帝的命令。凡是有关任免百官、改革旧政、宽赦俘虏等政令，都属外制，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事有失当或除授非其人，可奏请皇帝重新考虑，实际上已正式参与大政方针的讨论及朝廷百官的选派，地位显赫。而且，按规定，“知制诰”必须先考试然后任命，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免试任命者，仅陈尧佐、杨亿、欧阳修三人。如今苏轼也荣登此列，不能不说是非常的恩宠。再三辞免不允，苏轼脱下绯银，换上紫金。

元祐元年九月，苏轼再次获得荣升，奉诏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专掌内制，承命撰写有关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等事的文书，以及与周边国家往来的国书等。对大臣奏章的批答亦在其职责范围之内。作为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翰林学士知制诰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苏轼之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并由此升任副宰相，诚如苏轼在《辞免翰林学士状》中所说：“非高材、重德、雅望，不在此选。”就任当日，皇帝特赐给他官服一对，金腰带一条，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被三品之服章”（《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里巷传呼，亲临诏使；私庭望拜，若被德音”（《谢宣召入院状》），备极儒臣的尊荣。

这一连串升迁在苏轼心中激起的反应除了愕然、惶恐与强烈的知遇之感，便是超然于功名利欲之外的淡泊，“再入都门万事空”（《送杜介归扬州》），对于一个透彻地领悟到生命本质的人来说，人生的真正快乐又何尝存在于世人眼中的轩冕荣华之中？摒除了常人难免的私心杂念，“舍身报国”的儒家淑世精神在苏轼身上表现得更为纯粹。

元祐二年八月，在原有官职的基础上，苏轼又兼任了经筵侍读。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侍读则是皇帝的老师。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入侍讲读。对于这一任命，苏轼从内心深处是十分乐意接受的。“致君尧舜”，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帝王之师”，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位置！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轼便从投闲置散的谪官，扶摇直上，成为朝廷之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变得异常地忙碌，那么多重要的诏令需要由他起草，那么多奏章需要由他批答，此外他还需绞尽脑汁选择富有启发性的教材和方法，为年少的哲宗皇帝讲述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缘由，帮助他培养辨别正邪得失的能力……

他常常在学士院里工作到深夜，天寒地冻的日子，太皇太后和皇上会差人给他送来宫烛与热酒，以示慰问。那些必须使用固定格式与套路的官样文章，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都写得十分精彩，措词古雅，各种各样的典故信手拈来。繁重的公务使他抽不出时间写诗作文。有一次，同僚曾布请他写一篇《塔记》，一拖再拖，总难复命，只得写信请求谅解：

《塔记》非敢慢也，盖供职数日，职事如麻，归即为词头所迫，率以夜半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