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阴差阳错之中，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但他卓越的才华引起了欧阳修高度的重视和热情的奖掖。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循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简，极为精要地概述了宋朝立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进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对此深感忧虑，曾明诏天下，希望能正本清源，“罢去浮巧清媚丛错采绣之文”，恢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旧弊未除，新弊复作，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即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继承了由皇甫湜（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弟子）片面发展的韩愈古文创作中险怪奇奥的一面。该文高屋建瓴，精炼而透辟，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欧阳修《与梅圣禹》

并且感叹：

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

他预言，未来的文坛必将属于苏轼！

后生可畏，而欧阳修宽广的胸怀、发现人才的识力，以及提携后进的热忱也同样可敬可佩，千载之下，仍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在父亲的带领下，苏氏兄弟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对于这两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几句寒暄之后，彼此就觉得非常亲切，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

“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父子走了以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下一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关涉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数次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通过欧阳修的介绍，苏轼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掌管军务的大臣）韩琦。幼年时代读《庆历圣德诗》即已心识神交的这些当代英杰，如今都将他延为上宾，待为国士。唯一令他引为平生之恨的是，范仲淹已于几年前去世，无缘相见，亲聆教诲。尽管如此，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为表率，“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朱熹语），开启有宋一代崭新的士风，这位伟大人物的流风余韵，对于青年苏轼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正当苏轼像光彩熠熠的明星照亮文坛的上空、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之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天而降，母亲程氏夫人已于四月初八病故，临终之际，还不知道一双爱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

苏轼父子于五月底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连与亲友告别都来不及。父子三人日夜兼程，赶回家中。眼前一派荒凉景象，“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回想当年，屋里屋外，整洁清新，书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

苏洵将夫人安葬在武阳安镇山下老翁泉旁，并在泉上筑了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寄托哀思。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叫做守制或丁忧。从嘉祐二年六月起，苏轼便丁忧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