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历史的时机成熟之外，唐太宗个人可说是唐所以为唐的主要原因。他是文武全才的人物，性情仁恕，最少肯行仁恕的政策，并且对各种人才都善于笼络任用。所以后世的人把“贞观之治”理想化，并非无因。玄宗继承前业，大致仍能维持盛时的旧状，但衰微的征兆渐渐明显。

玄宗于开元年间开创盛世不免志得意满，大抵骄横之主多不喜逆耳之忠言。在这点上，玄宗与太宗相比，少了很多虚怀若谷的胸襟。早先帮助玄宗开创盛世的张九龄、韩休等被他逐渐疏远，所谓“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龄已老韩休死，明日应无谏疏来”，就是对玄宗晚年怠政贪玩的真实写照。“亲小人、远贤臣”永远是昏君亡国的重要因素，张九龄等“贤人”离去后，自然有口蜜腹剑之李林甫和杨国忠等人围在玄宗的身旁，于是朝政越发混乱。

衰乱的引线就是自汉以下皇帝政治所永难避免的女祸——宫闱不正。不过，杨贵妃再有倾城之貌、倾国之姿，也终不至于是所谓的“红颜祸水”，祸国殃民。“马嵬驿兵变”也只不过是一场借诛杀杨氏而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可怜杨贵妃，成了主政者李隆基自己堕落导致山河破碎的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