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阿尔的冬天阴冷异常，暴雨不断。无法外出写生的两位画家不得不缩在狭小的斗室里谈论艺术，而这加剧了两人的争执。高更随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梵高与我完全不相为谋，在绘画上的观点尤为不同。对他欣赏的杜比尼、齐耶姆和‘伟大’的卢梭，我丝毫没有感觉。而我热爱的安格尔、拉斐尔和德加，他竟嗤之以鼻。为了平息争吵，我只得说：队长，您有理！”

特别是对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评价，两人意见完全相左。高更非常敬仰塞尚，在巴黎时曾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跟在塞尚的身后不停地恳求教诲，而塞尚则始终保持沉默。高更私下里开玩笑说，应该给塞尚下点儿安眠药，好在他梦呓时偷学一些绘画的秘籍。这句话传到塞尚的耳朵里，塞尚就再也没有搭理过高更。梵高也见过塞尚，他羞答答地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对方，希望获得有益的建议。塞尚默默地一张张仔细看过之后，结结巴巴地就说了一句话：“画这些画的人一定是个疯子！”这是梵高最害怕听到的，因为他的家族的确有精神病史，他父亲还计划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因此，就在高更大谈塞尚如何伟大之时，梵高断然喝道：塞尚是个骗子！

其实，只要我们翻开西方艺术史就可以发现，这三个人同时继承了印象主义对绘画色彩的关注，又不约而同地以各自的方式反对着传统印象派对自然实物的过分依赖，被后人称为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三杰。

另一位两人为之争吵不休的是蒙提切利（Adolphe Monticelli），他是同时代法国画家中偏年长的，以“厚涂法”而闻名。厚涂法（Impasto）在意大利语中也称“面团”，顾名思义就是用很厚的颜料涂抹在画布上，并在画布上形成鲜明的笔触。厚涂法对成就梵高的绘画技法至关重要，但高更在私信中就言明：“梵高尊崇蒙提切利的厚涂法，这种无序的走笔是我最为厌恶的。”

两个人始终吵闹不休，最后高更永远以“队长，您有理！”来试图结束冲突。这是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词，可偏巧梵高不喜欢流行音乐，于是两人又再为“队长，您有理！”而争吵。平心而论，这两位极具天赋的画家都是个性鲜明的。梵高不善交际，生活邋遢，还经常自言自语。即便是他最亲近的弟弟提奥也难以忍受和他在一起生活，曾写信给妹妹诉苦：“……他体内有两个自我，一个极具天赋，细腻且富于爱心，另一个则是自私而暴烈……”高更同样因个性原因几乎众叛亲离，包括他一生钟爱的妻子和儿女。

高更提出要为梵高画一幅肖像，作为礼物送与提奥。其实他早生离意，计划在分手之前答谢对方。画的名字叫作《画向日葵的人》（The Painter of Sunflowers）。

画作右侧的梵高面带倦容，俯视下方，左侧肩膀到臂部处于画幅之外。画作左边有一丛摆放在蓝色花瓶中的向日葵，花朵正好完全遮挡住了梵高的画板，让人看不到他的画。是不是高更借此隐喻梵高始终无法脱离客观现实，缺乏艺术的创造？背景是一幅放大尺寸的画作，很可能是高更自己的作品《蓝树林》的一部分。是不是高更自以为是地暗示他给梵高带来了启迪？由于两人都没有在信中提及相关内容，这些也只是凭空猜测罢了。

画中最为生动的是梵高持笔的右手。高更在晚年回忆梵高时，还专门提到过这双“白净而灵巧”的手。然而，梵高在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脸上立即失去了笑容。他眉头紧锁，呼吸急促，一阵沉默后大声怒吼道：“这就是我？疯了的我吗？”于是两人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

当天用晚膳时，两人面对面坐在餐桌前，沉默不语。梵高忽然抄起面前的酒杯向高更砸去，高更灵巧地闪开，但被泼了一身酒。他一个箭步抱住梵高，把他扶到房间睡下。第二天梵高醒来时对前一天发生了什么浑然不知，只记得好像冒犯过高更。高更讲了事情经过后，表示自己要离开阿尔。梵高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落空，无数心血付之东流，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恳求高更留下。最终，在梵高反复的哭诉、哀求之下，高更才勉强答应暂留下来。

之后的时光变得死气沉沉，梵高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高更担心受到攻击而夜不能眠，经常在半梦半醒时突然见到梵高幽幽地立于自己床前，被吓出一身冷汗。高更在信中陈述了1888年12月23日的情况：“我出门后梵高追上我说：你沉默，那我也沉默。”15年后，高更旧事重提时，情节则做了改动：“……我转过身，看到梵高向我冲过来，手里握着一把剃刀。那一刻，我凝视他的眼神一定非常坚定有力，使他停下来，低着头，一会儿就转身走回屋里。”梵高回到房间之后就发生了众所皆知的惨剧：他割下了自己的左耳，又把它送给了本地妓院的一个女孩。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满身是血地晕倒在自己的房间，急忙把他送去医院。高更独自离开了阿尔，两人从此天各一方。梵高在医院内情绪始终不稳定，还不停地询问高更的行踪。一个月后，他逐渐恢复，并画了著名的割耳后的《自画像》。

由于梵高病重期间的记忆模糊，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有高更的一面之词），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争论主要集中在两点：梵高是将整个左耳割下还是仅仅切了一点耳垂？他为什么要把左耳送与妓女？美国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在《梵高传——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中写道：梵高结识的妓女曾多次开玩笑说，如果他没钱了就可以用耳朵当成嫖资。这部小说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欧文·斯通的说法几乎成了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2016年，一位居住在阿尔的爱尔兰女作家贝纳黛特·墨菲（Bernadette Murphy）出版了一本叫作《梵高的耳朵》（Van Gogh's Ear：The True Story）的新书，揭示了她耗时7年的研究成果。她好不容易找到了《渴望生活》的作者欧文·斯通的档案材料，发现欧文·斯通于1930年采访了当时唯一活在世上的当事人——为梵高处理伤口的雷伊医生（Félix Rey），并请医生亲手画出了梵高的耳伤图（现存梵高博物馆）。该图证实了被切掉的是梵高的整个左耳。

为了解开梵高把自己的残耳送给妓女之谜，贝纳黛特·墨菲居然找到了这位名叫佳布丽（Gabrielle）的阿尔女孩的行踪。当时她只有19岁，是阿尔妓院的清洁工。梵高在巴黎时就曾遇到过她，她在巴黎短期停留期间被狗咬伤，在诊所接受治疗时跟梵高哭诉，担心自己以后会留下丑陋的伤疤（梵高在信中也曾提及此事）。梵高在病情发作时失去了理智，一切行为只受潜意识的控制。他充满宗教情结的“救赎”意识促使他把自己当作圣徒，要拿自己的身体去救助可怜的人。于是他把残耳献给了佳布丽，还说了一句《圣经》中的话：“你会将我牢记心中。”

其实，梵高对艺术的追求何尝不是一场救赎。生活中接连不断的挫折更加坚定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视终生受苦受难为替世人赎罪的正途。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梵高一生遇到了无数坎坷，可他却愈发执着地去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