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和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209]
亲爱的孩子们:
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相见,你们是当今阳光、幸福的一代。
你们在学校所学到的那些奇妙的知识是数代祖先从工作、思想中提炼的精华,都是由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员付出热心的服务和尽职的劳动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些东西都是作为遗产转交给我们的,我们要不断地领会它、尊重它、丰富它,并且我们要把这些作为遗产再次转交给我们的孩子们。因此,即使我们死了,我们的思想仍可以在世代的轮回中得到永生。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我们就会以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其他的民族和其他的时代。
教育和教育者——给一位女青年的信[210]
你的手稿我读了大概16页,我感到很高兴。这些手稿的内容真挚,很有见地,并充满了独立自主的女性气息。所谓女性气息,是指它带有女性易产生的个人抱怨,而且怨气十足。坦白地说,我在上学期间,在我的老师手下也受到过类似的待遇,他不喜欢我的独立的个性,他在寻找助手时对我置之不理(当然,我不是像你那样是个优秀生)。但我认为不值得把我的学校生活写出来给别人当读物,或是当别人有异议时我需要对此负责任。而且当你对别人夺取显赫地位嗤之以鼻,接下来却要走他的老路时,这是很令人耻笑的。
因此,你需要克制一下你的情绪,把这些稿件留给你的子女们看吧,让孩子们得到安慰,并且对他们的老师如何告诉他们以及如何评价他们都不用在乎。
顺便说一下,我此次来普林斯顿是为了搞学术研究,而不是教学。总的来说,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实在太多,尤其是在美国的学校。我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树立榜样教育法,如若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惩一儆百。
教育与世界和平
美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安定的国内环境使得它能够在国内宣传健全的和平主义。这个国家没有来自外在的侵略的压力,因此就没有必要将军事训练灌输给年轻人了。但是,对于和平教育的问题,如果只是在情感上提出,而没有在现实中落实,那是很危险的。要是不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对于其他只能是一无所获。
美国的年轻人必须了解,即使美国的国土不会轻易被侵略,但没有人能够保证美国不被卷入国际间的斗争中,只要列举历史上美国参加的几次国际战争,就可以解释这种担忧的必要性了。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要保证安全就需要营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记住,千万不可让年轻人认为和平可以通过政治孤立来实现。相反,要让年轻人真正关心世界的和平问题,而且要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政客并没有支持威尔逊总统的“无偏见计划”,这对于国际联盟解决此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此,他们该负多大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只要还有强国不愿放弃使用军事武力而获得有利地位,仅靠要求裁军是毫无用处的。因此,还需让年轻人知道要维护家园的和平就要建立相应的国际机构,如法国所同意的那些合约、条文。所以,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就需要有共同的防御侵略的条约。但仅靠这个条约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即防御性的军事措施应当国际化,在这种国际化的措施中各国合并军队、互换驻地,使驻军不会因为所在国的独立目标而受限制。
因此,应当鼓励促进国际和平的行为,打击阻碍世界和平的大国沙文主义。学校里的历史课应当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传承的工具,而不应当成为宣扬帝国主义和军事成就的帮凶。我认为,有必要把威尔逊的《世界史纲》[211]介绍给学生。在与历史课有同样重要性的地理课上,应当培养学生对各个国家、不同民族的一种关爱之情,特别是对一些“落后”“原始”的民族。这对于和平意愿的培养有间接的作用。
论教育[212]
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通常都会先追述往事,尤其是回忆那些在此领域中作出贡献的人。这种对先辈的追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种回忆可以激励我们年轻一代更加努力地生活。但这种追述应当由那些熟知这些人或事的人去做,而不应该由那些不知情况,就像一个吉卜赛[213]流浪者把他所看见的各地的见闻联在一起的人去做。
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留给我讲的了,除了讲一些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东西,但不论何时都会与教育事业连在一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与他们相比,我只能算是个门外汉,我的见解只是以自身的经验和信念为出发点的。
人类的发展是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单纯地追求真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不断地更新它。真理就像沙漠中的一尊石像,随时可能被沙砾掩埋,为了使它一直显现,我们要不断地扫除沙砾,我也要尽我的一份力量。
学校是知识形成、传播的摇篮,与过去相比,当今的学校尤其重要,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家庭教育的作用不断地被削弱,因此学校在培育下一代上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一般人看来,学校就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工具,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没有生命的,但学校确是为有生命的人服务的,学校的一项重大责任就是要培养年轻一代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高尚品质。与此同时,学生一定要保持自己的个性,不能像蜜蜂或蚂蚁一样只干一些呆板、机械的工作。因为,一个没有个性的集体所创造出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活力、没有激情的社会。相反,学校应当鼓励学生保持自己的个性,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把服务社会作为自己最高的理想。这一点,英国的学校做得较好。
接下来,该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通过传统的道德说教吗?当然不是。在这一理想的实现中,言辞显得如此空洞。人类的道德品质的形成绝不会是靠华丽的言辞,而是靠现实的劳作才得以形成的。
因此,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鼓励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这一方法适用于包括幼儿园到大学一切年龄阶段的学生,它可以表现为让学生背一首古诗,写一篇文章,翻译一篇文章,或进行体育运动,这些都是实践的体现。
每一项工作的背后都有它的推动力,这一推动力促使它达到预期的结果。而对于结果的向往又会促使这一推动力的发生,在这一看似相关的过程中隐含着巨大的差别,这一差别与学校的教育有关,因为对于相同的工作的向往,它的出发点可以是专制的,可以是出于好奇心,也可以是追求真理的愿望或对某事强烈的兴趣。同样,一项工作的完成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要看学生对这一项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对自私的欲望,还是对快乐的追求。因此,众所周知,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教育对学生的心理成长影响深远。
我以为,学校所做的最失败的事情莫过于使用暴力的办法进行工作。这种方法给学生的生理、心理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它所管教出来的是没有情感的机器人。这种暴力教育法在德国和俄国被广泛应用,甚至成为传统。而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见,在瑞士和其他民主制的国家中也很少见。而要消除这种不当的教育法也并非难事,首先就是让教师避免使用暴力的手段,取而代之的是用道德和情感来感化学生。其次是好奇心,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好奇心或说是期望得到赞许和尊重,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存在的,它使人类得以合作,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渴望得到他人的赞许和尊重,而这种赞许和尊重就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最好的法规,但在这种复杂的感情中,建设性的力量和破坏性的力量此消彼长。渴望赞许和尊重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这种动力被过分地引导,那就是刻意、偏激,在心理上就会有唯我独尊的态度,这对学校和学生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学校要谨防出现用这种极易引发个人野心的简单方法引导学生进行工作。
众所周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论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甚至有些人试图以此来伪科学地证明个人竞争这种破坏性经济斗争的必然性。然而,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人类的生存竞争全在于他是一个社会性的生物。正如蚁穴中的个别蚂蚁之间的斗争说不上是为了生存所必需,那只是个别成员之间发生的情况。
因此,要防止学生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人的成功是很多人支持、帮助的结果,一个人的价值也不是看他得到多少,而是看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
要知道,不论在学校中还是在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都应是快乐,是得到工作结果时的快乐,以及这一结果所获得的社会价值。我认为,对年轻人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这应当成为学校的重要目标。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引导的愉快的愿望,即去追求人类的最有价值的财物:知识和艺术技能。
当然,这种创造性的心理的启发肯定不像那种使用暴力或唤起个人好胜心那样简单了,但它更有意义,它发现了孩子们对游戏的天真的爱好和对得到赞许的天真的愿望,它把孩子引入社会的正常领域。这种教育就是建立在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和希望创造社会价值的基础上的。如果学校以此为出发点,那么它的工作就是成功的。而且,学校所布置的作业学生们都会当做礼物来接受,我知道有很多学生在学校期间比在假期更开心。
要想实现这一理想,教师就要成为艺术家,那么学校要实现这一点又该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回答,就像没有一种灵丹妙药能使人永葆健康一样。然而,要实现这一点,还是有些方法可以使用的。比如:首先,教师应当成长于带有这种理想的学校中;其次,对于教材的选择应当给予教师以更多的自主性,让教师根据自己对学生的特征的了解选择适当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强制和外在压力给教师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避免遏制了教师的工作热情。
在听我讲上述内容时,你们一定会有疑问,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见解,涉及应当以怎样的精神引导年轻人。但其中我既没有讲到课程的设置,也没有讲到学习方法,更没有涉及究竟应当以文科专业为主还是以理科专业为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说出我的见解:依我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不论哪种训练都是有益的。如果青少年以体操来训练自己的体力,那么,以后他在体能方面就会有所突破。与此相同,思想、智能、才艺的训练也是一样的。因此,有一位才子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忘记在学校所学习的每一样东西后所剩下的部分。”由于这一点,对于古典文学的拥护者和自然科学的提倡者之间的辩论,我不会偏袒哪一方。
还有一点我要指出,这也是我所反对的,即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学生在以后的生活中所要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学校不可能一一教授。除了这一点以外,我还反对把个人当做机械的工具来对待。要知道,学校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学生在走出学校时是一个健康的人,而不是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一想法同样适用于技术学校,虽然技术学校侧重于技术的专项学习,但是对于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训练也是十分重要的,与这个相比专业知识都显得次要了。因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的思考问题的能力,这必将有利于其专业技术的学习,当这二者都具备了,那么这个人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而且会走得很好。比起那些只会专注于细节和基础知识的人来说,他对事物的变化会有更加得当的处理方法。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上述的论点有其肯定的意义,但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的依据来自他自身作为学生和老师时经验的总结。
伦理教育的需要[214]
在“伦理教育协会”举行庆典的日子里,我献上我的贺词。的确,此刻不是我们为在这75年来在伦理方面辛勤劳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心满意足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所察觉,当代人们的伦理素质与1876年相比还是有所下降的。
那时候,社会上所流行的观点是,只要是从可查证的科学事实得到的启发,以及是对偏见、迷信的征服,就可以有希望得到一切。当然,这一切是重要的,是值得高尚的人去为之努力追求的。对此,这75年的努力是有所收获的,而且诗歌和戏剧的传播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消除障碍本身并没有使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高尚起来。在这里,另一种力量在起作用,它降低了这一消极结果的影响,那就是人们对于其共同生活要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期望和努力,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这里没有一种科学能够帮我们的忙。此处我亦十分肯定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教育往往为了实用和实际的需要而单纯地强调智育的重要性,从而忽视了对于伦理道德的教育。此处我所思考较多的还不是技术的进步对于人类的影响,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氛围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犹如寒霜一样压制着人们的关系。
道德和审美方面的满足在艺术上似乎比在科学上更容易实现。当然,这一实现的前提便是对于同胞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建立在有忧乐与共的同情心的基础上的。当宗教将迷信的成分清洗掉后,所留下的就是道德教育的最好的源泉。在此意义上,宗教是教育的一部分,但对于宗教而言,教育所考虑的太少,也不系统。
因此,我们要反省,当今世界政治所形势的严峻的形势与我们的伦理的严重缺失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没有“伦理教育”,世界就不会得到拯救。
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215]
众所周知,仅仅依靠专业知识对人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专业的教育可以让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无法让人成为和谐发展的人。学生对价值[216]有所理解并产生热情,这是最基本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判断力。否则,学生就会成为被专业知识训练得极其乖巧的小狗,而不像一个和谐的人。因此,要使学生在与别的人或别的集体相处时关系融洽,就必须要学会体察别人的动机、别人的幻想和别人的疾苦。
这些东西是通过与教育者密切接触而获得的,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从那些死板的教科书上获得的,这些东西是文化的构成和保存的关键所在。当我极力把“人文学科”推荐给大家时,心里想的就是这个,而不是那些枯燥的历史哲学领域中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根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就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
促使青年人养成批判性的独立思考的习惯,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今过多、过重的学科造成了青年人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泯灭,过重的负担必定导致他们对事物认识肤浅。而且,真正的教育应当给予学生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学生定会视其为礼物,而不应当是负担或包袱。
达伏斯的大学教程[217]
“元老院的医院都是体面的,但元老院却是极其凶残的野兽。”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个大学学院得罪了他,他就用挖苦的语气给学院写了一封信,集体受到良心和道德感的约束往往比个人要小。这个事实给人类造成了多大的不幸啊,它使世界充满苦难、叹息和残酷的战争记忆等各种压迫。
除了一些个人的无私合作以外,得不到任何真正的东西。然而,对于许多有善良意志的人,他们以提高生活和文化质量为唯一目的,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把一项社会事业筹备并创造起来,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我了解到达伏斯开设大学课堂时,我是十分高兴的,这里正在以理智和智慧的调节来进行一项医疗救护工作。它是以一项重大的需要为基础的,虽然这一需要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许多青年寄希望于这个阳光明媚的理疗胜地,在这里他们得到了恢复,获得了健康。但是,在这里会长期脱离锻炼意志的正常工作训练,并且受到身体不健康的思虑的影响,就容易精神委靡,丧失斗志,也就是说丧失了在生活中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决心。他就会变成温室里的花朵,当身体痊愈后,就会难以适应正常的生活。这一点在大学生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青年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中断了智力训练,很容易留下难以弥补的缺口。
但是,大家都知道,适当的脑力训练不但不会加重病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病情的恢复,增强身体素质。因而,在医疗机构设置大学学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不仅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学习知识技能的机会,而且促使他们进行智力训练。这些课程都是根据需要而设定的,包括工作、锻炼和精神领域的训练。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牢记,这一课程的设置对于不同国籍的人之间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种交流有助于加强欧洲共同体的形成,这种新机构要是在组建时不考虑任何政治目的,那就对人们更加有利了。我们知道,为国际主义事业服务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某个救死扶伤的机构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基于上述理由,我感到高兴的是,由于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达伏斯大学课程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它克服了建设初期的一系列困难而得到了成功。我衷心地祝愿它繁荣昌盛,在祛除疗养院无聊的时光的同时,为更多的需要它的人服务。
【注释】
[1]罗曼·罗兰(1866—1944年),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名人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
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3月22日在柏林给当时住在瑞士的罗曼·罗兰写的一封信。6天以后,即28日,罗曼·罗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半年以后,即同年9月16日,爱因斯坦去看望了罗兰,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2]“新祖国同盟”是于1914年11月16日建立的一个反战团体,以尽快恢复和平、建立防止未来冲突的欧洲国家秩序为宗旨。它不仅向政府请愿,还帮助受害者和被监禁的和平主义者。它的成员来自社会各界,爱因斯坦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于1916年2月被取缔,战后才重新活跃起来。1922年,该组织更名为“德国人权联盟”。
[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15年8月23日写给挚友埃伦菲斯特的一封信。
[4]据《爱因斯坦论和平》的作者说,荷兰反战委员会于1915年4月在海牙召开了一次旨在促进持久和平的国际会议,谋划由荷兰政府出面斡旋停战。大概在本次会议期间,爱因斯坦建议洛伦兹动员中立国的科学家参加海牙会议,但遭到了洛伦兹的拒绝。
[5]据《爱因斯坦论和平》的作者说,1929年爱因斯坦在捷克的《真理》杂志上发表声明,说他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随即,同年9月16日,阿达玛就写信给爱因斯坦,强烈批评了他的这个声明。阿达玛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只有抵抗侵略才能阻止侵略。本文是爱因斯坦于同年9月24日给他的回信,在信中,他仍然坚持他的声明。直到1933年7月,纳粹攫取了德国政权以后,他才接受了阿达玛的观点,改变了他的这一态度。
阿达玛(1865年12月—1963年10月),法国著名数学家,对整函数的一般理论以及用级数表示的函数的奇点理论有重要的贡献,并且最早证明了素数定理,其主要著作是《变分法教程》。
[6]1930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在美国新历史学会集会上作了本篇讲话。
[7]1931年,反战者国际设立了一个名为“爱因斯坦反战者国际基金”的基金会,但是筹到的钱一直很少。
[8]1931年,爱因斯坦访问美国,本文是当时他和作家乔治·菲雷克的谈话。
[9]一位名为纳翁的法国反战青年曾经请求爱因斯坦出面支持两个因为拒服兵役而坐牢的比利时人,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1933年7月20日给他的回信。
[10]在爱因斯坦给纳翁的回信发表以后,就收到了一封来自“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的具有侮辱性的信件。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于1933年8月28日对这封信的回复。
[11]1934年11月,阿林生在《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的批评文章。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对这篇文章的回答。
[12]本文选自1935年爱因斯坦与美国作家巴特勒特的谈话记录。
[13]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由此,法西斯主义开始在各国猖獗起来。为此,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召开第七次大会,号召各国人民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战线,争取成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2月,西班牙首先成立了人民阵线政府。接着,法国也成立了这样的政府。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为了破坏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策动军阀弗朗哥于同年7月发动了武装叛乱。这场内战一直持续到1939年马德里陷落。当时,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组织志愿队,参加马德里保卫战。1937年4月,纽约举行了支持西班牙人民的群众大会,约有3500人参加。
当时,爱因斯坦因病未能参加这个大会,但他写了这篇表示支持的电报,由别人在大会上宣读。
[14]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曾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本文就摘自爱因斯坦于1946年写的回信。
[15]这是1948年爱因斯坦给美国参议院兵役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反对美国实行普遍的军事训练。
[16]本文写于1948年6月,是爱因斯坦为在纽约召开的反对预防性战争的小型讨论会准备的发言稿。所谓“预防性战争”,就是先发制人的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准备依靠其核垄断讹诈和制服其他国家。
[17]1952年9月,日本《改造》杂志的主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一些照片显示了原子弹的毁灭性的后果,您看到这些照片时有什么感觉?二是对于原子弹是一种人毁灭类的工具这一观点,您有什么看法?三是大家都断定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原子弹的战争,这难道不意味着人类的毁灭吗?四是既然您完全明白原子弹的可怕的威力,为什么还要参与它的制造?”爱因斯坦收到信后,立即发表了这个声明。
[18]实际上,爱因斯坦在签署了这封信后还是接触过研制原子弹的机构的,并曾给过一些建议,但是,他并不知道研制计划的具体内容。
[19]爱因斯坦给《改造》杂志的声明,即上篇文章,引起了其日文译者筱原正瑛的不满。1953年1月,他在信中质问爱因斯坦:“既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为何签署了那样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绝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甘地就绝不会做这种事。”他还转述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爱因斯坦之所以会自相矛盾,不仅在于他怕德国人制造类似的原子弹,还在于他是一个犹太人,报复纳粹的想法总会多多少少地左右他。信中还反映了一些在日本的美国人的看法,即美国持有甚至使用原子弹是不违背世界和平的精神的,美国是想要世界和平的,而现在的苏联就同当时的纳粹一样。
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于1953年2月写给筱原正瑛的回信。
[20]筱原正瑛对爱因斯坦的上述解释十分不满,于同年6月再给爱因斯坦写信,尖锐地指出:“如果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那算什么虔诚的和平主义?希特勒也认为自己是希望和平的。遗憾的是,你所支持的用来抵抗德国的原子弹没有落在德国人的头上,反而落在了广岛和长崎的和平人民的头上。而当时的日本不用受原子弹的威慑就已经不得不投降了。尽管美国人民不承认,但实际上他们显然把日本人当做了原子弹的试验品。这样看来,美国人民也正在无可奈何地放弃自由。”
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写在筱原正瑛的来信的背面上的回信。
[21]1937年7月,爱因斯坦接受了西拉德的建议,考虑给罗斯福总统写这样一封信,并先用德文写了篇草稿,然后西拉德根据这篇草稿的内容又写了两封英文信。爱因斯坦挑选了这封较短的信,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本文最初发表在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版的名为《宗旨》的小册子上。
[22]恩利克·费米(1901年9月—1954年11月),美国物理学家,他提出宇宙线起源理论。1949年,他与杨振宁一起提出了基本粒子的第一个复合模型,并于1952年发现了第一个强子共振──同位旋四重态。他是少数能够在理论和实验方面都做出成就的现代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人们把100号化学元素命名为“镄”。
[23]西拉德 (1898—1964年),美国核物理学家。他治学严谨,一生只发表了29篇论文,大多数都被收集在《西拉德文集:科学论文》中。西拉德一生反对独裁,爱好和平,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动员爱因斯坦等人就美国研制和使用原子弹等重大战略问题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推动“曼哈顿计划”的产生。他在战后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反对军备竞赛的斗争。
[24]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1890年3月—1958年8月14日),法国物理学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1935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25]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写给冯·劳厄的信。在信中,爱因斯坦重申了研究原子弹的动机,并进一步说明原子弹发挥的实际作用。
冯·劳厄(1879年10月—1960年4月24日),德国物理学家。1912年发现了晶体的X射线衍射现象,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6]詹姆斯·弗兰克(1882年8月—1964年5月),德国物理学家,犹太人。希特勒上台后,由于他反对新法律而流亡美国,而且他坚决反对向日本投放原子弹。
[27]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9年12月29日写给J.阿达玛的信。
J.阿达玛(1865—1963年),法国数学家,1912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阿达玛曾写信请求爱因斯坦支持“和平自由战士”运动发起的一个呼吁,即联合国应该下令销毁原子弹,并声称所有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都是战争的罪犯。爱因斯坦用法文写了这封回信。
[28]潘迪特·尼赫鲁(1889年11月—1964年5月),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圣雄甘地的忠实信徒,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培育的尼赫鲁王朝至今影响着印度政坛。
[29]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胁迫下,发表了一个为德国侵略罪行辩护的宣言,即《文明世界的宣言》,这个宣言共有93人签名。为了反对这个宣言,G.F.尼克拉于1914年10月起草了《告欧洲人书》,但是只有4个人签名支持,其中爱因斯坦是最积极的支持者。这个宣言起初没有正式发表,是后来附在《战争的生物学》一书中发表的。
这个宣言虽然不是爱因斯坦写的,但其中的政治思想与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完全一致,并且是爱因斯坦签名的第一个政治宣言。
[30]这是爱因斯坦于1918年11月13日在国会大厦对柏林大学学生所作的讲话。
当时,柏林大学激进的学生要求学校改革,且罢免了校长。爱因斯坦由于态度温和、立场超然,受到学生的欢迎,就被请去调解。于是,爱因斯坦、玻恩和心理学家麦克斯·维特海姆参加了学生在国会大厦的集会。
[3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23年12月25日写给居里夫人的一封信。
1922年5月,爱因斯坦应邀担任国际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的委员。当时,他认为这个国际联盟有能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但是,1923年1月法国拒绝服从联盟对于德国战争赔款的支付问题的仲裁,并且还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由此,他对联盟失望了。于是,他1923年3月访问亚洲和西班牙后不久就发表声明退出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我现在认为,国联不具有达到其目的所必需的力量和真诚的意愿。作为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我必须要同国联决裂。请你们准许我的请辞。”可是,一年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曾写信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莫里,并在信中表达了后悔之意。因此,当1924年6月国联秘书长再次邀请他参加委员会时,他欣然同意了。
[32]1930年5月30日,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发表了这个宣言。爱因斯坦是积极的支持者之一。
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于1915年在荷兰海牙成立,最初名为“国际妇女争取永久和平委员会”,1919年改为现名。其宗旨是团结具有不同政治和哲学倾向的妇女,研究、宣传和协助消除导致战争的政治、社会、经济及心理因素并为实现和平而努力。 其首要目标是:实现全面、普遍裁军;在任何冲突下力争废除暴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加强旨在防止战争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活动;制定国际法;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合作。 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根据各国人民的需要而不是为利润或特权的经济秩序。 其口号为:和平、自由和正义。
[33]指《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此公约由法国外长A.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F.B.凯洛格于1927年倡议,1928年8月27日由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5日生效。截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包括序言和3条正文,主要内容是: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对于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任何签字国如果用战争手段谋求利益,就不得享受公约给予的益处。
[34]指于1932年5月召开的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这个会议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但毫无结果。爱因斯坦开始对这个会议抱有很大希望,为它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但最后还是失望至极。
[35]此文最初发表在1931年11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
[36]沙文主义,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现在主要指盲目地热爱自己所在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也用于指狂热自大的极端本位主义者。
[37]1933年1月,希特勒通过发动政变成为德国总理。为了表示抗议,爱因斯坦于1933年3月公开发表了这个声明。
[38]本文写于1935年,在爱因斯坦生前没有发表过。
[39]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5年9月14日写给一个加拿大青年的信。当时,这个进步青年支持爱因斯坦1933年后的反战态度。
[40]本文写于1931年4月,是爱因斯坦在“德国保卫人权同盟”为了保护贡贝耳而召开的大会上发表的演讲稿。
贡贝耳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哲学系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积极反对复仇运动、揭露黑暗政府,因此激怒了国家主义分子。法西斯分子借口侵犯学术自由将他驱逐出学校。
[4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6年为美国大学教师的一个集会写的演讲稿,但这个集会最终没有开成。
[42]这是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时宣布实施的克服经济危机的新政中的一部分。
“新政”是指罗斯福在1933年执政后,为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所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总称。其主要内容可以用“三R”来概括,即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改革(Reform)。
[43]1938年4月17日,全国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员会在纽约市的康莫多旅馆举办第三次逾越节家宴,爱因斯坦在本次家宴上发表了讲演,本文就摘自这篇讲演稿。
逾越节,又称无酵节、巴斯卦节,是犹太教的主要节日之一,它是为了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和感激耶和华的拯救。而逾越节家宴是在家里举行的逾越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它总是在逾越节的第一天晚上举行,有的家庭第二天晚上也有。家宴的程序很复杂,摆设也很讲究,如象征泪水的苏打水、象征重生的鸡蛋等都必不可少。
[44]提图斯,(39年或者41年—81年),罗马弗拉维王朝的第二位皇帝,79年—81年在位。他在公元70年攻破了耶路撒冷,基本上终结了犹太战役。
[45]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是指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也指一种支持犹太人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家园的意识形态。
[46]主要指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共计六七万人,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两个农庄,一个是集体化农庄“基布兹”,一个是合作化农庄“莫夏夫”。
[47]马加比家族,是犹太教世袭祭司长的家族。公元前2世纪,它领导犹太人夺回了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并建立了一个祭司王朝,这是从公元前586年亡国后犹太人独立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此后的两千年,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犹太民族再也没有建立过一个独立的国家。
[48]本文最初于1938年11月26日发表在纽约的《柯里尔》杂志上。
[49]俄国1905年革命,也称为1905年失败起义,是指于1905年至1907年发生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境内,一连串范围广泛的以反政府为目的,又或没有目标的社会动乱事件,诸如恐怖攻击、罢工、农民抗争、暴动等。这场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政府在1906年制定等同于宪法的基本法,成立国家杜马立法议会,实行多党制。
[50]在此,爱因斯坦举了蜗牛的例子:“蜗牛是什么呢?蜗牛是一种栖息在蜗牛壳里的动物。而蜗牛壳只是蜗牛的物质产品而已,蜗牛去掉它的壳也是蜗牛,犹太人也是一样。”
[51]摩西,公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圣经·旧约》前五本书的执笔者。他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到达神所预备的流着奶和蜜之地——迦南。迦南,巴勒斯坦的古地名,在今天约旦河与死海的西岸一带。
[52]1945年秋,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向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员斯温发表了这篇关于原子弹的谈话。
[53]爱因斯坦认为,把这个秘密交给苏联或者联合国可能会形成竞争。他在此举了一个资本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原因:一个资本家想与别人一起办企业,把自己的钱分了一半给别人,而别人拿到这些钱可能会开办另一个企业与他竞争,但是,资本家想要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54]显然,这里的谈话记录是错的。哈恩发现的是铀核的裂变,而不是链式反应。铀核的链式反应是由约里奥、费米和西拉德于1939年发现的。
奥托·哈恩(1879—1968年),德国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55]这里记录的也不确切。实际上,迈特内在1938年9月就已经离开了德国,当时她已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研究所工作了。把哈恩的铀核裂变的消息带到瑞典的是她的外甥弗里许,他们两个对这个现象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美国访问的玻尔。
[56]埃梅利·雷韦斯(1904—1981年),英国作家、发行人,他曾积极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其著作《和平的解剖》出版于1945年,旨在宣传建立世界政府。
[57]1945年12月10日,爱因斯坦在纽约诺贝尔纪念宴会上宣读了这篇讲稿,讲稿是由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卡勒尔起草的。
[58]《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签署的联合宣言。宪章标榜所谓的“四大自由”:第一,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言论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宗教的自由;第三,免于匮乏的自由,保证世界的一切地方,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一种健康的和平生活;第四,免于恐惧的自由,使世界上的一切地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向任何邻国发起侵略行动。
[59]当时,纳粹在罗马尼亚地区搜捕了11万名犹太人。
[60]马达内克和奥斯维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在波兰设立的大规模的集中营。奥斯维辛是纳粹修建的一千多个集中营中最大的一个,在此有上百万人被杀害,其中就有40万名犹太人,因此它也被称为“死亡工厂”。
[61]本文最初于1946年1月发表在纽约的《壮观》月刊上。
[62]1940年,爱因斯坦获得美国国籍。
[6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7年秋同斯温进行的第二次谈话。
[64]宇宙线,也称为宇宙射线,是指一种来自宇宙中的具有很大能量的带电粒子流。它的粒子的动能跨越14个数量级。
[65]成功湖,位于纽约的长岛,是联合国总部临时所在地。
[66]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年),前苏联外交部长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从来不明显地依随任何特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派别,只是经常充当一个令人尊敬的使者和发言人。
[67]至于原子弹的“秘密”,在爱因斯坦看来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俄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制造出原子弹。
[68]奥匈帝国,是存在于1867年至1918年的一个中欧共主邦联国家。当时的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帝国组成“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以及匈牙利圣伊什特万的王冠领地”联盟,匈牙利国王与奥地利皇帝是同一个人。匈牙利对内享有一定程度的立法、行政、司法、税收、海关等自治权,外交和国防等对外事务方面则与奥地利一样,统一由帝国中央政府处理。奥匈帝国是匈牙利贵族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争取维持原来的奥地利帝国时所达成的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69]本文最初发表在《每月评论》的创刊号上,这本刊物自称是“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刊物”,于1949年5月创刊于纽约。
[70]索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年),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有闲阶级论》《企业论》《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等。
[71]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意识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人们只能用语言表达它,用文字记录它,不能用它直接作用于客观事物。虽然只靠单纯的意识不会引起客观事物的变化,但是意识却有一种本领,那就是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不停地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在实践中,意识总是指挥着人们使用一种物质的东西去作用于另一种物质的东西,从而引起物质具体形态的变化,这种力量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72]金融寡头,是指掌握着庞大的金融资本,并在实际上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政权的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也叫“财政寡头”。
[73]此信最初于1947年9月23日发表在《纽约日报》上,并于同年发表在10月号的《联合国世界》上。
[74]轴心国,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法西斯国家联盟,主要是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及与他们合作的一些国家和占领国。这个名称源于1936年11月1日墨索里尼评价《德意同盟条约》的一次演说,“柏林和罗马的垂直线不是壁垒,而是轴心”,因柏林和罗马在同一经度线上,因此后人就把法西斯同盟称为“轴心”,参加国称为“轴心国”。
[75]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为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创立于1946年1月13日,是联合国的六大主要机构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国机构。
[76]本文写于1947年12月,最初发表在《原子科学家通报》上。
[77]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1882年1月—1945年4月)美国第31任、第32任总统(1933年3月4日—1937年1月20日,1937年1月20日—1941年1月20日,1941年1月20日—1945年1月20日,1945年1月20日—1945年4月12日 ) 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第四届未任满)的总统。罗斯福在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被学者评为美国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同华盛顿和林肯齐名。
[78]瓦维洛夫(1887—1943年),苏联植物育种学家和遗传学家。
[79]弗鲁姆金(1895—1976年),苏联物理化学家,主要研究带电子表界面的表面现象,最先把电极溶液界面上的双电层结构和电化学反应动力学联系起来,曾组织国际电化学学会,著有《电毛细现象和电极电势》《电极过程的动力学》等。
[80]约飞(1880—1960年),苏联物理学家。
[81]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谢苗诺夫(1896年4月—1986年9月),苏联医生和化学家,出生于俄罗斯的萨拉托夫。他最大的贡献是对化学连锁反应的量的理论、对热爆炸的理论和对气态混合物燃烧的理论。1956年,他与西里尔·欣谢尔伍德一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82]这封公开信最初于1947年11月26日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英文杂志《新时代》周刊上。
当时,瓦维洛夫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弗鲁姆金任苏联科学院胶体电化学研究所所长,约飞任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任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83]尤金·拉比诺维奇是《原子科学家通报》的主编。1949年,“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解散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出版《原子科学家通报》,而且爱因斯坦对其某期谈论“民防工作”问题不满,认为它违反了反战的宗旨。于是,拉比诺维奇就写信同他谈论这个问题,并请他写一篇代表和平主义观点的文章。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于1951年1月5日给拉比诺维奇的回信。
[84]这是指1937年7月以后,爱因斯坦面对残暴的法西斯采取了坚决抵抗的立场。
[85]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3年12月5日写给芝加哥律师“十诫会”的信,但直到1954年2月20日这个组织才宣读了这封信。
[86]纽伦堡审判指的是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导者进行的数十次审判。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举行,因此叫做“纽伦堡审判”。23名被同盟国认定为“主要战争犯”中的21人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其中包括前纳粹元帅赫尔曼·戈林、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波曼及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
1946年至1949年,美国军事法庭又进行了后续的审判调查,这次审判被称为“纽伦堡后续审判”。
[87]本文最初于1940年发表在爱因斯坦在纽约出版的文集《自由和它的意义》上。
[88]1944年6月,美国“全国科学、专门职业、艺术和白领组织协会”组织召开了“全国战时会议”,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为这次会议准备的书面意见。
[89]1954年3月13日,“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举行了一个关于“学术自由意义”的集会,会前向爱因斯坦问了5个问题。
本文就是爱因斯坦的回信,并在其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最后一个政治迫害事件平息之后,你们才可以给我献花,在这之前就不要了。”
[90]池维·卢黎厄是以色列“犹太代办处”的重要成员,1955年1月4日爱因斯坦给他写了一封信,即本文。
[91]指以色列。在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魏兹曼于1952年11月去世之后,爱因斯坦曾被以色列政府邀请出任总统,但他拒绝了。
[92]“基布兹运动”是指1904年到1914年,俄国犹太人为了躲避沙皇的大屠杀而迁徙到巴勒斯坦,并在此建立起了集体化农庄。
[9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8日写给一个印度人的信。
[94]指当时刚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
[95]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1959年5月)1953年到1959年的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96]这个宣言是罗素于1955年4月起草的,原名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爱因斯坦于4月11日在宣言上签名,两天后他就患了重病,并于4月18日去世了。
[97]比基尼岛是一个位于马绍尔群岛北端的堡礁,为比基尼环礁中最大的一个岛。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在马绍尔群岛共进行了六十多次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在这座小岛进行的。
[98]这个宣言发表以后,在罗素的积极推动下,在美国资本家塞勒斯·伊顿的资助下,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和伯特兰·罗素于1957年7月以这个宣言的签名者的名义在加拿大东部新勒科舍洲的帕格沃什村的伊顿家里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有10个国家的22名科学家参与。此后,这样的会议不到一年就举行一次,并被统称为“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罗素是这个会议的常务委员会主席。
[99]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6年4月20日写给一个加拿大青年的信。
[100]指罗曼·罗兰的《通过革命的和平》。当时,罗曼·罗兰对爱因斯坦转变战争态度很不满,曾于1933年9月在日记中说:“爱因斯坦经常180度地大转弯,犹豫不定,自相矛盾,比公开的敌人的顽固不化更坏。”
[101]本文最初于1922年发表在伦茨和法比安编的和平主义手册《和平运动》上。
[102]本文最初发表在《原子科学家通报》1952年10月出版的“美国签证政策和外国科学家”专号上。
[103]1947年5月,爱因斯坦为“美国纪念碑建造工会”拟的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的题词,但从未被采用过。
[104]1931年3月18日,爱因斯坦给在加利福尼亚州监狱里的托马斯·莫尼写了一封信。
托马斯·莫尼是美国“北美工团主义同盟”的领袖之一,1961年因旧金山炸弹案被诬陷入狱,初判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1931年初,爱因斯坦访问加利福尼亚时得知莫尼一案的详情,一回到德国就写了这封信表示声援,两个月后又写信给加利福尼亚当局为莫尼申冤。1939年,经过群众无数次的抗议之后,美国政府被迫释放了莫尼。
[105]本文写于1931年或者1932年,是爱因斯坦写给弗洛伊德的信。
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5月—1939年9月),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产生的根本原因。
[106]1932年,爱因斯坦初次答复“纪念林肯诞辰保卫民主和学术自由委员会”所提的问题。
[107]美国《独立宣言》是北美洲13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脱离大不列颠王国并宣告独立的纲领性文件。1776年7月4日,此宣言由在费城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批准。7月4日从此以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独立宣言》是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
[108]这是爱因斯坦最后未完成的遗稿,原来是准备为以色列“独立纪念日”作电视演讲用的。
这份手稿是从1955年4月11日开始起草的,但是13日爱因斯坦患重病,18日就病逝了。
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苏联提案,决议结束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而改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巴勒斯坦分治成为两个独立的国家。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顾美国的阻拦,宣布成为以色列国。由此,5月14日就成了以色列的“独立纪念日”。
[109]本文大概写于1922年,最初发表在《我的世界观》中。
[110]赫尔曼·埃米尔·费歇尔(1852年10月—1919年7月),德国有机化学家。他合成了苯肼,引入肼类作为研究糖类结构的有力手段,并合成了多种糖类,在理论上搞清了葡萄糖的结构,总结并阐述了糖类普遍具有的立体异构现象,并用费歇尔投影式描述之;他确定了咖啡因、茶碱、尿酸等物质都是嘌呤的衍生物,合成了嘌呤;他开拓了对蛋白质的研究,确定了氨基酸通过肽键形成多肽,并成功地合成了多肽。1902年,费歇尔因对嘌呤和糖类的合成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111]本文写于1930年5月,是爱因斯坦给反战团体“不再打仗运动”的回信。
[112]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1年2月16日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所作的讲话,最初于17日以《科学和幸福》为标题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113]本文写作年代不详。
[114]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3年5月26日在英国牛津写给冯·劳厄的回信。
希特勒上台之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系列谴责纳粹的言论,并发表了离开德国的声明。冯·劳厄作为他的朋友,就写信劝告他对政治问题的态度不要那么激进,爱因斯坦回信表示不同意。
虽然劳厄的态度不如爱因斯坦那么激烈,但在学术上他一直明确、坚决地抵制纳粹。而且,他反对普鲁士科学院辞退爱因斯坦,并公开为相对论辩护,同时阻止希特勒的追随者斯塔克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为此,1934年爱因斯坦评价他:“你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高尚的人。”
[115]洪堡(1769—1859年),德国探险家和科学家,在各个领域的贡献使他成为近代地质学、气候学、地磁学、生态学的创始人之一。
[116]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3年10月3日在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纪念厅发表的演讲。当时,爱因斯坦为躲避纳粹的谋杀从比利时流亡到英国。
[117]本文最初发表在美国《科学周刊》1935—1936年冬季特刊上。
[118]1940年9月,第一届“科学、哲学和宗教同民主生活关系研讨会”在美国召开,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119]赫贝特·萨缪尔写的《信仰和行动》一书中对此思想有令人信服的阐述。
[120]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4年6月17日对《自由世界》杂志上所发表的《科学和世界合作》中所提问题的答复。
[121]全国科学家会议原本定在1946年1月召开,本文是爱因斯坦为本次会议起草的贺信。但是,实际上这个会议并没有开成,这封信也没有寄出。
[122]本文是爱因斯坦为菲利普·弗兰克的《相对论——一个丰富多彩的真理》(1950年出版)一书所做的序言。
[123]1950年10月,意大利科学促进会在卢加举行第42次会议,爱因斯坦写了这封贺信。
[124]“经济人”这个概念来源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指具有完全的理性并且只追求经济利益、只按照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人。
[125]本文是爱因斯坦对《杂志》记者的问题的答复,最初于1954年11月18日发表在《记者》上。
这篇短文发表后,美国知识分子的反应很强烈,很多报纸都被迫讨论知识分子的自由问题。有意思的是,美国管道业工会居然通过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的称号。
[126]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2年1月15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讲话,同年2月,他在洛杉矶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127]1941年9月28日,科学讨论会在伦敦举行,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为大会所作的广播讲话。
[128]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3年4月23日写给J.S.斯威策的信。李约瑟在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引用了全文。
[129]1918年4月,柏林物理协会举办了马克斯·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庆祝会上的讲话。
[130]“前定和谐”是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莱布尼茨认为,万物由“单子”构成,而单子因其绝对单纯而无部分,没有“窗子”可供出入,因而彼此不能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宇宙万物却互相协调,构成一个和谐的总体。他认为,这是因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就使每一单子具有这样的本性,在嗣后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单子都各自遵循自身的规律发展变化,又自然地与其他一切单子的发展变化保持协调。他还用“前定和谐”的学说来说明心身关系,将心身比作两个制造得极精密的时钟,认为它们各走各的而彼此自然地保持一致。莱布尼茨有时自称其哲学体系为“前定和谐系统”。
[131]第欧根尼(约公元前404—前323年),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说他曾在白天提着灯笼到处寻找诚实的人。
[132]本文选自《宇宙宗教以及其他见解和警句》。
[133]两年后,爱因斯坦就改变了看法。
[134]狭义相对论是制造原子弹的基础理论之一,在这里是指原子弹。
[135]1930年8月22日,“德国无线电展览会”在柏林开幕,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136]本文是A.施特恩记录的他与爱因斯坦在1945年1月的谈话。当时,施特恩是波多黎各大学的哲学教授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哲学退职教授。
[137]大概是指英国皇家学会。
[138]韦纳·海森堡(1901年12月—1976年2月),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性人物,193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其著作《量子论的物理学基础》是量子力学领域的一部经典著作。
1927年,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这个原理是指在一个量子力学系统中,一个运动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不可被同时确定,位置的不确定性和动量的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乘积不小于h/4π(h为普朗克常数),这些误差对于人类来说虽然是微小的,但是在原子研究中并不能被忽略。
[139]盖然论是指主张确定性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物理学和社会科学中,支配信仰和行动的是盖然性的一种理论。
[140]1950年,爱因斯坦在国际外科医学院发表了讲话,本文就是这个讲话的记录稿。
[141]本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10月出版的《论坛和世纪》上,当时的标题是《我的信仰》。
[142]本文是爱因斯坦给策德斯特勒姆的回信,写信年代不详。
[14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英国经济学家,因开创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闻名于世。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144]本文是爱因斯坦给美籍匈牙利著作家埃米耳·伦吉耳的信,最初于1930年9月14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145]1938年,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想法,即请爱因斯坦给五千年后的子孙写一封信,以期望“五千年后的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感情”。于是,爱因斯坦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已被深埋于纽约的弗拉辛广场的地下。
[146]本文最初于1936年发表在乔治·许来伯编的《肖像和自白》上。
[147]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9年写的《我的世界观》的续篇,最初发表在费迪曼编的《我的信仰》一书中。
[148]1939年5月19日,普林斯顿神学院举办了美国全国神学院联合会东北区会议,爱因斯坦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本篇讲话,当时这篇讲稿只以油印的形式传播。
[149]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3年4月11日为呼吁犹太人团结所作的广播讲话。
[150]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2年为加拿大“教育周”所写的贺信。
[15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2年7月17日写给贝索的信。
[152]指的是爱因斯坦的妹夫保尔·温特勒病逝在贝索的家里。
[153]本文写作年代不详。
[154]本文写作年代不详,最初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上。
[155]本文写作年代不详,最初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上。
[156]本文写作年代不详,最初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上。
[157]本文是爱因斯坦写给罗各的信,写作年代不详。
1925年到1932年间,罗各任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
[158]1937年10月,美国基督教青年汇创建,本文就是爱因斯坦为它写的贺词。
[159]尼科罗·马基雅弗利(1461—1527年),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他主张铁腕政治和权术政治,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一书。
[160]1938年6月6日,美国斯沃思举行莫尔学院学位授予典礼,本文就是爱因斯坦在典礼上的讲话。
[161]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5年2月21日给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人的回信。
这个人写信对爱因斯坦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斯发表一个声明来反对爱因斯坦经常强调的一个原则:人的良心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权威。这个原则也是纽伦堡审判所承认的。而这个人是一个普通公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因而搞不清楚这个难题,因此写信给爱因斯坦期望获得解答。
[162]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29年10月写给纽约罗里奇博物馆的信。
[16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1年8月13日给画家西·列温的回信。西·列温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曾把自己的一本反战画册寄给爱因斯坦。
[164]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年11月—1745年10月)英国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的文学创造者”。他以《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另有大量的政论和讽刺诗以抨击英国殖民主义政策,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其中,写于1726年的《格列佛游记》暴露了英国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讽刺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败,是英国讽刺文学中的第一部杰作。
[165]多米埃(1808—1879年),法国画家,画了许多讽刺法国统治集团的漫画和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石版画。他的素描和油画也具有丰富的生命力。
[166]本文最初发表在1951年12月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报》上。
[167]本文最初发表在苏黎世1952年2月29日出版的《青年商人》上。
[168]本文最初于1932年9月26日发表在《见解》杂志上。
[169]摩西《五经》,又被称为“摩西五书”,是西伯来《圣经》《旧约》最初的五部经典:《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它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并被作为犹太国国家的法律规范。其主要思想是:神的创造、人的尊严与堕落、神的救赎、神的拣选、神的立约、神的律法。
[170]《诗篇》是《圣经·旧约》的一部分,共有150篇。
[171]本文是爱因斯坦给自有牧师俱乐部的回信。
[172]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1948年9月),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之一,受到法兰兹·鲍亚士的影响,同爱德华·萨皮尔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她的《文化的型式》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综合研究的成果。
[173]“普韦布洛”,西班牙语的意思是“村”或“镇”,这里是指以农村公社的形式定居的从事农业的印第安部落,以区别于那些比较野蛮的流动的印第安部落。“普韦布洛”目前主要分布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东北地区。
[174]本文写作年代不详,被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中。
[175]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赫伯特·格耳德斯坦通过电报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爱因斯坦当天就回了电报,就是本文。
[176]本文最初于1930年11月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177]方济各(1182年7月—1226年10月),意大利人,是方济各教派(又称“小兄弟会”)的创始人,标榜以贞洁、顺从和无财产作为其基本戒律。他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
[178]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1931年左右爱因斯坦发表了对这次危机的看法,也就是本文。
[179]卡特尔为法语“cartel”的音译,指由一系列生产类似产品的独立企业所构成的组织,目的是提高该类产品的价格和控制其产量。生产或销售某一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通过在商品价格、产量和销售等方面订立协定而形成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成员在生产、商业和法律上仍然保持独立性。
[180]本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被收录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中。
[181]本文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是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对南加利福尼亚11个大学的代表所作的讲话。
[182]本文大约写于1932年,是爱因斯坦给支持“和平运动”的朋友的一封回信。
[18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1年9月30日写给美国缅因州的一个人的信。
[184]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31年11月19日写给贝索的信。
[185]本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最初被发表在1934年出版的《我的世界观》上。
[186]1931年初,爱因斯坦和小洛克菲勒在后者家里进行了一次谈话。为此,美国作家乔治·菲雷克写了这篇报道。菲雷克是一个无耻的文人,他不但吹捧垄断资本家,还宣传纳粹精神,1942年以纳粹的间谍罪名被判刑。
小洛克菲勒当时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爱因斯坦认为基金会对于奖学金的规定歧视了那些未在美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外国学者,因此他找小洛克菲勒谈话,希望可以修改一下这些规定。
[187]文牍主义,就是以原本作为管理手段的文牍案卷掩饰、遮蔽工作目的本身,唯烦琐、因循的程式化、形式化文书、表格为上,是一种不务实际、不求实效的管理作风。
[188]本文最早于1944年发表在意大利巴里出版的意大利文的小册子《克罗齐通信集》上。
本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年)意大利唯心论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的哲学观点是新黑格尔主义,同时又掺杂着康德、马赫、柏格森的东西。墨索里尼篡取意大利政权时,他于1925年撰写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1926年被撤职,但墨索里尼一直没敢禁止他的著作的发表。1943年,盟军在意大利登录后,他重建自由党,并担任主席,1944年他加入意大利政府,但不久后退出政界,从事历史研究。
[189]贤人集团(Aristocracy)也译作“贵族”。爱因斯坦的这段话源自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把他那种合乎自然、理智的理想称作“贵族政治”,他说:“一个建立在自然原则之上的国家,之所以说它是有智慧的,是因为国家中有这些最少的一部分人用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统治着国家,因而国家才是有智慧的,而且只有这个才称得上是智慧,按照自然的规则,拥有这些智慧的人只能是少数,而这种少数人就是哲学家。”因此他认为:“除非哲学家变为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称之为国王或统治者的人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从而把那些只研究政治而不研究哲学的人和那些只研究哲学而不研究政治的人都排除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得安宁,世界也不会免于灾难。”柏拉图这种为奴隶主阶级贵族政治作辩护的言辞是行不通的,是有悖于历史潮流的。克罗齐在1944年7月28日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写道:“这种建立在理性上并且被哲学家统治的国家制度不但从未被采纳过,而且也被现代哲学思想所排斥。”
[190]这是印度诗人、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拉宾德拉那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cre 1861—1941年)于1930年7月14日到柏林西南郊卡普特(Caputh)访问爱因斯坦的对话记录。
[191]贝尔维德勒是梵蒂冈教皇宫殿的一部分,其中收藏着古典艺术的珍品,古希腊人物阿波罗的雕像就在其中。
[192]玛牙(maya)译作“幻”,是印度宗教哲学中的女神,即万物之母。
[193]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44年9月7日写给M.玻恩的信。
[194]这也是针对玻恩1944年7月15日所写的信中的一段话。玻恩认为科学界有必要遵循“国际性的伦理规范”,还说“我们科学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建立世界秩序”。他表示要尽力而为,而且要找尼尔斯·玻尔参与其事。
[195]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科学界以勒那德和斯塔克为首的法西斯分子攻击爱因斯坦的一顶帽子。他们把以相对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研究斥为“犹太人的物理学”,认为其是独断主义,而标榜自己所谓的“德国人的物理学”是崇尚实用主义的。
[196]1948年3月,M.玻恩把他打算出版的讲稿《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寄给爱因斯坦,请他提意见,该稿中引用了信中的最后一段。1948年3月31日,M.玻恩给爱因斯坦的信中的一段话:“我坚定地相信,但我希望……”我承认这句话是稀奇的,但你把“相信”二字加了着重号,我把它删掉打算代之以“我希望”。
[197]爱因斯坦于1922年4月访问法国时,曾和法国哲学家、科学家讨论哲学问题。《法国哲学学会公报》曾对此作过详细报道,1923年8月出版的《自然》(nature)转述了这个报道,并且引述了爱因斯坦的全部发言。
[198]译自P.A.希尔普编的“当代哲学家丛书”之《伯特兰·罗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1944年纽约版278-291页
罗素(1872年5月—1970年2月),英国数学家和唯心论哲学家,1920—1921年曾来中国讲学。
[199]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作家、教师,长期担任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是现代资产阶级技治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200]原文如此,但现实中纽约没有埃菲尔铁塔,《思想和见解》中把这一句译作“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纽约的摩天楼”,这样似乎较为妥当,但事实上这两者之间除了“高”这一个相似点外,并无其他相似点。——编者译
[201]格列弗(Gulliver),英国文学家斯威夫特(J.Swift 1667—1745年)写的一部讽刺性幻想小说《格列弗游记》中的主人公,他游历了“大人国”“小人国”等处。
[202]奥卡姆,原名威廉,英国人,生于1285年,卒于1349年,英国经验哲学家、唯名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物质本身就是实在的,不需要加给它什么形式”,提出“要用剃刀把那些空洞的形式、概念通通剃掉”。他还主张,“如没有必要,不要增加实在的东西的数目”。这些观点被后来的哲学家称为“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
[203]这是爱因斯坦于1932年6月同英国作家詹姆斯·墨菲的谈话记录。墨菲翻译了普朗克著作中的几篇哲学文章,编成书,题目为《科学往何处去》,请爱因斯坦作序,并同他进行了上述谈话。之后,墨菲把这篇对话作为该书的《跋》。
[204]《物理学进化——从早期概念到相对性和量子的各种观念的生长》是爱因斯坦同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在1937年3月—9月合著的通俗小册子,1938年以英文和德文共同出版,该书实际上是由英费尔德计划和执笔的,爱因斯坦只是参加了提纲的讨论,并在英费尔德写成初稿之后提出修稿意见。商务印书馆曾于1947年出版过该书,1962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译本。本文选译自英文版。
[205]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2年3月30日给索洛文写的信。
[206]这是爱因斯坦于1950年10月13日写给英语作家威斯康特·塞缪耳(Viscount Samuel)的信,最初发表在1951年塞缪耳的著作《论物理学》上。
[207]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1年1月1日写给索洛文的信。
[208]指爱因斯坦于1949年1月为《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写的序。
[209]这个讲话最初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祥。讲稿最早见于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世界观》上。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56页。
[210]这是爱因斯坦1933年10月到美国后不久后给一位女青年写的一封回信,最初发表在《我的世界观》上,这里译自《思想与见解》56—57页。
[211]H.G.威尔逊《世界史纲》,原名“The Outline of History”,1920年出版,1933年增订,抗日战争以前由梁思成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212]这是爱因斯坦于1936年10月15日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最初发表于《学校和社会》杂志44卷589—592页,题目叫《关于教育的一些想法》。这里译自《晚年集》的31—37页,题目也来自《晚年集》。
[213]吉卜赛是一个从亚洲迁徙到欧洲各地流浪散居的民族。
[214]这是爱因斯坦于1951年1月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教育协会”(Ethical Culture Society)成立75周年纪念会上的赞词,最初发表于1951年6月的《纽约时报》上,这里译自《思想与见解》53—54页。
[215]这是爱因斯坦应《纽约时报》的编辑的要求而写的申明,1952年10月5日发表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66—67页。
[216]即社会伦理准则。
[217]1928年,爱因斯坦患病,到瑞士结核病疗养胜地达伏斯疗养,那里有一所专为疗养青年设置的国际大学曾邀请爱因斯坦去讲课,他讲过《物理学的概念及其最近的变化》,本文是这次讲课的开场白,最初发表在《我的世界观》上。这里译自《思想和见解》。