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符号的意义处于一种关系结构之中并且具有一种动态的交流性质，因而它必然具有开放性，一个符号经过约定俗成，常常可以从几种不同的既定秩序方向来把握，所以，符号的意义便显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对于符号意义的种类，人们往往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出发，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英国兰开斯大学语言学教授杰弗里·利奇是当代著名的语义学家，在其颇有影响的著作《语义学——意义之研究》一书中从语言学的角度将“意义”划分为七种不同的类型，即: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26]。在杰弗里·利奇看来，概念意义有时亦叫做“外延”意义或“认知”意义，它是一个语词在言语沟通中表达出来的基本含义，它是客观对象的特殊属性的反映或概括，是言语沟通的核心因素。由于这种意义是在词典中固定下来的，所以它也常常被人们称为“词典意义”。例如，“人”这个词在词典中就被定义为“能够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27]，后者就是“人”一词的概念意义，这一定义表达了“人”这个客观对象的基本含义，谁也无法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来否认这一基本含义。利奇所说的内涵意义是指一个语词除了它的纯概念内容之外，凭借它所指的内容而具有的一种沟通价值。其实，利奇的“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上的意义，具体说来，即是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甚至个人附加在某个词之上的意义。例如，“妇女”一词的概念意义是指“成年女性”，但是社会上该词的使用者往往附加以“温柔”、“脆弱”、“易动感情”、“富于母性”等“内涵意义”。内涵意义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对于“经商”，这个语词的意义，人们从昔日“无商不奸”的观念到今天“无商不富”的观念的转变就说明了这一点。社会意义是一段语言所表示的关于该段语言的社会环境的意义。某一语言的文体有不同的侧面和层次，我们部分地通过对这些不同侧面和层次的辨认来对一个语段的社会意义进行“解码”。利奇指出，我们说一些词或发音具有方言性质，就是说这些词或发音在告诉我们说话人所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语言的其他特征向我们表明讲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还认为，从比较狭隘的意义来说，社会意义能包括一段话语的言外之意。例如，这句话是应解释为请求、道歉、或威胁等，还是其他，不能确定。所谓情感意义，它是用来表达说话者的感情或态度的，它经常通过所用语词的概念内容或内涵内容明确地表达出来。例如，当有人对某个人说:“你是个凶恶的土霸王，可耻的堕落者，为此我非常恨你!”这里，说话人对他的感情就是毋庸置疑的。情感意义基本上是依附性的，因为为了表达情感，我们要依赖意义的其他范畴(即概念范畴、内涵范畴和语体范畴)。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是两类在语言词汇层次上具有相互联系的意义，在存在多重概念意义的情况下，当一个词的一种意义构成我们对这个词的另一种意义的反映的一部分时，便产生反映意义，反映意义常常通过情感联想而突出地表现出来，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谚语、歇后语和谜语往往是由反映意义而产生的。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通过“臭皮匠”与“极普通的群众”以及“诸葛亮”与“有计谋”的联想而使这整句话获得“人多智广”的意义的。至于搭配意义，它则是由一个词所获得的各种联想构成的，而这些联想则产生于与这个词经常同时出现的一些词的意义。有些同义词由于与其他词搭配上的不同而产生语义上的差别。例如，汉语中的“交换”与“交流”，意义相近，都是指把自己的东西交给对方，又将对方的东西取归自己，但两者在与其他词搭配上则有所不同:“交换”可以与“礼物”、“意见”、“资料”、“产品”相搭配，“交流”则与“思想”、“经验”、“文化”、“物质”相搭配。如果细加分析，我们会发现“交换”往往与比较具体的或范围较小的语词相配，“交流”是与比较抽象或范围较大的语词相搭配。这些也就是“交换”与“交流”的意义差别。利奇接着指出，内涵意义、情感意义、社会意义、反映意义和搭配意义，这五种意义都可以用联想意义这一名称来概括。他所列出的最后一种意义类型是主题意义。他说:“我试图区分的最后一个意义范畴是主题意义，这种意义是说话者或写作者借助组织信息的方式(语序、强调手段、信息焦点的安排)来传递的一种意义。”^[28]例如，说某某“屡战屡败”，其主题意义就是指某某在军事上是个无能的饭桶;如果调整一下语序，说成某某“屡败屡战，”，其主题意义则变成了赞扬某某的顽强精神。同一个语句，重音的位置不同，主题意义也会不同。例如“小张送小王两本书”这个语句的语义强调了送书的对象是小王而非他人;而“小张送小王两本书”这个语句则变成强调所送书的数量了。

总的来说，利奇的意义分类还是比较细致和符合实际的。除了利奇之外，还有人从符号学的意指理论出发将符号意义分为“指谓”与“内涵”两种^[29]。“指谓”是符号最直接“客观”地指涉的对象或含义，亦称“外延”、“指示义”、“字面义”、“本义”等。例如，符号“rose”或“玫瑰”的指谓，就是这两个符号所指涉的那种蔷薇花科的植物或花。而“内涵”则是已经形成的符号整体，在新的符规的作用下，以原符号的指谓为基础而新衍生出来的“含义”，亦称“衍生义”、“联想义”、“引申义”、“喻义”等。例如，在社交场合，人们常以“玫瑰”表示“爱”，这“爱”的意思就是“玫瑰”这一符号整体在新的符规作用下衍生出来的新的含义。“指谓”的本质是符号的指涉性、直接性意指，即符号在使用者的头脑中按照该符号系统的符规直接地指涉、表示符号的初始对象或阐释。而相比之下，“内涵”的本质则是符号的含蓄性、联想性的意指，即符号在使用者的头脑中，不仅仅根据该符号的属系统的符规，而且还相同于其他各种系统的符规，如文化系统、意识形态系统的符规，进行二度符号化或连续性符号化的结果。换言之，“内涵”意指是符号与符号使用者的感受、情感以及他的文化、价值观等“相遇”时所发生的“互动过程”。如果说“指谓”意指主要相关于符号与对象的“客观性”关系，那么“内涵”意指则主要指的是发生于符号与使用主体在主观上、文化大范畴内相联系的层次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内涵”意指本质上是与原符号“同形”的新的符号。

如果我们参照上述的意义分类思想，并结合人际沟通的具体特点，那么我们在此不妨将沟通符号的意义大致分为“显意义”与“潜意义”两大基本类型。显者，明显、露于外，易于看出也;而潜者，则隐于内，不露于表面也。所谓“显意义”，它是指人际沟通过程中的符号使用者根据基本的符号代码本，通过符号的表层结构便可以解译出的一种基本意义，它是一种较为稳定的并且具有规范性的静态意义;而“潜意义”则指的是人际沟通过程中的符号使用者以基本的符号代码本为基础并且根据特定的语境，通过对符号深层结构的解释方可揭示出的一种隐含意义，它是在显意义的基础上引申和扩充出来的一种动态意义。例如，“家庭”一词的显意义一般是指“最小的社会经济单位”或者是“父母加子女”。但是，具有不同家庭生活经历的人对“家庭”一词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潜意义:“家庭”对于甲来说可能代表着温暖、互助、坦诚;对于乙来说可能暗示着冷酷、自私、伪善;对于丙来说可能包含着约束、严厉、惩罚;而对于丁来说则可能意味着放纵、宽恕、奖励。再例如，“It's eight o'clock now”这句话，从其显意义来看，它只不过是陈述了一个事实:“现在八点钟”而已。但是，如果将它同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其意义决不仅仅是陈述“现在八点钟”这个事实，它必定还会具有不同的潜意义。比如说，如果一个人睡觉睡过了头，醒来一看手表，马上从床上蹦下来，急匆匆地对家人说:“It's eight o'clock now.”其潜意义可能是说:“快点弄饭吃，不然就要迟到了。”如果这句话是出自约会的青年男女之口，其潜意义则可能是表达一种埋怨:“他(她)怎么还没来，又不守时?”可见，潜意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实现由“潜”变“显”的转化。

沟通符号的“显”意义与“潜”意义的划分不只是针对言语沟通符号而言的，这种意义分类对于非言语沟通符号系统也同样是适用的。例如，“手势”是人际沟通活动中常用的一种非言语沟通符号，用食指和中指向外做个V形标记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手势符号，如果从这种手势符号的显意义来看，它只不过是意味着“两个”而已。但是，如果将它同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它则具有不同的潜意义。比如说，在英美乃至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在特定的场合，用食指和中指向外做个V形标记，其潜意义往往是指“胜利”或“和平”;而在有些地区，这种符号则是性侮辱的标记。我们再来看一个非言语沟通符号的例子。“类语言”常常被人们视为非言语沟通符号的一种类型，其中的“咳嗽”便不仅具有显意义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下还具有不同的潜意义，从其显意义来看，“咳嗽”本来是一种喉部或气管的黏膜受到刺激时迅速吸气，随即强烈地呼气，声带振动发声的生理反应;但是，从其潜意义来看，在特定的语境中，“咳嗽”不仅是一种提示或暗示的信号，而且还可以表现一种自信和自豪的情绪。例如，当课堂纪律不好，教室不安静时，有同学突然发现老师走来，会有“咳嗽”警告其他人，以示安静;在课堂上，当学生精力不集中、不注意听讲时，老师可以用“咳嗽”以示警告。再比如说，演讲者在谈到与自己有关的成功事例时，“咳嗽”一声便是一种自豪的表露。

实际上，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沟通符号的意义是一个沟通符号的显意义子系统和潜意义子系统构成的意义系统，前面所述的指谓与概念意义和内涵与各种联想意义等都可以分别归属于显意义和潜意义这两个基本的意义子系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