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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年），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他出生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年代，年轻时相信“医学救国”，曾东渡日本学医。后来，他改变了想法，认为拯救民族的灵魂更为紧迫，于是弃医从文。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现在思想文化战线，成为文化新军的旗手。他在小说、杂文、散文等诸多领域都有崭新的建树，作品思想深邃，为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为了弘扬鲁迅的文化业绩，中国大陆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宗旨的文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作家协会设有以鲁迅命名的大型文学奖，而北京、上海、绍兴、广州等鲁迅生活过的城市也都设有纪念机构。

1881年9月25日（阴历八月初三），鲁迅诞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属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周家，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生计无忧。鲁迅十三岁时，祖父周福清因科场作弊案下狱，官府趁机敲诈勒索；父亲周凤仪被取消乡试资格，从此病倒，周家迅速由小康变为困顿。有四年多，鲁迅经常要到当铺去典当衣物首饰，替父亲买药。家境破落，使少年鲁迅开始体味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冷酷。

1898年5月1日，18岁的鲁迅带着母亲筹集的八元川资，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他不愿走故乡破落户子弟从商或去做幕僚（官府文书之类）的老路，希望走出一条新路。同年5月7日，他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轮机科。不久，他感到该校“乌烟瘴气”，又于同年10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新设立的矿务铁路学堂，主修矿务。在此期间，他接触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自号“戎马书生”，体现出把读书和救国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

1902年初，鲁迅以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留学，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和科学知识。在这里，他经常跟友人讨论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1904年6月，鲁迅申请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走医学救国的道路。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中国人因为替俄军做侦探被日军砍头，而围观的同胞却流露出麻木的神情，他深受刺激，决心弃医从文，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1906年3月，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从事文艺活动。

1909年夏，因为家境困难，母亲和弟弟需要供养，鲁迅从日本返回中国，先在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讲授化学和生理卫生课，并兼任动植物课的日文翻译，1910年下半年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原名绍郡中西学堂）监学兼生理卫生课教员。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鲁迅组织武装讲演团宣传革命，稳定人心。同年冬，绍兴光复，鲁迅被绍兴军政分府任命为山会师范学堂校长。是年冬，他写成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这篇作品刻画了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到来时的种种丑态，开始显示出他卓越的讽刺才能。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南京任教育部部员。5月，临时政府北迁，鲁迅随教育部迁往北京。当时攀折辛亥革命成果的封建军阀在“五色共和”旗下向革命势力猖狂进攻。在“五四”运动前夕的政治低气压下，鲁迅感到了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一度倾心于辑录、校勘古籍，研究佛学经典，搜集研究金石拓片。1918年5月，鲁迅应留日时期的老友钱玄同之约，在以倡导“新文化”和“文学革命”而闻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1927年秋，鲁迅从北京移居上海，此照于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景云里寓所。

（1）供职教育部

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的主要职务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该科管辖范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实际上是当时关于文化艺术方面的最高管理机构。鲁迅的主要贡献，是参与了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的筹建，以及参与绘制国徽图案、拟定注音符号、审查通俗小说、普及美育知识等项工作。在腐败不堪的北洋政府教育机构，鲁迅像一株亭亭净植、高标挺秀的莲蓬，屹立在污浊不堪的泥塘中。

（2）青年与导师

从1920年秋季开始，鲁迅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即：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中国大学，其中以北大、北师大、女师大任教的时间最长。所授课程主要是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教学活动几乎占去了他的一半时间，他讲课极受欢迎。在北大，教室两人一排的座位常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有人站在门边、走道甚至坐在窗台旁听。鲁迅对学生“和蔼若朋友”，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经常接触的学生有百余人。

（3）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在新文化运动的黎明期，鲁迅不仅用自己的作品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还领导、参加、支援了一批进步的文艺社团，培养、造就了一支文艺新军。比如，鲁迅参加过新青年社、语丝社，领导过莽原社、未名社以及支援帮助过新潮社、文学研究会、浅草社、沉钟社等。鲁迅在北京时期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杂文集《热风》《华盖集》，译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这些作品内容上体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精神，形式上又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融合，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民族性，因而被誉为文化新军中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由于北方政治环境险恶，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生活了14年的北京，赴福建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鲁迅谈到对当时厦门大学的印象时说，这里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1927年1月12日致翟永坤）同年底，他辞去厦大一切职务。这一期间，鲁迅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彷徨》和杂文集《华盖集续编》。

1927年1月18日，鲁迅由厦门抵达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这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进行，但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暗中活动猖獗，号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呈现出“红中夹白”的色彩。这一阶段，鲁迅编定并出版了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并跟中共广东区委发生了组织联系。“四·一二”事变之后，广东军事当局也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同是青年却分为两大阵营的事实，摧毁了他进化论的思路。

鲁迅一生中曾三次到过香港。第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由厦门赴广州途中路过；第二次是同年2月18日至20日应邀在香港青年会（必列者士街51号）发表讲演，题目分别为《无声之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主旨是反对用僵死的文言文禁锢思想，尤其要警惕西方列强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进行殖民统治。讲演受到香港文学爱好者的热烈欢迎，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的新文学运动。同年9月28日，鲁迅由广州赴上海，第三次在香港停留。有关情况，可参阅《而已集》中的《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

1927年10月3日，鲁迅由广州抵达上海，倾全力从事文学活动。鲁迅在上海时期出版的著作，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集外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以及通讯集《两地书》。此外，鲁迅还翻译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以及《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等新兴文艺理论著作。鲁迅在上海时期，先后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自由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共产党的忠诚友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热烈拥护者。

（1）十年携手共艰危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这是鲁迅1934年12月9日题于《芥子园画谱三集》首册扉页上，赠给许广平的一首诗。许广平（1892—1968），广东番禺人，1923年10月与鲁迅相识，后来两人开始同居。他们患难与共，甘苦相知，共同度过了充满艰辛危难的峥嵘岁月。鲁迅后十年的著作成绩超过了此前的二十年，其中就包含了许广平的智慧与辛劳。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为保存鲁迅文物、出版鲁迅全集、弘扬鲁迅精神做出了重大贡献。

（2）左翼文坛盟主

1930年3月2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并被选为常务委员。鲁迅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左翼作家在为工农大众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深入实际的社会斗争，不断扩大联合战线，特别应注意培养造就新生力量，跟旧社会和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的斗争。鲁迅对左翼内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做过多次严肃批评，同时关心、培养、提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青年，被公认为左翼文坛的盟主。

（3）自由与民权

1930年3月1日，鲁迅与郁达夫、潘汉年、田汉等51人联名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反对国民党政权查禁书报，检查新闻，镇压劳苦群众为求生存而进行的“罢工抗租”行动。宣言指出：“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鲁迅因此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加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呈请南京政府通缉。1933年1月11日，鲁迅加入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月18日，被选为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5月13日，与宋庆龄等赴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恐怖主义行径。6月，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暗杀，同盟活动中止。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寓所，终年56岁。当天下午，鲁迅遗体移至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上海156个团体的近万名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瞻仰鲁迅遗容，成千上万民众自发地为鲁迅送葬。22日下午4时半左右，鲁迅灵柩入墓穴。上海民众代表将一面白地黑字锦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锦旗上由沈钧儒题写了“民族魂”三个大字，现场响彻撼天动地的口号：“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鲁迅一生交往的人很多，仅见于《鲁迅日记》的，就多达1950人，他们跟鲁迅的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以沫相濡、终生友好的，如许寿裳；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如章士钊；友好中有批评、批评时仍友好的，如刘半农；先冲突后缔交的，如魏建功；先友善后破裂的，如钱玄同。鲁迅与品行不同的同时代人为友为敌，或疏或亲，在交会和碰撞中迸发出灿烂的性格火花，催生了不少垂范后世的名作，如《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等。

巴金（1904—2005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早在学生时代，巴金就积极地搜求鲁迅作品。他多次将自己视为鲁迅的学生，比喻为“靠着太阳的恩泽”而成长起来的“墙边的一棵小草”，又说，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他也许不会写出小说。1932年前后，巴金有机会直接接触鲁迅。鲁迅将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交给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并预付《〈死魂灵〉百图》的印刷费用供出版社周转。鲁迅曾称赞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萧红（1911—1942年），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县人。早在中学时代，萧红就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1934年9月，萧红完成了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鲁迅审读了这部书的原稿，并于次年11月14日撰写《萧红作〈生死场〉序》。由于该书被国民党书报检查机构查禁，鲁迅支援萧红与萧军、叶紫，结成奴隶社，自费印行了这部作品，使这位身世坎坷的东北流亡女青年从此享誉文坛。鲁迅去世后，萧红撰写了著名的回忆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并编写了哑剧《民族魂鲁迅》，在香港上演。

瞿秋白（1899—1935年），又名瞿霜，江苏常州人，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多次在鲁迅家避难。1933年7月，瞿秋白选编的《鲁迅杂感选集》出版，在书的序言中，他首次从鲁迅与中国革命，特别是与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关系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位置。他还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撰写了《王道诗话》等12篇杂文，分别收入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鲁迅赠瞿秋白一副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1935年6月28日，瞿秋白在江西长汀罗汉岭就义。鲁迅抱病选编瞿秋白的遗文《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

许寿裳（1883—1948年），字季茀，浙江绍兴人，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结识鲁迅，共同讨论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问题，共同参加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共同筹办《新生》杂志。鲁迅从日本归国后，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女高师任职，都得力于许寿裳的举荐。他们共同经历了反对旧教育制度的东京弘文学院学潮、“木瓜之役”、女师大风潮，以及广州“四·一五政变”。鲁迅赴上海后被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也得力于许寿裳的帮助。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湾台北寓所被暗杀，原因与宣传鲁迅有关。著有《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

一次鲁迅询问内山完造，日本小孩子是不是一生下来就吃母乳？内山说：“因地而异吧。先吃一种叫作‘五香’的东西，然后才吃母乳。”

“原来如此。这种习惯跟我的故乡的习惯很相像呢。”于是鲁迅谈起了绍兴的风俗。

在家乡，小孩子生下来，吃奶以前要先让他依次尝醋、盐、黄连、钩藤和糖这五种东西。醋是酸味，盐是咸味，黄连是苦味，钩藤是人生的刺（荆棘），代表痛苦，最后才能尝到人生的甜味。

“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中国人对小孩子成长的希望。”鲁迅意味深长的说。

鲁迅小时候天资很高，家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胡羊尾巴”，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

那时，私塾先生常用“对课”来教学生练习做诗。有一天，塾师寿镜吾先生出了个“独角兽”。同学们各显神通，有的对“一头蛇”，有的“三角蟾”，也有的对“八脚虫”“九头鸟”；鲁迅却别出心裁的对“比目鱼”。寿先生禁不住连连称好，说“独”不是数位，但是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位，却有双的意思。可见他是用心对出来的。鲁迅的对课本上，全是老师批注的红圈。

鲁迅在矿路学堂求学时年仅18岁，是学堂中年龄最小成绩却最好的学生。

矿路学堂的上、下午各有两小时课，开设的矿物学、地质学大多是纸上谈兵，教师也不做什么讲解，只是抄抄书。鲁迅在课后从不复习功课，倒是成天读小说，《红楼梦》几乎都能背下来了。当时学堂规定每星期做一次作文，第一名奖励一枚三等银牌；月考第一名也奖一枚三等银牌。四枚三等银牌可以换一枚二等银牌，四枚二等银牌可以换一枚三等金牌。

鲁迅是班上惟一得过这种金牌的人。

据说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的时候，曾经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子里，天天拿东西喂它。壁虎俗称五毒之一，但鲁迅却说壁虎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鲁迅还常常这样为壁虎辩护。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鲁迅还和猪决斗过。那是在厦门的时候，那里相思树郁郁葱葱，随处可见。有一天，鲁迅看见一头猪在啃相思树的叶子，心下不平。于是就决定和猪决斗了。恰巧被一个路过的同事看到，他笑着问：“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鲁迅神秘的说：“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原来此时的鲁迅与许广平正在两地相思。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九百多篇杂文当中，其中既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文艺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科学思想等等，其触角几乎遍及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鲁迅其他体裁的作品中也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思想，比如散文诗《野草》就体现了鲁迅深刻的人生哲学。鲁迅小说中，也包含很多令人警醒的哲理。这些闪光的思想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

“救救孩子”是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结尾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鲁迅认为，在旧中国，穷人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上。阔人的孩子养尊处优，娇声娇气。中流家庭对孩子或者任其跋扈，或者终日呵斥——这样的家长，只不过是制造孩子的机器，而不能称其为人之父母。鲁迅指出，新时代合格的父母，应该以无我的爱为后起新人而牺牲，给孩子以理解和指导，使他们具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鲁迅早年有一篇关于面子问题的谈话，题为《面子及闸钱》。后来又写了一篇《说面子》，收入《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好面子是一种精神现象，也有外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但在中国，所谓有没有面子，与家族制度、封建礼教、伦理观念及所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因此“有面子”或“丢面子”往往因人而异。鲁迅认为要面子是好的，但如果仰慕虚荣，不敢正视现实，使“面子”成为一种善于变法的“圆机活法”，“要面子”与“不要脸”就会混同起来。比如有一个绅士四大人呵斥站在他门前的小瘪三滚开，小瘪三反以此为荣，四处向人夸耀，说：“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

1925年，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一文中，提出了要以汉唐气魄，放开度量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见解。后期，鲁迅针对中国一向奉行的闭关主义，更鲜明提出了“拿来主义”的主张。所谓“拿来”，首先要求放开度量，放出眼光，积极引进，其目的是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

1925年12月14日，林语堂在《语丝》第56期发表文章，谈到英国人提倡“费厄泼赖”(fairplay)精神，主张将体育比赛中提倡的光明正大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而中国人说的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鲁迅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对此提出异议，针锋相对地指出：“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用“落水狗”比喻暂时失利但恶性未改的敌人，如若误将他们的落水认作受洗，这种狗上岸后还会重新狂吠咬人，至少会溅别人一身污水。

在《坟·灯下漫笔（一）》中，鲁迅将御用史官修史时划分的“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直截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历代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无非是实行“王道”和“霸道”——二者貌似对立，其实却是兄弟。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时，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于是有王道的出现，使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一乱一治，循环往复，不变的是百姓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鲁迅呼唤的“第三样时代”，就是奴隶能够真正支配自己命运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