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不很强的兵，到末季更不能用，筹饷反成了一种扰民的借口。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军官也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

开矿的时代狂又加重人民的苦痛。按道理说，矿产可增加财富，但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都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朝廷一度下诏令封闭矿山，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利益驱使之下，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朝廷又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没想到这又成为百姓的一大灾难。矿监税使横行各地，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国家也没得到多少收益。

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被革职的官员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和。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同时又有一部分人勾结魏忠贤的“阉党”，满朝汹汹，相互倾轧。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政局大坏，严重损弱了明朝的力量。

至于仕宦阶级，品格日下，最后几乎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卧病，朝中官员为他祈天祷告，蔚然成风，士大夫趋炎附势，相习成风，以至于此！天启年间，各地官员争相谄事宦官魏忠贤，为他建生祠。“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府库，伐树木无算。”（《明史·阎鸣泰传》）

少数比较有廉耻的人又愚昧可怜，对天下大势全不了解。古代士大夫的知识，只不过是些道德哲学，社会的知识极其贫乏，更不懂军事。国难当头，只会互相攻击，以道德标榜自己，或是争论迁都、议和，缺乏实实在在的办法。总之，君子与小人同样地努力断送国命。

历代乱时必有的起义军此时当然遍地皆是，张献忠、李自成率众在全国流窜，沿途烧杀掠夺，明军追随进剿，劳民伤财，耗尽了大明的气力，直接地结束了大明的天下。

明代湮没人才摧残臣民的政策可说完全成功，明亡时一般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无能与无耻上演了历史上一幕幕少见的丑剧。李自成进北京后，“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率文武百官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自成不出，群贼争戏侮，为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明史·李自成传》）。但起义军不过是为久窥中国的满洲制造机会，江南虽仍可守，但因天下无人，连东晋、南宋的局面也不能维持，整个的中国第二次又陷于外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