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时代，追求幸福的欲望不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和普世文明的共识，而且也已成为一切社会道德的基础。但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却总是要受到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多重矫正和制约。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残疾。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要受到第三种矫正:那就是自然生态。即地球生物圈的被严重污染破坏而其再生能力逐步下降，以致使地球再也养活不了这样多而又不断增长着的人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们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这就是精神生活;但绝大部分却是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的，需要通过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而获取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来满足这种追求幸福的欲望，这就是物质生活。尽管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使人们的欲望的梦想五花八门:诸如升官梦、发财梦、权势梦、痴情梦、明星梦、超女梦、占有梦、霸权梦，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有，人欲横流。但一旦濒危的生态，连最简单的一日三餐都不能提供的时候，这些欲望和梦想还能实现得了吗?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我们想一想当年驼铃丁当，人来人往的繁华的丝绸之路，为什么会变成河流干涸、大漠横陈、人去楼空、飞鸟绝迹的残败荒凉情景，就不难看出其中的道理。所以，在人们还未梦醒或尚未走进梦境的时候，对道家创始人老子和庄子有关“无欲”或“寡欲”的人生主张加以论列，或许不无益处。

在先秦诸子当中，论及人类物质欲望者甚多，但大都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分析。就拿早期的儒家来说，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2]孟子也说，“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3]等等，只是在简单谈及人的欲望问题之后，再向人们提出节欲和寡欲的要求。法家商鞅也冷冷地说到“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墨家虽提出要满足人民的一般物质欲望，但对欲望本身却无所论列。真正从哲学高度提出并论述欲望问题者，要算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和庄子。

老子把欲望问题同他的哲学思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从他的“道法自然”的世界观出发，把“无欲”问题作为他的最高要求提了出来。在老子看来，万物的本源是“道”，“道”生长万物，培育万物，是没有欲望、没有意志、也没有目的的。这就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道虽然产生万物，但它并不占有万物、支配万物，即所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世界本身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它本身并没有要求长久生存的意欲，故曰“常无欲，可名于小”，又说:“无名之朴，天亦将无欲，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把这样的“道法自然”、“天地无欲”的世界观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就应当以“无欲”作为最高标准来看待一切事物。

所以，老子说，“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意思是说，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规律性的，如果人有欲地干涉，必然会违反事物自身的规律，会使民心生乱。如果无欲，则人民自然会返归于“朴”，这就叫“返璞归真”。朴就是自然的本性，老子认为婴儿最能反映这种自然的品质，所以，在《老子》书中，多次提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但是，这种“无欲”的要求实在难以达到。因为在“万物自化”的事物面前，人如“无欲”、“无知”，无所诉求，岂不连自己在“自化”中所包含着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老子》六十四章)的作用也不能发挥了吗!特别是在老子所主张的“大道废”弃之后，更不能有过高的要求，所以只好降低标准，将“无欲”降为“寡欲”，人们至少也应该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寡欲的具体表现就是“知足”、“知止”。所以，老子学派将“知足”、“知止”看得非常重要，以为知足可以决定人们的荣辱、生存、祸福。他说: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5]

不仅如此，老子还将知足作为从主观上分辨贫富的标准。如能知足，就是客观上财富不多而主观上亦可认为是精神上的富有者，亦即所谓“知足者富”、“富莫大于知足”。因为“知足”之所以为足，则常足矣，常足当然可以看做是一种富有和富裕。反之，客观财富虽多，但由于主观的不知足，贪得无厌，可能酿成极大的祸害。由此可见，知足与寡欲是不可分割的，未有能知足而不寡欲者，也未有不寡欲而能知足者。

老子“寡欲论”的提出，也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对当时当权贵族的无厌欲求的一种强烈抗议。在《老子》五十三章中，他这样说: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意思是说，大道本来是很平坦的，但人们总喜欢走捷径。宫廷清除得整洁亮堂，而田地却经营得十分荒凉，仓库的储存也空虚得可怜;但那些执政者却穿戴着彩绣的衣冠，身佩着锋利的宝剑，享受着丰盛的酒宴，资财宝货绰绰有余;这就叫做强盗头子，完全是背道而行的呀!

继老子之后，庄子对“无欲”和“寡欲”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由于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在内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庄子主张“境界形态”的“道”，而老子主张“实存形态”的“道”。概略地说，老子的“道”其本体论与宇宙论意味较重，而庄子的“道”则将它转化为一种心灵的境界，而其求道之根本，则在于追求精神境界的超越和提升。所以，庄子所主张的“道”，不是老子所主张的本体论或宇宙论性质的实有或实存形态的“道”，而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心灵状态和境界形态的“道”。为此，庄子为了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最高境界的“道”，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岩之辞”^[6]，借各种人物的修养体验来展现其最高境界。所以，庄子的“无欲”和“寡欲”正好成了一种超越物质追求的精神满足的过程。在庄子看来，“其嗜欲深者天机浅”(《庄子·大宗师篇》)。这里的所谓天机就是庄子所谓的道机，是说欲望愈多则得道之可能愈少，所以人们应着重于“无欲”或“寡欲”的修炼功夫。在《庄子·马蹄篇》中，庄子这样说: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聚地)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还说:

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7]

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8]

这里，庄子为了说明“无知”、“无欲”对保持“素朴民性”的重要，以对抗社会的种种不公平现象，竟把人的生活与原始洪荒时代相提并论，这是完全错误的。但其强调“无欲”、“寡欲”的精神生活的满足可以填补物质生活之不足的重要性，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庄子正是从这种“无欲”、“寡欲”而可以得“道”的精神境界出发，对过度的财富和物质生活的享受，提出批评，认为那是违反自然“以物累形”，甚至会改变人的本性的一种社会现象。他说: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9]

且夫趣舍声色以柴(塞也)其内。皮弁(皮帽)鹬(羽饰)冠，搢(插)笏(珪)绅修以约其外。内支盈于柴栅，外重缠缴(绳也)，睆睆然在缠缴之中而自以为得。则是罪人交臂(反缚)历指(关指)，而虎豹在于囊槛亦可以为得矣。^[10]

以上两条引文，都说明庄子对过度地追求财富和物质生活享受的极端反对。因为在他看来，天下所尊重者，莫过于富足财宝、贵盛荣华;所喜爱者，也多是滋味爽口、丽服荣身、玄黄悦目、宫商娱耳。但是，人们哪里会知道，这样取舍声色以塞其内府，又用衣冠搢笏之类的朝服来约束其外形，实际上是有背于无为“寡欲”之道，乖离人生自然本性的一种丧真失朴的社会现象。对此而自以为得意者，又何异于被反缚着双手的罪人;更类似于虎豹遭陷而被困于囊槛之中。其自得者，实失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