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典信息论中，“公共信号库”这个概念指的是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一种约定，在一般情况下，约定的内容越多，公共信号库就越大，信宿从信源那里能够获得的信息量也就越大。人与人之间进行通信的前提就在于信源与信宿具有可以共享的“公共信号库”或相互有重叠的知识库。作为一种特殊的通信活动，人际沟通也同样需要有一个“公共信号库”作为其成功的前提。通常，作为信源的第一沟通主体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等信息内容传递给沟通对方，他只能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范围内进行编码。同样，作为信宿的第二沟通主体也只能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范围内破译出沟通对方发来的沟通符号所蕴含的意义和所载荷的信息。这样，人际沟通双方知识和经验范围的交叉重叠，即存在一个“公共信号库”便成为人们之间有效沟通的基本前提。人际沟通双方在其知识库中只有具备一部分相同的先验信息，即存在一个“公共信号库”，彼此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才能相互理解，实现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否则，作为信宿的沟通主体在对信源发来的符号代码进行译解时至多只能接收语法信息，而不能接收语义信息，更不能接收语用信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情形:作为发信方的沟通主体在传递信息时只是使用了很简单的符号代码，而作为收信方的沟通主体却能够“心领神会”，破译出发信方所要传递的全部信息内容，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际沟通双方存在着一个“公共信号库”，相互之间具有一个重叠的知识库。这个“公共信号库”越大，说明人际沟通双方所具有的先验信息越接近、越相通，信宿的解码活动也就越能够有效地进行。反之，如果人际沟通双方的知识库中没有储存一部分相同的先验信息，彼此之间不存在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信号库”，那么他们相互就不能理解，当然也就谈不上彼此之间能够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与交流了。例如，对于不了解交通指示灯“红、黄、绿”所表示的含义的人来说，他只能观察到不同颜色的变化，但却不能从中获得有关交通指示的信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人与交通指示信号的发出者之间没有一个可以共享的“公共信号库”。当然，人际沟通是一种远比普通通信活动更为复杂的特殊通信活动，其中的公共信号库并不仅仅是指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一些简单的约定，而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说来，作为成功解码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之一，“公共信号库”通常包括以下诸方面的要素:

1.共同的符号代码本

我们在前面绪论中讨论人际沟通符号的相通性特点时曾经指出，人际沟通作用的发挥只有在作为信源的发信方和作为信宿的收信方掌握了统一的编码解码体系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简言之，人际沟通双方应该运用彼此相通的符号代码系统进行沟通，这实际上也就是说，人际沟通双方在传递和交流信息时必须使用共同的符号代码本。之所以要求人际沟通主体这样做，其道理很简单。众所周知，我们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总是以特定的符号代码作为传递信息和交流信息的载体的，人际沟通信息的获取总是以人际沟通符号意义的破译为前提的，如果人际沟通双方使用的符号代码本不同，信宿的解码就很难与信源的编码取得一致，当然也就达不到信息交流的要求。试想，我用汉语，你用英语，如果我们都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又没有翻译人员在场，我们怎能破译对方沟通符号的意义呢?又如何理解和获取沟通对方所传递的信息?对于一个不懂英语的人来说，当他与一个只会说英语的人交谈时，他只能接收到不同频率的声波，却不能从沟通对方谈话中获得关于语言含义的信息，这便是由于人际沟通双方没有共同的符号代码本所致。据说，在英国西海岸的一个小岛上，住着数千名佛卡族人，他们以“哭”表示“欢乐”，喜庆时都要大哭一场;相反，碰到生离死别，则以“笑”表示“悲痛”，倘若我们与他们进行沟通，哪能不被误解呢?究其原因，这仍然是由于人际沟通双方没有共同的符号代码本所致。因为同样形式的符号代码，在人际沟通双方看来，代表的意义却截然相反。一般来说，任何一种符号代码本都是由基本的符号代码表和组合规则两部分构成的，有些复杂的符号代码系统，其符号代码的数量是无限的。比如，言语沟通符号系统中的符号代码，其数量就是无限的。词是符号代码，词组和句子等按一定组合规则组合的复合体也是符号代码。符号代码本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符号代码的组合规则。符号代码的组合规则常常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言语沟通符号系统中的词法、句法是符号代码的组合规则;非言语沟通符号系统中的约定、惯例也是符号代码的组合规则;掌握符号代码的组合规则不仅对于正确地“编码”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成功地“解码”也是必不可少的。

2.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

作为人际沟通信息的载体，无论是言语沟通符号，还是非言语沟通符号，它们都不仅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此，不仅是对人际沟通信息的编码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且对人际沟通符号的破译更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在人际沟通过程中，作为信宿的沟通主体是否与作为信源的沟通主体共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对于正确的解码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沟通双方缺乏相通的(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导致的错误解码或解码失败的情形是不难发现的。

3.类似的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是一个人生活阅历的积累。通常，生活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生活经验，因为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人们在生活方式和方言习俗上也往往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例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与当今的中国人在生活方式上就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南方和中国北方在方言习俗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南方籍的同志出差去哈尔滨办事，下火车之后天也快黑了，又带了不少东西，出火车站就向当地人打听:“哪儿能找到旅馆住?”第一位被问的当地人回答说:“往前走，那儿旅馆贼多!”这位外地同志一听此话心里一惊，见到了一个旅馆也没敢进去住。然后，他又接连问了好几个当地人，而得到的回答却都是一句类似的话:“旅馆贼多!”结果他怕被盗，只好又返回了火车站，在候车室里蹲了一夜。后来，这位南方籍的同志才明白，哈尔滨人说话中的“贼”字表示“特别”的意思，当地人所说的“旅馆贼多”实际上就是指“旅馆特别多”，这与他所理解的“贼——小偷”的含义根本不同。这位南方籍的同志之所以对那些哈尔滨当地人所使用的符号代码产生了误解，其原因正是在于作为收信方的沟通主体(这位南方籍的同志)与作为发信方的沟通主体(哈尔滨当地人)双方没有类似的或共同的生活经验，信宿对信源所在地的方言风俗不甚了解，进而使信宿的解码活动发生了障碍，导致了失误，乃至出现了这种笑话。可见，人际沟通双方是否具有类似的或共同的生活经验，对于信宿解码的成功与否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4.一般性的常识

所谓常识，它指的是一般人应该掌握的知识。常识是“公共信号库”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我们在前面第六章中讨论编码的码位简洁性原则时曾经指出，在人际沟通活动中，我们应该以最经济的符号手段输出最大的信息量，使作为信宿的沟通主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较多的有用的信息。然而，我们怎样才能以最经济的符号手段输出最大的信息量又不至于使信宿在解码时感到有困难呢?充分利用人际沟通双方对一般性常识的了解，应该说是保证信宿有效解码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众所周知，我们在人际沟通过程中用来传递和交流信息的符号代码既有同形异义的现象，也有一词多义的现象，更有大量的省略、隐含、反语等情形。因此，作为信宿的沟通主体在对沟通符号的意义进行破译时如果没有一定的一般性常识作为基础，他不仅解释不出人际沟通符号的潜意义，而且连人际沟通符号的显意义也很难准确地解译出来。比如说，钢笔中是不会装进人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缺乏这一点起码的常识，那么我们也许就连最简单的一句话“John is in the pen”的意义都解译不出来，因为“pen”这个英文单词有同形异义的特点，它既可以表示“钢笔”，也可以表示“牲口棚”。而常识告诉我们，John不可能待在钢笔里，而这句话的意思只能解译为“约翰在牲口棚里”。因此，常识对于正确解码的作用是显然的，它至少可以帮助解码者在英文单词“pen”的第一种意义“钢笔”之外寻找正确的答案。在深层的解码中，一般性的常识更可以帮助解码者解释出人际沟通符号的潜意义。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有许多隐藏在沟通符号之表层意义背后的话外音往往可以借助于一般性的常识予以揭示出来。例如，甲乙两人对话，甲说:“李明说伦敦是法国的首都。”乙说:“他可真聪明啊!”对于乙所说的话，我们便可以借助于一般性的常识来解释出其潜在的意义。虽然乙的话字面意义是“他(李明)聪明”，但是这句话传输的实际意义或语义信息却是“他(李明)愚笨”。而对“愚笨”之意的理解，来自于人际沟通双方共有的一般性常识，因为人际沟通双方都知道，“伦敦是英国的首都”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常识，如果不具备这一常识，则当然谈不上聪明，在这种情况下说一个人聪明，实际上是讥讽之意。

5.共通的专业背景知识

人际沟通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作为人际沟通的内容，人们之间相互传递和交流的信息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十分普通的经验、情感，又有高度专门化的思想、观念。当人们之间所传递和交流的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信息内容时，人际沟通双方共通的专业背景知识便成为沟通双方“公共信号库”中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我们知道，对人际沟通符号的译解，对人际沟通信息的接收，同人际沟通主体观念中已经储存的先验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专业性较强的人际沟通活动中，情况更是如此，一个没有一定专业背景知识的人尽管可以感知沟通对方传递过来的某种感性信号或符号，但他却并不能真正接收这种信号或符号所携带和传递的信息，因为人们对感性信号或符号意义的理解，对信号或符号所载荷的信息的接收总是以其已有的背景知识为基础的。比如说，一个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测仪器感光板所接收的微小光点，可以获得宇宙太空中某个遥远天体物质的信息，而没有天文知识的人却从中得不到这种信息，两者之所以从同样的感性信号中获得的信息不同，其原因无非是在于他们所具有的专业背景知识各异。对于一本专业性的科学理论著作的读解也同样是如此，外行人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文字、符号的连缀与组合，而不知其中包含着何种意义、负载着何种信息，但是专业工作者则相反，他们往往可以通过对一串串符号序列的解码，从中获取大量的有用信息，究其原因，这无非是在于外行人与科学理论著作的作者缺乏共通的专业背景知识。而专业工作者则不然，他们与科学理论著作的作者所共有的专业背景知识为其阅读过程中的正确解码，进而为读者与作者之间有效的人际沟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我们也许不会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社会科学家不懂原子科学知识，那么他当然就无法就“裂变反应和聚合反应”等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同自然科学家进行信息交流。由此可见，只有人际沟通双方具备一部分共同的或相通的专业背景知识，人际沟通双方才会有“共同的语言”，专业性较强的高层次人际沟通活动才有可能有效地进行。

6.相当的修养水准

“修养”是一个含义十分宽泛的概念，我们在此所说的“修养”主要包括人际沟通双方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通常，不同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往往决定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而作为人际沟通双方“公共信号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际沟通双方修养水准是否相当常常会影响到信宿解码的效果进而会影响到整个人际沟通活动的成败。就思想修养而言，具有不同思想修养水准的人常常会对同样的人际沟通符号产生不同的理解。有这样一个故事:“文革”时期，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将军经过一个哨位时，他问哨兵:“想不想家呀!”哨兵答道:“报告首长，为了革命，不想家!”谁料到这样的回答竟会招来将军的斥责:“革命就不要家了?没有家哪来国?连家都不想咋保国?大话、空话、套话、假话!”将军接着对哨兵说:“不想家的兵不是好兵。记着，要想着家里的父老，才能对得起肩上的钢枪。”这里，哨兵之所以对皮定均将军欲传递的信息产生了误解，其原因正是在于哨兵的思想修养水准与皮将军的思想修养水准不相当，哨兵没有从皮将军那较高的思想修养水准上去理解他的话，因而才招来了皮将军的斥责。人际沟通双方的思想修养水准不相当可能会致使信宿的解码出现误差，人际沟通双方在文化修养上的差异同样也会导致信宿解码的失败。因为对符号含义的把握，实质上是符号与其使用者及其文化和知识背景“互动协商”的过程。人们所处的文化修养层次不同，即使是对同一符号代码也会作出不同的理解。例如，曾有这样一个流传颇广的“小幽默”:一对情侣晚上出去散步，男士大概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而女士或许是比较务实、文化修养不太高。当他们见到月色很好时，男士便发感慨道:“多好的月光啊……”女士马上应道:“明天好晒衣裳……”这里之所以产生某种喜剧效果，主要是因为男女双方在文化修养水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男士的编码与女士的解码不是处于同一文化修养水准上。男士说“多好的月光……”，既有“月光好”的显意义，更重要的还有由此生发而出的一些富有诗意的“潜意义”。但是，他的女友在对这一符号代码进行译解时，虽然解译出了“月光好”的显意义，但是却没有像她的男友所希望的那样去解释这一符号代码的潜意义。相反，她则是由“月光好”这一显意义联想到“天气好”，由“今天天气好”推想到“明天天气也会好”，乃至“会出太阳”，最终便得出“明天好晒衣裳”的结论，以此作为对男友所发消息的“反响”。在此，作为信宿的女士之所以未能破译出其男友欲传递的实际信息内容，进而导致信息的交流出现了偏差，其原因无非也是在于人际沟通双方没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水准，女士那较低的文化修养决定了她不可能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水准的男友发出的符号代码作出准确的解码。

综上所述，人际沟通双方的“公共信号库”是一个内容含量十分丰富的先验信息库，其中所存储的每一种先验信息对于沟通主体的正确解码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人们头脑中业已存储的先验信息或背景信息并不是先天固有的，也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人们在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通过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加工、储存，不断积累起来的。总之，不断地积累信息，以之为背景，建立一个可以为人际沟通双方所共享的“公共信号库”，是我们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正确解码的基本前提条件之一。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建立一个可以为人际沟通双方所共享的“公共信号库”是成功解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即使人际沟通双方建立了一个“公共信号库”，也未必就能保证信宿可以准确无误地破译出沟通对方所传递过来的符号意义，因为解码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维操作活动，其成功除了需要人际沟通双方有一个“公共信号库”之外，它还必须满足另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这个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下一小节要讨论的“正确地利用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