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本身的变化并不通过身体遗传、通过遗传物质和染色体来传递，所以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里描述的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一种适应性进化的基本机制。因此，我们的观点会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的确，遗传上确实不能保证习惯和技能的稳定性，并且它们是如何融入到遗传基因的宝库中也是个未解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例如鸟类筑巢、猫狗的清洁等习惯可以遗传，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如果依照传统的达尔文思想的话，这些将无法解释；由此看来，达尔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一个人在他生命中的全部努力和劳动能对物种的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希望能在纯粹生物学的意义上推理出。因此，这个问题在人类身上考证其真实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所作的一些简单描述。

根据我们的假设，身体的变化与行为的变化是平行的，后者是前者偶然变化的一种结果，由于它自身利用了最初的优势，并且只有在同一方向前进的突变才具有选择价值，因此它会很快引导深入的选择机制进入既定的路线。行为随着新器官的发展越来越与其紧密相连。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具体的劳作但却拥有一双灵巧的手的话，那么这双手一定会妨碍你。从来没有经历努力的飞翔，你不可能拥有一双翱翔的翅膀；从来都不模仿周围听到的声音，你也不可能拥有一个精致的发音器官。把强烈希望使用某个器官并通过练习提高其技能与拥有一个器官看做是生物体的两个不同特征，这只是一种人工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对应，它只能通过抽象的语言来实现。行为是不会主动进入染色体的结构并在那里拥有其一席之地，这是我们都欣然同意的。但是，新器官自身携带的习惯和使用方式如果没有在生物体的使用过程中起到实质性的协助作用，那么选择机制在“制作”新器官的过程中就显得毫无作用了。因此，就像拉马克说过的那样，这两个平行发展的事物会在遗传上固定下来，并最终合二为一形成一个使用过的器官。

与人类制造工具的过程相比，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果不仔细研究的话，它们之间似乎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当人们非常急躁地制作一个精致物体时，在完成的过程中反复地使用它很有可能摧毁它。而大自然却不是这样，虽然它无法制作出生物体新的器官，但是它以连续的方式不断检验生物体新器官的效率，使得它们在自身的检验中不断完善，这是与人工制作完全不同的。然而，这个事实上的类比却是错误的，人类制造工具相当于个体从种子发育到成熟的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干扰因素是被限制的。在获得该物种拥有的全部技能和力量前，幼小的必须被保护而不能让它们工作。也许用自行车的发展历史和生物进化作类比更为合理。展览会可以用火车、汽车、飞机、打字机的历史来作对比，告诉你这种工具是怎样一年又一年、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地经历着变化。不过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就像在自然进程中一样，所说的机器应该是被连续使用的，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事实上是依赖实际获得的经验和改进的需求使得改进不断完善，而不是仅仅依靠使用来完成的。顺便讲一下，这里作类比的自行车就像一个老的有机体，已经到达了它可以达到的最完美阶段，因此以后将不会有新的变化。不过，它将继续保留而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