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重读《庄子》，这部早在少年时代就已令他心醉神迷的奇妙著作，如今又一次将他深深吸引。书中，庄子以他充满诗意的笔调，塑造了一种与自然合一的理想人格。具备这种理想人格的“至人”，在心灵上、在精神上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条件，纯任自然，获得绝对自由，从而超越于生死、贵贱、贫富、毁誉之外。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自由境界呢？庄子提供了两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其一是顺应自然，乐天安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大宗师》）。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知足而常乐。其二则是齐物思想。庄子认为，感觉经验是千差万别的，譬如人喜欢吃牛羊肉，而鹿、蜈蚣、猫头鹰、乌鸦则分别喜欢吃草、蛇和老鼠；人人都说毛嫱、丽姬美艳绝伦，而鱼、鸟、麋鹿见了她们则或沉水、或高飞、或逃散，可见一切都是相对的，美丑、善恶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对错、苦乐也全在一念之间。苏轼在年少时读《庄子》，就有一种妙处神会的天然契合，但毕竟未历世事，没有切身的体会。如今满怀着现实的苦恼重温这些富有启示性的哲学道理，心头常常涌起豁然开朗、如获至宝的快慰，时时忍不住拍案叫绝。

就这样，苏轼很快从情绪的低谷里走了出来，沮丧的时候，抑郁的时候，种种不如意袭来的时候，他总会举起从《庄子》中获得的思想武器，护卫住自己的心灵，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他说：

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

——《后杞菊赋》

人生短暂，只如手臂的一屈一伸，贫富美丑也只是相对的概念，在如此短促的一生中，斤斤计较生活的丰盛与俭约，就像痴人说梦一般可笑而荒谬。

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

——《和蒋夔寄茶》

这些诗文无不流露出庄子齐物思想的深刻影响。人生旅途上层出不穷的苦难和不顺，使苏轼渐渐地学会了自我疏解，不怨天尤人，也不封闭自虐，他坦然地迎接命运的每一次挑战，在急风骤雨中谈笑自若，真的做到了“我生百事常随缘”（《和蒋夔寄茶》）。

超然旷达是构成苏轼文化性格的重要方面，它植根于苏轼本身乐观的天性，逐渐形成于几次生活挫折之后的痛苦思索。综观他的一生，密州时期只能算是小不如意而已，而在这小不如意时期，心灵上思想上的自我修炼、自我调适，恰恰成为了即将面临大挫折、大苦难的必要的心理准备。可以说，密州时期正是他超然旷达性格形成的初始阶段。

思想的苦闷解除了，精神上也就渐渐安定下来。苏轼派人到附近山上砍伐树木，修理破败的官舍，整治荒芜的庭园，以作长久安居之计。官舍庭园之北，有一座废旧的城台，顺便稍加修葺，便成了一处“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可以登临远眺的休闲胜地。“雨雪之朝，风月之夕”，苏轼常常与朋友、宾客“相与登览，放意肆志”，乐趣无穷。苏辙永远是哥哥的知音，当时他还在济南，听说之后，特意为这座城台取名为“超然”，苏轼因此而作《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文章说：

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哉？物有以盖之也矣。

人们都希望能求福避祸，可是无穷的物欲往往会使人陷于患得患失的矛盾痛苦中不能自拔，反而变成求祸而避福。文章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层层剖析，有力地说明“游于物之内”，则美恶交错而生，忧乐夹杂而出；“游于物之外”，则心无芥蒂，“无所往而不乐”。

如果说杭州的诗情画意、旖旎风情使苏轼个性中浪漫、俊逸、诙谐、潇洒等特质得以充分发挥，那么密州强健剽悍、质朴无华的民风则激发了他个性中本来包含着的雄浑豪迈、狂放不羁的特征。表兄文同在《往年寄子平（即子瞻）》一诗中，回忆当年两人交游情景时说：

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

顾子（苏轼）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

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褫（chǐ，解）带随纵横。

喧呶（náo，叫嚣）歌诗（jiào，高声大呼）文字，

荡突不管邻人惊。

为我们留下了青年苏轼任诞绝俗的生动形象。如今虽已年届不惑，然而，当他以一种全新的心态重新面对并接纳密州的生活时，狂放豪迈的气质便又陡然地凸现出来。他欣赏北国苍茫广漠的景色：

西望穆陵关，东望琅台。

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

——《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他喜欢和朋友们到荒村野店豪饮高歌：

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

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

——同上

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

山头落日侧金盆，倒著接（lí，头巾）搔白首。

——《铁沟行赠乔太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