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梵高寄给高更的《自画像》被他命名为《日本和尚》，现藏于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Harvard Art Museums）。

梵高十分喜爱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的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他在书中一位东方和尚（只是一个配角）的生活中寻找到了共鸣——在大自然中冥想，远离尘世的喧嚣，崇尚简朴的物质生活……一切都与他的现状相符。于是梵高在这幅《自画像》中把自己设计成日本和尚，原本的蓝眼珠在画中也变成了东方人的棕色。

其实日本一直是梵高向往的国度。第一眼见到阿尔的风景时，他就迷恋上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使他仿佛置身日本。正如他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所说的：“这里的河水是绿色的，天空之蓝犹如日本木雕中的颜色……”与画友互换《自画像》，也是在仿效日本版画家们的习惯。而日本的浮世绘对于梵高的艺术影响更是空前巨大的。他曾在1888年7月15日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日本艺术。”他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日本趣味”（Japonaiserie）。

作为回应，高更也给梵高赠送了一幅《自画像》，现藏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Van Gogh Museum）。

画中的高更阴郁地斜视着，表情中略带些“江湖气”，像是一个被流放的罪犯。其实，这正是高更刻意塑造的形象。在写给梵高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此画的创意“面部就像冉·阿让一样坚毅，褴褛的衣衫遮不住他内心的高尚、温柔与热情。红色的脸庞如发情期的动物，红眼圈代表了熔炉般的激情，灵感在呈现，隐喻像我们一样内心炙热的画家们。”冉·阿让是雨果小说《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主人公。他经历过穷困潦倒，也体验过显赫富贵，历尽苦难却始终保持着一颗正直善良之心。高更以冉·阿让自比，还在《自画像》右下角自己签名的上方写下画的名字：Les Misérables。

这幅与《悲惨世界》（直译为《悲惨的人》）同名的《自画像》以鲜花图案的墙纸为背景，好像是“少女的闺房”，被高更解释为“纯洁艺术”的象征。右上角悬挂着一幅人物的侧面画像。此人是高更的朋友埃米尔·伯纳德（Émile Bernard），一位比他小20岁的画家。高更十分敬重伯纳德（他也是梵高的朋友），他们在布列塔尼时住在一起。高更早期的画风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伯纳德的影响。在伯纳德的一幅《自画像》中，背景也有高更的画像。

梵高执意邀请高更组建“南方画院”，除了敬仰对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俩人在艺术观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希望脱离印象派的窠臼，都喜欢不经调配的纯色，还同样喜爱日本的浮世绘艺术。例如在这幅《自画像》中，高更就吸取了浮世绘的“图案化风格”。

所谓“图案化风格”，简单来说，就是把现实中的风景、人物简洁化，剔除不必要的细节，以增强画面的装饰效果。“图案化”的高更《自画像》给人的感觉像是简笔画，过于单薄。不过，在高更、梵高看来，这也正是艺术发展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