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初夏五月，苏辙按照兄弟俩在陈州的商定，带着两家老少，从南都登船，经汴水，到淮扬，过金陵，沿江而上，先将自己一家暂且留在九江，专程护送嫂侄及哥哥家中其他人等前往黄州。苏轼一边默数着他们的行程，盼望着亲人早日来到，一边又不免忧心忡忡。他为官二十多年，从没想过积蓄钱财，“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章子厚书》）。如今除了一份微薄的实物配给，正常的薪俸也没有了，一家数口真不知靠什么生活。五月二十五日消息传来，苏辙等已经到达磁湖（今湖北大冶），为巨风大浪所阻。两天后，风浪过去，苏轼一早便坐船到离黄州二十里地的市集巴河口迎接。全家相见，悲喜交集。

在老友、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帮助下，五月二十九日，苏轼一家住进了紧靠长江边的临皋亭。这原是一座属于官府的水上驿站，房屋并不宽敞，二十几口人住着显得十分拥挤，但是毕竟可以勉强安顿下来。

接下来最紧迫、最现实的便是经济问题。生平第一次，苏轼和夫人一起认真仔细地做了一番筹划安排，根据黄州柴米菜蔬的一般价格，规定以后每天的花费不能超过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早起用叉子挑取一块，便将叉子藏起来。当日没有用完的钱则另存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这样“痛自节俭”（《答秦太虚》），手中积蓄还可以支撑一年有余，至于一年以后怎么办，苏轼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不需要早早地就开始发愁，“以此胸中都无一事”（同上）。

物质生活暂且有了最基本的安排，真正难以处置的还是精神的痛苦。虽然出狱已近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不已。以创作为生命第一义的他，如今却不敢轻易作文字，即便是写给朋友的书信也往往再三叮嘱：“不须示人”（《与李端叔》），“看讫，火之”（《与李公择》），唯恐“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陈朝请》）。这并非完全是惊弓之鸟式的自我防范，恰恰是对现实境况的直觉反应。尽管远离京城，身边仍然布满无形的陷阱，政敌们丝毫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迫害。就在苏轼谪居黄州后不久，他们又翻出一本陈年老账，追查苏轼知徐州时“不觉察百姓李铎、郭进等谋反事”，企图以失职的罪名再次给他以沉重打击。事实上，苏轼当初对这件事情是有所处置的，所以经过申辩，神宗下旨取消了这一追查。在《谢失察妖贼放罪表》中，苏轼满怀感慨地写道：

无官可削，抚己知危。

他不得不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以免授人以柄。由于他特别喜欢与黄州隔江相望的武昌寒溪西山的山水，陈慥建议他在那里买田置产以作终老之计，他也曾兴致勃勃地表示：

买田吾已决，乳水况宜酒。

所须修竹林，深处安井臼。

——《游武昌寒溪西山寺》

但是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因为“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书》）。在这黯淡的谪居岁月里，许多亲朋戚友都不敢和他联系，一方面他由此而深味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与悲哀；而另一方面，又以他天性的善良与宽厚，毫无怨怼地理解这些亲友的选择，从而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种自惭形秽的愧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