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非言语沟通符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产生和使用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作为一定文化的产物，非言语沟通符号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鉴于非言语沟通符号的文化差异对于人际沟通活动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笔者在此专辟一小节来对非言语沟通符号的文化差异及其表现作简要的剖析。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所依据的共同观念体系，亦即该民族的概念设计或共同的意义体系。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人，往往具有民族本位的偏见，往往会以他们自己的文化眼光去看待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去理解其非言语沟通符号，因而不同文化背景中的非言语沟通符号在使用和意义上必然有所不同。文化可以塑造不同的行为表现以使其社会成员对某些符号反应敏感，对另一些符号则又反应迟钝。正因为如此，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其仪态举止和身势动作也各不相同。由于在一种文化中所觉察到的行为表现或者身势动作与在另一种文化中所觉察到的身势动作或行为表现可能不同，一种文化中高雅的举止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会被视为粗俗，因此，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误解就会频繁发生。我们有必要对非言语沟通符号的文化差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非言语沟通符号的文化差异在各种类型的非言语沟通符号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手势”这一常见的动姿沟通符号。西方一些民族把“拇指朝下”表示“坏”或“差”，表示“非常满意”时则以食指和拇指搭成圆圈。美国人表示“好”或“同意”时，往往以食指、大拇指搭成圈，余下三指向上伸开，做出英文字母“OK”的造型。在法国，此手势则是“毫无价值”的意思，而英国人则以此动作表示“再见”。如手心向上伸出招手，在英国表示招呼人过来，而在日本这是叫狗的动作。竖大拇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手势，它通常意指高度的赞扬;但是在希腊，如果急剧地竖起大拇指，则意思是要对方“滚蛋”。不仅手势所表示的意义具有文化差异，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人们使用手势的频率和作用也不相同。在罗马语族国家里，手势在人际沟通活动中的作用往往大于其他国家，人们表达任何一种意思都要伴随大量的手势;而在北欧国家，那些缄默的民族讲话时却很少打手势。

静姿沟通符号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常常具有“此处无声胜有声”之功效，然而，它也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在美国，随便洒脱的态度是为人们看重的，人们经常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站立时则显出一副松松散散的样子;而在诸如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生活方式是比较正规的，懒散的姿态则是一种唐突无礼和粗俗难耐的举止标记。再比如，女子跷起二郎腿坐着这一静态姿势，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中，美国人认为女子的这种坐姿也无不可;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女子跷起二郎腿是举止轻浮或者教养不良的表现;而在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女子坐时跷着二郎腿常被人们视为妓女。

情态语沟通符号主要包括眼语和面部表情。眼语是最富表现力的非言语沟通符号之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眼语的使用及其表达的含义都存在着差异。例如，阿拉伯人在谈话时，一定要看着对方，他们自幼就教育孩子，与人谈话不看对方是不礼貌的表现;瑞典人在交谈时，习惯于频送秋波;而日本人在谈话时，直瞪瞪地瞧着对方的脸就是失礼了，他们规定只能看着对方下巴底下一点的脖子，使对方的脸和眼睛处于自己视界的边缘;在中国，当人们相互交谈时，眼睛紧盯着对方，一般来说也是不礼貌的行为;英国人谈话虽然也有目光对视，但要少得多;在美国，一个男人看一个男子时，时间长了，对方就会感到不安，怀疑对方是否有其他意思。当然，也有不用眼语进行沟通的，南美印第安人部族图托和保罗罗人就是如此。他们与人交谈时，眼睛要朝四面八方看，若在公众场合下讲故事，讲话者要背向听众，眼睛要盯着屋角;肯尼亚的洛人部落则更奇特了，他们规定女婿与丈母娘讲话时背对着背。就“面部表情”这一典型的情态语沟通符号而言，其文化差异也是存在的。例如:“笑”这一面部表情，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往往都是内心喜悦情感的表现。然而，沙特阿拉伯有个少数民族却认为“笑”根本就是一种不友好、不尊重人的表情，甚至恋人之间也是不许笑的，否则将会被视为情感破裂;而非洲南部的巴苏陀族在举行婚礼时也是不准笑的。

触摸语沟通符号是一种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的非言语沟通符号，它对于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情形，特别是在意义上发生变化。一般来说，比较保守、内向的英国人使用触摸语沟通符号的频率要少于外向、活泼的美国人。此外，同一形式的触摸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常常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携手同行，会被视为有伤风化。即使是在当今的中国，异性间在公开场合中过多的身体接触，也会为大多数人“看不惯”，而同性之间较多的身体接触却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是，在美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异性之间的身体接触在公开场合并不使人反感，倒是同性之间过多的身体接触常被人视为“同性恋”。

近体学沟通符号包括位置、距离和朝向，它们三者都存在着文化差异。在许多地方，位置的安排是很有讲究的。在中国人看来，尊贵的座位是最显要的位置，而在英语国家，人们则认为尊贵的座位是离主人最近的座位。中国夫妇常常坐在一起，而英语国家的人则往往尽量将夫妇的座位远远分开。英语国家避免两名女子或两名男子挨坐在一起;而中国却尽量使同性坐在一起，在传统上有时男女甚至分桌而坐。中国儿童在宴席上的地位要比英语国家的儿童高;英语国家的儿童往往不出席或单坐一桌，在餐桌上也像成人一样，男女间隔而坐，而中国儿童却往往和大人坐在一起;在英语国家的家庭餐桌上，父亲一般坐在桌子一端，母亲往往坐在靠近厨房的另一端，子女分坐餐桌两边，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而在中国的家庭餐桌上，父母坐在一起，母亲一般习惯于坐在父亲的右侧，最小的孩子习惯于坐在母亲的身边。文化不同，体距也各异。在一般情况下，西班牙人或阿拉伯人的谈话，沟通双方之间的距离属于亲密区;而这在英国人、美国人看来却是不能理解的，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侵犯和干扰行为。在人际沟通过程中，中国人通常要比美国人靠得近;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又比中国和东亚地区的人靠得更近一些。在中国，人们之间的沟通距离比英美人要开放得多，英美人在一起时，如果有局外人走进18吋的距离范围，即使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一定会被看成是一种侵扰;而中国人却不一定有此感觉，在他们看来，公开场合就是绝对公开的。至于“朝向”这一近体学沟通符号，其文化差异也是不难发现的。例如，中国人讲话时，面对讲话人的时间要较之英美人更长一些，而英美人在听人讲话时常常是双目俯视，将耳朵朝向讲话人，他们把这一朝向看成是洗耳恭听，但是，中国人则可能以为这是一种爱理不理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看标志语沟通符号。“花卉”可谓是一种人们常用来在人际沟通过程中传递信息的标志语沟通符号。然而，古今中外的花卉往往会因文化习俗而有所差异。在欧洲，母亲送给子女的花卉，往往是把冬青、樱草、金钱花、凌霄花，僧艳菊配为一束，以示“爱抚”之意;在青年男女之间，则以“蔷薇”求爱。在中国，“玫瑰花”是用来“求爱”的，而“并蒂莲”则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夫妻恩爱”的象征。发饰也是一种颇能反映文化差异的标志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们的发饰常常呈现出不同的“程式”及含义。中国古代的“男子束发”表示成年，而清末民初则以“割去辫子”表示反叛，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嬉皮士运动”、“同性恋者”们则煞费心机地将头发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黏合”为各种各样奇怪的“立体造型”。

即使是辅助言语沟通符号以及无固定意义的类语言沟通符号也都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文化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中国人习惯于把女性“尖”、“细”、“清脆”或“婉转”的声调视为“动听”或“女性美”的特征之一;而美国人则更欣赏女性的“低沉”甚至“略带沙哑”的声音。再比如，在中国，若在一句或数句之间加上“拖尾音”，或“嗯……”、“嘛……”、“啊……”、“呃……”之类的功能性发声，那么这种类语言沟通符号常常是一种所谓“官腔”的流露;而在许多其他的国家，人们听到这种声音则未必会有同感。从本质上看，这也是非言语沟通符号之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形式。

【注释】

[1]转引自曲彦斌:《副语言习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2]［美］克特·W.巴克:《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3]［苏］费定:《早年的欢乐》，左海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页。

[4]［美］克特·W.巴克:《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页。

[5]转引自刘懿:《身体语言密码》，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6]［美］朱利·法思特:《人体语言》，陈钰鹏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7]转引自邵伏先:《人际交往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8]［匈］拉·巴拉兹:《电影美学》，何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