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7年的巴黎沙龙展总共有1615件作品参展。3年前路易十八逝世，其弟查理十世接掌王位。他一反前任的温和作风，大力宣扬君权神授，打压自由派，因此这一届沙龙平添了许多歌颂波旁王朝的作品。

安格尔感了到后生可畏的压力，希望以《荷马的礼赞》（The Apotheosis of Homer）来捍卫自己的地位。在画中，他选取了从古至今的45位古典主义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让他们围绕在古希腊诗人荷马四周，通过这些古今圣贤来为自己站台（单打独斗改成打群架了）。

德拉克洛瓦的参展作品为《萨达纳帕勒斯之死》（TheDeath of Sardanapalus），取材于拜伦的剧作，描绘亚述最后一位国王在自杀之前命令屠杀后宫的嫔妃们，被称为继希阿岛之后的“又一场屠杀”。

两人的作品同台展示，标志着一场势均力敌的好戏上演。会场入口处一幅名为《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大比拼》（Grand Combat Between the Romantic and the Classic）的巨型漫画引来了无数看客。那么，以安格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和以德拉克洛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下面就以他们这次沙龙展的作品为例，再结合各自的其他画作，逐一加以对比。

首先是美学思想不同。安格尔尊崇温克尔曼的美学思想，以古希腊美学为准则，追求均衡、统一、单纯、庄严的形式，是太阳神阿波罗式的正统而理性的美。他强调继承，反对创新。在《荷马的礼赞》一画中，古希腊的神庙居于正中，四十多人横向排列，左右均匀对称，呈现出稳定的“金字塔”式构图，使画面和谐有序。他还使用古典主义惯用的象征手法，将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拟人化地画于荷马座下。

而德拉克洛瓦深受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美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就是“创新”。伯克在其《论崇高与美丽概念起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一文中指出，“崇高”来源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和忧患意识。这也许就是浪漫主义画家热衷于表现灾难题材的根本原因。德拉克洛瓦追寻的美是酒神巴库斯之美，激情澎湃，狂野自由。他喜欢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用发自内心的激情来引发观者的共鸣。在《萨达纳帕勒斯之死》中，德拉克洛瓦使用了富于冲突的“对角线”式构图法，各种物体组成的S形曲线俯拾皆是，像一盘四处乱爬的虫子，以烘托末日的氛围。

其次是表现的题材不同。当时的美术学院将绘画的题材明确划分出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历史题材（包括神话、宗教和历史）最为高尚，其次是肖像画，之后依次为风俗画、风景画、静物画。安格尔自称是“历史画家”，他的题材多取自历史上公认的英雄故事。而德拉克洛瓦则喜欢别出心裁，鄙视人云亦云，因此他的画多数与“新文学”和新闻事件有关。

其三是追捧的前辈画家不同。安格尔一生崇拜的拉斐尔和普桑都是古典主义规则的创立人。他不仅在创作中借鉴了很多拉斐尔画作的人物姿态和技巧（如《荷马的礼赞》就是效仿的《雅典学院》），还将拉斐尔①、米开朗琪罗②和普桑③画到作品中以示敬意，其中的普桑完全临摹了他本人的《自画像》④。而德拉克洛瓦则崇拜鲁本斯和威尼斯画派的委罗内塞。从来独辟蹊径的他只仿照鲁本斯画过《猎狮图》。

其四是人物姿态不同。用现代摄影的术语打比方，安格尔的人物姿态是“摆拍”，而德拉克洛瓦则是“抓拍”，还没“抓好”。安格尔追求理想的美（哪怕给美女多加三根脊椎骨），人物的姿态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在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而德拉克洛瓦不刻意安排人物姿态，力求自然真实，有时甚至太过随意，显得“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其五，也是两人的终极差异，是关于“线条”和“色彩”在绘画元素中的地位问题。在安格尔看来，准确简练的线条是绘画成功的基础，素描则是获取完美线条的手段。只有学好素描，才能够把握色彩、构图、明暗、透视、质感等一切绘画要素，并最终组合起来使画作臻于完美。过于突出任何一个单独的要素，都会分散观者的注意力，破坏整体的和谐。因此，安格尔推崇线性素描，其实是在“整合”各个绘画要素。他的素描作品简洁凝练，人物呼之欲出，毫不逊色于其油画作品。比起素描的“王者地位”，安格尔把色彩比喻成“宫廷小姐”，与其他绘画要素一样，是对和谐整体的“锦上添花”。

德拉克洛瓦则把色彩放在了一切绘画要素的首位，以致在他的画作中，轮廓线都被大片的色彩所模糊化了。他发现了一个有关色彩的秘密，并记录在了1852年5月5日的日记中：“在多云的天气里，没有阳光，（要画的物体）也就没有清晰的明暗，每一样东西都是本身的色彩，一团一块地呈现出来……”他发现古典主义绘画中的阴影部分永远都用深棕色，其实是违背客观现实的。阴影也应该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如果您去过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羚羊谷（Antelope Canyon）游览，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用肉眼看上去处于灰色阴影中的岩石，在照相机拍出的照片中，却呈现出瑰丽的色彩。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根深蒂固地认为影子是灰色的，并“欺骗”了眼睛！而相机则真实地反映了色彩。德拉克洛瓦的这篇日记深刻影响了一批后来的艺术家，并成为新艺术的宣言。这批后起之秀被称为“印象派”。德拉克洛瓦还发现色彩本身就具有表现力，是人们内心丰富情感的载体。在《萨达纳帕勒斯之死》一画中，他有意运用红、绿两种互补色，以渲染末日的氛围。

德拉克洛瓦对色彩的强调无意识中改变了艺术发展的方向：从过去各艺术要素统一服务于题材变为单纯地关注一个绘画要素，如色彩。也就是说，与安格尔的“整合”恰恰相反，德拉克洛瓦是将绘画要素相“剥离”。

在随后的艺术发展中，安格尔确立了法国学院派的整体风格，布格罗（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卡巴内尔（Alexandre Cabanel）、库蒂尔（Thomas Couture）、科特（Pierre Auguste Cot）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忠实继承了安格尔倡导的风格。这种“甜腻”的风格很容易第一时间打动人，可是在长此以往，即便是普通观众也对这种毫无创新的“招贴画”审美疲劳了。杜米埃的漫画《怎么今年又是维纳斯》反映了人们对此的厌倦。

而德拉克洛瓦开拓出的新风格逐渐成为艺术发展的主流，各种新流派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