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统一只能说是长期大乱后的消极治平时代，对内对外实际上都无办法。宋太祖集中兵权，似可矫正时弊。但他所招的兵太多，分子杂滥，甚至往往以招兵为救荒的方法。

赵匡胤在登上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免除握有重兵的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罢为节度使”。禁军殿前都点检被取消，由皇帝控制禁军。同一年，在一次酒宴中，赵匡胤“劝”大将石守信等人交出兵权，说此后他们可以购置田宅，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大将在利诱胁迫之下，一个个交出了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

北宋把禁军分而为三，由“三衙”统领。其将领的名位较低，大权实际上由皇帝掌握。北宋设枢密院，枢密使有调动军队的权力。而实际领兵作战的将领往往是临时委派，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同时，宋朝的募兵制有很强的以职业兵身份养穷苦老百姓的色彩。每一地灾荒，政府即招兵，意为常有乱民而少有乱兵。北宋一朝，很多农民军起义后迅速被招安，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军队，就赖宋朝养兵政策。兵权过于集中于上，导致将领临敌少有独断之权，不能权宜行事，而且，养兵政策使得军队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同时朝廷对军将过于姑息，不加督责。将既如此，兵又如彼，难怪宋代对外始终不能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