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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沟通活动中所使用的符号是由言语沟通符号和非言语沟通符号构成的一个符号系统，而言语沟通符号和非言语沟通符号本身又是由各种不同的符号构成的两个符号子系统。作为人类沟通符号的两个子系统，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它们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各自都发挥着其自身的重要作用。

就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这两大沟通符号系统的区别而言，它们存在着各自不同的特征:第一，二者受制于的因素不同。言语沟通符号是为一套严格的、涉及诸如句法和语法的人为的习惯和原则所制约的，而许多非言语沟通符号往往却是由生物性的需要所制约的。因此，尽管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决定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讲什么话，但是我们却常常控制不了眨眼转睛和脸红害臊。第二，二者开始习得的时间不同。非言语沟通符号在人的生命初期就开始学习了，一个婴儿刚出世不久便能够理解他身体经历的接触的质和量，小孩儿很早就能够对人报以笑靥和挥动小手;而言语沟通符号则是人们在生活中稍晚的时候才学得的，我们必须发展某种程度的社交活动，然后才能使用言语符号作为人际沟通的一种工具。第三，二者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言语沟通符号在人际沟通活动中是“分离性”的，其使用过程由各个可以分离的部分组成(如句子、短语、单词)，话说完了，文章写完了，其使用过程也就结束了。而非言语沟通符号则不然，它在人际沟通活动中是“连续”发挥作用的，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无法不借助于非言语沟通符号传递信息，整个过程不可分切。你正襟危坐，是在传递一种信息;你手舞足蹈，也是在传递信息;你既不正襟危坐，也不手舞足蹈，还是要传递一种信息。第四，二者的作用范围不同。一般来说，非言语沟通符号常常能够用做国际间的、文化间的和种族间的人际沟通工具。例如，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抑或在欧洲，人们对于微笑似乎都有着同样的一般意义;而对于言语沟通符号来说，这一点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特定的言语沟通符号系统是为某种文化所使用而具有特定的群内的意义的。第五，二者传递信息的通道不同。当我们使用言语沟通符号传递信息时往往只经过一个通道。例如，读一篇文章，只能逐字逐句地来读，纵然一目十行，也得有个前后的顺序;在口语沟通中，话要一句一句地说，听一席谈话，也只能逐字逐句地听。但是，当我们借助于非言语沟通符号传递信息时，情况则不一样，非言语沟通符号可以负载着信息在同一个时间内“轰击”一个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比如，当你说“我真喜欢这孩子”的时候，你脸上露出了笑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孩子的脸，随即又俯下身来，亲了亲孩子。这几个动作符号也许在一刹那就完成了，你本人甚至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但是你已借助于几种不同的非言语沟通符号将信息从几个通道同时传递给了孩子。第六，二者传递信息的可靠性程度不同。由于人对言语沟通符号的使用和操作一般总是自觉的，因而这就给言语沟通符号所载荷和传递的信息带来了虚假的可能。比如，你到朋友家做客，尽管菜肴不合你的口味，而你仍会说“挺好的”，有时甚至会赞不绝口。但是，当我们借助于非言语沟通符号传递信息时，我们对非言语沟通符号的运作常常是无意识的，很少自觉地控制传递信息的非言语沟通符号，非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往往是沟通主体内心真实思想和感情的自然表露，其可靠性程度当然要比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的可靠性程度更高。

尽管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排除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在人际沟通过程中，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也是多方面的。首先，二者具有相互强调的作用。通过言语沟通符号，我们可以向亲爱的人倾吐自己的衷肠，我们也可以轻轻地握住同伴的手，露出笑脸，作为着重强调通过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同样，我们还可以通过言语沟通符号来强调我们用非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比如，有人向我们问路:“去图书馆往哪儿走?”我们可以用手势向他指明方向，我们也可以通过说“径直往前走”来进一步强调我们用手势所传递的信息。其次，二者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有时，我们单独用言语沟通符号或非言语沟通符号都难以完整地表达清楚自己所欲传递的信息，此时，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的结合使用便可以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例如，当一个朋友找你借钱并且你身上的确又没有带钱时，你可以对他说:“很抱歉，我身上忘了带钱。”你也可以通过表示遗憾的面部表情或将空口袋翻个底来补充你用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言语沟通符号同样也可以对非言语沟通符号所传递的信息作出补充，比如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问路的例子，我们既可以通过手势指明方向来回答“去图书馆往哪儿走”这个询问，我们还可以通过说“径直往前走，不要拐弯，约十分钟便可走到”，来对指明方向的手势符号作出更为明确的补充。此外，言语沟通符号与非言语沟通符号之间还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例如，当我们受到了他人的不公正对待时，我们既可以用言辞表示抗议，也可以用沉默和愤怒的表情来传递同样的信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情形:当孩子们在听父母训斥时，他们或是嘴里嘟囔着:“够了，够了，真烦人!”或是扭过头，把身子转了过去，在此，无论孩子们使用的是言语沟通符号还是非言语沟通符号，他们都是试图表示一种不耐烦的心情。这里的言语沟通符号和非言语沟通符号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总之，言语沟通符号和非言语沟通符号是人际沟通符号系统中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者在人际沟通过程中常常是相互伴随、相互说明、相互补充的，二者只有恰当地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在人际沟通活动中发挥其最佳功能，才能为人际沟通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交流提供正确的手段，才能为实现人际沟通的最优化提供必要的保证。

[1]Oswald Ducrot and Tzvetan Todorov.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of Langusge.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p.99．

[2]［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3]Peirce.C.S..Collected Papers of Peirce C.S..Vol.2.C.Hartshorne and P.Weiss(ed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p.227-229．

[4]Peirce.C.S..Collected Papers of Peirce C.S..Vol.2.C.Hartshorne and P.Weiss(ed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3.pp.227-229．

[5]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6]C.Morris.Signs，Language and Behavior.NewYork:Prentice-Hall Press 1955，p.8．

[7]［波］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177页。

[8]［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38、39页。

[9]转引自［美］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1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1]转引自［美］李普曼:《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2]［美］迪利:《符号学引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页。

[13]［美］迪利:《符号学引论》序言，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4]［美］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莫兰、周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15]［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16]［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页。

[1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8页。

[18]［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9页。

[21]［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3页。

[22]［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页。

[23]C.K.Ogden＆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New York and Lond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23，pp.186-187.

[24]［美］威廉·J.贝克:《从“信息结构”的观点来看语言》，陈平译，载《国外语言学》1985年第2期。

[25]俞建章、叶舒宪:《符号:语言与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144页。

[29]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20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4页。

[33]［波］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指号”现改为“符号”。

[34]萧斌:《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35]［美］莫里斯:《符号理论基础》，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9页。

[36]［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茫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37]［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1页。

[38]［美］Peirce S.C.Logics of Semiotics:The Theory of Sign In Inmis，Robert E.，Semiotics: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p.5．

[39]［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6页。

[40]［美］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4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