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二百余年间是佛教渐渐酝酿成为中国的新宗教的时期。西僧开始有系统地介绍佛经，中国僧人也开始远去印度研究佛理，并大批地运回佛经。

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是当时闻名遐迩的高僧，影响很大。他译出约三百卷佛经，“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魏书·释老志》）。法显是中国僧人西行的代表。后秦时，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天竺。他克服种种困难，学习梵语梵文，抄写佛教经律，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经。历时十五年，他才从海路回到祖国，译出所获经典百余万言，并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时期，除佛教之外，各种所谓外道也间或流传到中国。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时常与政治势力发生冲突。但政治的势力并不能阻止佛教的发展，释子中也不乏不顾性命而护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