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至元代，日本遣使和僧侣络绎不绝地来到浙江各佛教胜地修行求学。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返国时，不仅带去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还带去了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神，并演绎为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

公元9世纪初，日本奈良初期（729年以前），日本派往唐朝的高僧——最澄，将绿茶的茶种带回日本，在近江的台麓山脚下播下了第一批茶树种子。同时他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带回日本，将饮茶作为一种文化加以吸收。这一时期，品茶只限于寺院内，并未推广到民间。

几年后，一位名叫荣西的禅师向日本天皇奉上自己亲手栽种的茶叶，天皇立即被吸引，并鼓励在岛上开发新的茶树园。公元894年，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结束，茶渐渐不再流行。

公元12世纪，荣西禅师再次从中国引入新的茶树品种以及抹茶的制法，并大力宣传佛教和茶道。荣西还研究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他把此书献给镰仓幕府，自此上层阶级开始爱好饮茶，饮茶之风在日本盛行开来，荣西也被尊为日本的“茶祖”。

在此期间，中国宋代的茶具精品——天目茶碗、青瓷茶碗也由浙江传入日本。其中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自饮茶之初到创立茶礼的东山时代，所用茶具只限于天目茶碗。后来，因茶道的普及，一般所用茶碗为朝鲜和日本的仿制品，天目茶碗益显珍贵，只在“台天目点茶法”或贵客临门、向神佛献茶等比较庄重的场合使用。

15世纪时，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开山鼻祖的田村珠光首创了“四铺半草庵茶”，提倡顺从天然、真实朴素的“草庵茶风”。珠光认为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因此将茶道从“享受”转为“节欲”，体现了修身养性的禅道核心。

其后，日本茶道中承上启下的一位人物——武野绍鸥，继承田村珠光的理论并结合自身特点，独辟蹊径地开创了“武野风格”。绍鸥将日本和歌“冷峻枯高”的美学应用于对茶室、茶具和茶礼的改造实践中，使之与珠光的“草庵茶”风格融会贯通，创造了更为简约枯淡，而又切实可行的“佗茶”（又称“和美茶”）。“佗”的正意做“寂寞”“寒碜”和“苦闷”。传至绍鸥手中的时候，“佗”又被他赋予新理念：“正直”“谨慎”“自律”“勿骄”。用诸茶道，则具体为：邀三五知己，坐于简捷明澈的茶室，彼此待以至诚之心，共同在茶的馨香之中了却人间俗事，寻求物我两忘的意境。

16世纪，绍鸥的徒弟，享有“茶道天才”之称的千利休，将以禅道为中心的“和美茶”发展而成贯彻“平等互惠”的利休茶道，成为平民化的新茶道。在此基础上归结出以“和、敬、清、寂”为日本茶道的宗旨：“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日本茶道初步形成。

日本茶道的精神实质是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爱和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而在生活上恪守清寂、安雅，讲究礼仪，被日本人民视为修身养性、学习礼仪、进行人际交往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日本茶道发扬并深化了唐宋时“茶宴”“斗茶”的文化内涵，形成了具浓郁本土特色和风格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