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人消极颓废与民众迷信法术的环境之下，最利于神秘宗教的产生或输入。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起，使佛教乘虚而入，借助玄学去推行佛法；而玄学家也对佛教的“空”“无”哲学发生兴趣，从中吸取营养。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佛教何时输入虽不可知，但最晚到东汉初期已有人信仰，到汉末无论宫中与民间都很欢迎这个新的宗教。但起初的信徒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浮屠也不过是一种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国时代仍有此种情形。当初国家不准汉人出家，到五胡乱华时人民才有为僧尼的完全自由；风气所趋，许多动机不纯的人也都出家。“看破红尘”的现象日渐加盛，摒弃财色隐遁修行的神秘过程中的种种特殊心理表现也发生于向来实事求是的汉族中。在四民之外，无形中产生一个打破家族的出家阶级，相率以“释”字为标志，甚至有超脱国家管束的趋向。

面对佛教兴起带来的统治危机，许多统治者对佛教利用的同时，也不时地对发展过盛的佛教进行抑制。北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长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断佛教，坑杀僧人。北周武帝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也采取灭佛措施，勒令僧尼还俗。

而此时佛教的内容也渐渐充实，不只是作为一种神祀。有人往西域留学求经，认真研究。到东晋时代，译经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篇目。翻译之外，汉人也从事著作，最早的一种重要作品就是无名氏摹仿道家圣经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经》。这可说是一本佛法入门的宣传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