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苏轼已经到达金陵，并将择日前来拜访自己，王安石既高兴，又感慨，同时也不免有些顾虑，毕竟过去的岁月里，两人曾有过十分尖锐的对立。但是转念一想，当年的争执，彼此都是出以公心，并无半点个人恩怨，因此心地坦然，不等苏轼到来，便骑着毛驴，一身便服，在两位书童陪伴下，到江边看望苏轼。

苏轼站在舟中，远远看见王安石走来，十四年不见，这位精明强干、雷厉风行的政治家，竟已是一位风烛残年的孱弱老人！苏轼心中既感动又酸楚，他来不及思索，便穿着家居的衣裳跳下船来，快步迎上前去。两人执手相对，心情激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半晌，还是苏轼一句笑谈打破了沉默：

“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朗声笑道：“礼仪岂是为我辈所设！”

十多年的隔阂冰消瓦解，心与心的距离顿时缩小，友谊取代了旧嫌，倾慕化解了对立，两个一样伟大的人物，终于在置身于喧嚣的政治舞台之下时，握手言和，留下一段文坛佳话。此后，在逗留金陵的一个月中，苏轼频繁地出入于半山园，成为王安石家里的常客。两人谈佛论道，评诗议史，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有一次，他俩谈起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王安石说：

“我认为，裴松之对于三国史料的掌握非常详备、广博，实已出于陈寿之上，但他没有另写史书，只是注《三国志》，因此许多重要的史料都在注中。”

苏轼对此亦颇有同感，他说：“当年欧阳公重修《五代史》却未能重修《三国志》，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王安石说：“你我同出欧公门下，皆有义务秉承师志，可惜我已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件大事，恐怕只有子瞻能够承担，他人下手不得矣！”

苏轼颇为感激荆公（王安石致仕后封为荆国公）的信任，可是，他觉得史学并非自己所长，沉思良久，他十分慎重地回答道：

“我平时虽也常读史书，喜欢考论史实，但毕竟所知有限，难当重任。愿举刘道原（著名史学家刘恕）之子刘羲仲自代，羲仲家学渊源，识见不凡，年富力强，当是最佳人选。”

鉴于以往二人政见不同，苏轼原来是不打算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的。经过几次谈话，他觉得王安石确实是胸怀天下的时代伟人，更深地体会到他推行新法，实行改革的良苦用心。自元丰以来，朝廷穷兵黩武，冤狱连连，苏轼希望王安石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阻止事态的进一步严重化。

一天，两人正谈得投机，苏轼突然严肃地说道：

“荆公，我有话要对您说。”

一听苏轼的语气，王安石心中不由一惊，以为他要重提熙宁年间在朝时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以前因为自己锐意改革，求成心切，听不进半点反对意见，苏轼的屡次外任，不能说与自己毫无干系，对此，他是心存愧意的。苏轼何等聪明，一见王安石的神色，便明白他误会了自己，连忙说：

“我想谈论的是有关天下安危的大事。”

王安石心下稍宽，他说：

“子瞻但请明言。”

苏轼忧心忡忡地说：“屡启战端，严于刑律，乃是强汉盛唐灭亡的先兆。自太祖立朝，列祖列宗皆以仁厚治天下，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但现在，西北与辽、夏连年交战，屡战屡败；而在东南繁华之地，蔡确等又罗织罪名，大兴冤狱，军队疲惫厌战，人民忧恐不安，这些都是国家动荡的根源呀。您为什么不置一词，拯救这种危难的局面？”

王安石无奈地摊开两手，摇了摇头，说：

“这两件事情都是吕惠卿引起的。我早已告老还乡，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哪敢再说三道四，自讨没趣。”

苏轼义正辞严地说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臣下事君的常礼。但当今圣上以非常之礼待您，您怎能仍以常礼事君？只要利国利民利圣上，您难道不应该越常礼而行事吗？”

面对苏轼的诘问，王安石顿时热血沸腾，他站起身来，激动地说：

“子瞻不必再说，我一定向皇上进言！”

过了一会儿，他不禁又满脸忧戚，叮嘱苏轼道：

“此事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切不可对他人提起。”

对于吕惠卿的恶意中伤，他仍然心有余悸。苏轼对此深表理解，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惨遭陷害，几乎九死一生。

接着，王安石若有所思地说：

“行一不义之事，杀一无辜之人，就算可以因之而得到天下，也不肯做，这样的人才算可取。”

苏轼笑着说：“可现在的人为了能得到半级官职的升迁，即使是杀人也会干。”

王安石笑而不答，心中感叹苏轼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依然率真不减，毕竟是诗人之心呀。

金陵自古便是繁华之地，历史上曾有六个王朝在这里先后建都。“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诗句），名胜古迹随处可见。这些日子，苏轼与王安石经常携手出游，同题赋诗，极尽欢愉。

距离半山园仅七里之遥的蒋山，更是金陵一大胜地。汉代末年，一位名叫蒋子文的县尉追捕盗贼来到此地，不幸以身殉职。后人为了纪念他，在山上立庙祭祀，蒋山之名即由此而来。东晋时，山上的树木仍然十分稀少，当时朝廷明令各州刺史罢职回京时，必须在蒋山种松百棵。此后历朝基本上沿袭了这一传统。到苏轼的时代，蒋山之上已是古松盘曲，翠柏青青，显示出悠悠古都的森严气派。到达金陵不久，苏轼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游览。王安石因年迈体衰无力攀登没有同往，与苏轼结伴游山的是他的旧友、新任江宁府知府王胜之。他们清晨上山，直到黑夜才踏着月影尽兴而归。苏轼畅游山中时，作《同王胜之游蒋山》一诗。诗歌很快传下山来，王安石急忙命人抄来先睹为快。当他读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不禁拍案叫绝：

“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这两句诗传神地写出了蒋山的独特景致。而王安石的称叹，恐怕除此之外更有深意，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这两句诗在写景之外，极易引发出身世之感。

这天晚上，王安石和游于门下的几位清客、弟子闲坐，谈话间议论到“动”、“静”二字的解释，在座各位的回答都长达数百言，王安石颇不以为然，他说：

“过几天苏轼来了再问他吧。”

等苏轼再来拜访，王安石果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苏轼应声答道：

“精出于动，神守为静。动、静，即精神也。”

王安石闻言，击节称叹。

后来，他们又谈起苏轼在密州的旧作《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王安石指出，“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两句用典极为精妙。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恰巧在座，他不解地问：

“这两句诗不就是描述雪后的景色吗？屋宇覆盖着深雪，恍如玉楼，四野弥漫着雪花，恰似银海。并不见何处用典。”

王安石解释道：“这里的典故出自道家典籍，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双目为银海。子瞻，是这样的吗？”

苏轼笑了，自从这首诗写出来，还没有人看出这里的用典呢。后来，他和朋友谈起来，不胜钦佩地说：

“学荆公者，岂有如此博学哉！”

经历了太多的政海翻覆，此时的王安石所向往的不再是建功立业，而是宁静安定的普通人的生活，对此，苏轼也颇有同感。《三国志》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许汜拜访陈登，陈登“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令许汜备受冷落而愤愤不平。刘备听说之后，指出：士大夫应“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许汜“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理当受人怠慢。他说，如果许汜来拜访自己，他将睡在百尺高楼之上，让许汜睡在地上，“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这个故事成为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典故，有才有志的文人常常自比刘备，抒发慷慨豪壮的英武之气，鄙视那些只知置办家产，没有远大抱负的人。青壮年时代的王安石、苏轼亦复如此。可是现在，坎坷的仕途已使他们心生倦怠，平凡的生活对于他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苏轼渴望着能与弟弟同归乡里，曾说过：

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水调歌头》

王安石也写过一首《读蜀志》，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因此，他殷切地劝说苏轼在金陵买田置产，比邻而居。对于这番盛情，苏轼非常感动，欣然从命，积极措办。在《次荆公韵四绝》之三中，他诚恳地写道：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金陵购田不成，他又在附近的仪真（今江苏仪征）访求。他在离金陵不久所写的《上荆公书》中说：

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又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但后来却未能如愿以偿，而王安石也在一年多后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