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且十分普遍的符号现象，作为沟通信息的载体，它在人际沟通活动中既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常常有碍于沟通双方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交流，它往往给人际沟通活动中作为信息接收方的沟通主体的正确解码带来困难。例如，有位初次到北京的外地游人在北京供电局门口向一位当地的行人询问:“请问，到王府井怎么走?”只听对方回答:“往东往北再往东。”我们知道，东南西北都是模糊性语词符号，它们没有明确的界限，东，东到哪儿?北，北到哪儿?问话人听了莫明其妙，简直跟没有听到回答一样，因为回答者所使用的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并没有向问路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即他的回答没有消除问路者对“去王府井怎么走”所存在的不定性。此时，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无疑有碍于正常的人际沟通活动，对人际沟通当然也就具有消极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对于人际沟通活动具有消极作用便就否定其在人际沟通活动中能够发挥积极的功能。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格·哥根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描述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件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递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作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也就是说，不确切性有助于提高效率。”^[8]也许，这话说得未免有些过头，但是它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人际沟通活动中，沟通主体所追求的主要目的常常并不是人际沟通的精确性或模糊性，而是人际沟通的有效性。实际上，人际交往日趋频繁、复杂，要求人们在任何场合、任何情景、任何语境都使用绝对精确的沟通符号，既是办不到的，也是不需要的，甚至是不利的。在许多交往场合，我们不但不能或者不该排除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而且还要利用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来实现有效的人际沟通。例如，甲告诉乙:“正在下大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大雨”实际上是一个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一般来说，谁也不知道怎样给甲所说的“大雨”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大雨”不过是“小雨”的对称——不是很小，而是很大，“大”和“小”其实只不过是一对模糊性语词符号而已，一般也很难下定义。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的沟通活动碰到这种模糊概念，也就满足了——言语沟通符号完成了它的社会职能，它传达了信息，说话者给听话者传达了“外面没有出太阳，也不是阴天，也不是密云不雨，而是下大雨”的信息。在此，“大雨”虽然是个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但是沟通双方都了解这个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的实际意义，作为信息接收方的听话者作出了反应——他知道，如果他要出去，那么他就必须穿雨衣，或打雨伞，而且即使有雨具，也可能会淋得湿湿的，因为不是小雨，而是大雨。这样就实现了有效的人际沟通，达到了预期的人际沟通目的。通常，应当运用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的情境有三种:(1)没有必要使用精确的言语沟通符号，而只需使用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2)不便于或不允许使用精确的言语沟通符号，而只能使用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3)不可能使用精确的言语沟通符号，而只能使用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有时这三种情境只存在其中的一种，有时兼有其中的两种，有时却三种并存。例如，在照相馆里，摄影师对要求拍半身照的人说:“把头向左偏一点儿，哎——好。”这里的“向左偏一点儿”显然是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在这类情况下，既“没必要”又“不便于”也“不可能”使用诸如“把头向左偏3厘米2毫米”这样的精确性言语沟通符号。此时，即使摄影师“有可能”发出后一种精确的指示信息，“没必要”也“不便于”发出，因为那样的指示信息会叫被拍摄者不知所措，反而妨碍了言语沟通的效果。波兰语义学家沙夫说得好:“交际需要语词的模糊性，这听起来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词的模糊性，那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就会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如此贫乏，就会使它的交际和表达作用受到如此大的限制，而其结果就摧毁了语言的目的，人的交际就很难进行，因为我们用以交际的那种工具遭到了损害。”^[9]因此，我们在人际沟通活动中应当努力地消除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的消极作用并且充分发挥模糊性言语沟通符号的积极功能，根据具体语境，该模糊时模糊，不该模糊时则不能模糊，做到恰当而灵活，以最大限度地有助于实现有效的人际沟通为最终目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

[2]转引自［苏］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4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8页。

[4]［美］J.艾奇逊:《现代语言学导论》，方文惠、郭谷兮译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5]高名凯:《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4～14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7]［德］施莱歇尔:《德意志语言》，载［苏］兹维采夫:《19世纪和20世纪语言学史》(俄文版)，莫斯科，1960年，第98页。

[8]转引自［罗］V.尼古塔、［罗］D.久拉莱斯库:《模糊集在系统分析中的应用》，汪浩、沙钰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9]［波］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