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三年是苏轼填词生涯的习作阶段，他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从现存苏轼词集来看，熙宁五年才写了两首，熙宁六年写了五首（一说七首），而熙宁七年竟写了四十二首，成为他一生作词最多的一年。这时，他基本上循着传统的路子虚心地接受前辈词家的经验和影响，以他高度的悟性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词体特质，因而打下了非常踏实的基础。这种“本色当行”的眼光和手法，成为他以后革新词体、开拓新境必不可少的重要素质。

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与传统词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依然以应歌侑酒、赠答送别的社交之作为主，但已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倾向：不再“以男子而作闺音”，词人自己直接成为抒情主体；心头常有特定的人物作为写作对象，使没有个性的小词变得个性鲜明；语言明净，风格清丽；每首词的词牌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题材或主题的副标题，这也是传统词人很少有的作法。词牌是词的母体和渊源——音乐的象征，在词的初始阶段，词牌既规范词作的形式和格律，也限定词作的主题和内容，《更漏子》写午夜的相思，《鹊桥仙》咏吟牛郎织女的情事等等，但是随着词与音乐的逐渐分离，词作内容与词牌实际上已很难保持一致。苏轼作词另立标题，说明他已经有意识地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将词牌视为与内容无关的形式，使词作内容完全摆脱了音乐的束缚，标志着词体的进一步独立。这些特点，在写给陈襄的一组送别词中，都有非常充分的表现。此外，在题材内容上，苏轼也有一些新的开拓：《行香子》（“一叶轻舟”）写浙江桐庐七里濑“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的景色；《瑞鹧鸪》（“碧山影里小红旗”）写钱塘弄潮儿搏击江潮的习俗；《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抒写乡情；《南歌子》（“苒苒中秋过”）感慨身世；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界限。

在所有的前辈词人中，张先对苏轼的影响或许是最直接的。对比两人这一时期的词作，内容、风格乃至艺术技巧上的相似性可谓历历分明。张先词作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以冷静的笔调表现闲雅情境的艺术特色，更给予苏轼良多启发。对于张先，苏轼是非常敬重的。几年之后，张先以八十九岁的高龄谢世，苏轼作《祭张子野（张先字）文》寄托哀思，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他深情地回忆两人在杭州结下的深厚情谊：

我官于杭，始获拥彗，欢欣忘年，脱略苛细。

拥彗，即手执扫帚，古人迎候贵客，常拥彗致敬，意思是清扫屋宇恭敬地迎候宾客。《史记·孟轲传》记述燕昭王迎接阴阳家邹衍的情形：

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

此后，“拥彗”也就包含着拜师受业的意思。可见，张先对于苏轼来说，亦师亦友，既是不拘礼仪的忘年之交，又是步入词坛的引路人。文章还高度评价了张先的诗词成就：

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

这里，苏轼将诗词并提，透露出他对词体的全新认识：词不再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而是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文体。张先以及其他前辈词人在创作中无意识地流露出来的倾向，在苏轼的心中变成了有意识的、明确的追求。新的创作观念、对词体特质的娴熟把握，加上他那可与天地相参的学养襟抱，苏轼的词的创作很快进入一个新的高度，整个唐宋词史也因此而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